中午，吃饭的时候，跟母亲聊天。前几天她和几位小区邻居阿姨们一起去笔架山公园赏花游玩，几人中她年龄最大，但就她没带那种专门用来装饰拍照的假发。我说：「妈，你这发型发挺好看。」她最近做了一个体检，医生说她心脏供血不足，如果感觉胸闷疼痛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医生给她开了一种小药片，一小袋共五片，叮嘱她在危急的时候吃下一颗，然后紧急前往医院。
儿子：「还是得再去检查看看。」
母亲： 「就这样吧，不太想治疗。」
儿子：「那我们还是去医院做个系统点的检查，查个清楚，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即便不想治疗，我们心里也得有个明白，是吧？」
母亲笑着说：「死也得死个明明白白是吧。」
这几年我和母亲谈论疾病和死亡，很少有沉重与悲伤。
母亲比我通透，她之前跟我聊过一次「身后事」的安排。她的丧事想在深圳安安静静地办，不要通知江苏老家的亲友们大老远赶到深圳来，不想让他们那么麻烦，她自己也不想那么吵闹，她说：「安静点好。」如果可以的话，申请一下将骨灰撒大海或者随便埋在山脚下的树旁就行，要那个小盒子没有意义。
她说：「等把这些事情安排好了，你回去跟家里人，你舅、姨们通报一声就行了，就算是有一个交代了。」
母亲说：「不要葬回老家村上，不要跟你爸葬一起。」她对这个男人的恨，时间无法抹平。
回家过年期间跟父亲聊起这个话题，他说：「如果你妈不葬回来，那她就成孤魂野鬼了。」母亲对父亲的话甚是鄙夷，她不信村上说的鬼神，她不屑于村上的那一套吹吹打打。她信基督，她相信耶和华不会抛弃她。
她只是一位普通女性，但在面对生死问题上，她有点宗教家或哲学家的影子。已故学者李泽厚先生曾给自己写了一段话：「静悄悄地写，静悄悄地读，静悄悄地活，静悄悄地死。」
母亲对死亡的通透，一是因为年岁带来的礼物，另外是因为她曾多次直面过死神的捉弄。
11年前，母亲在湖南做过三次开腹手术，术后胃部有一个切口一直未愈合，需要用一根管子把漏到腹腔的胃液倒流到体外，要不然便会腐蚀内脏器官，她已因此有过多次生命危险。在医院病床上待了一年多时间，一年多一直靠静脉输入营养液维持生命，从未吃过一口东西。后来她身上带着倒流管回家调养，也只能喝点稀薄的汤汁，床头的负压机得一直替她吸收着体内的液体。食物对于她来说，就是致命的东西。
在家里又躺了一年多时间，有一天，她说：「想明白了，不想再带着管子等死了」，县城医院不敢给她拔管子，她自己在家把那根深深插在身体里的管子拔了出来，看着管壁上积累的那些污渍，她扔掉了它们，就像是扔掉了过去两年的自己。当然，也可能就此告别今世的自己。她走上街头，吃了一块苏北烙煎饼，那块煎饼是她送给自己依然活着的奖赏，也是她可能奔赴死亡的仪式。她面对死亡时的勇敢有点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被希腊人判处死刑，饮鸩而亡。那根管子就是命运对她的审判，那块煎饼就是她的毒药。
母亲说：「两年多没正经吃过东西了，那块煎饼太香了。」不知是上帝那会还不太想收留她，还是阎王爷刚好在她吃煎饼的时候打了个盹，她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后来，曾在湖南救治过她的一位老教授把她的治疗过程写入了教材。再后来，母亲跟我来了遥远的深圳，病魔也远离了她瘦弱的身躯。
生命渺小如草，也坚硬似钢。
周末早晨，本想睡个懒觉，睡前忘记把六点多的手机闹铃给关掉，闹铃准时响起，睡意退去精神尚佳，起床阅读。母亲进门见我坐在灯下，问：「周末起这么早吗？」我故作神气地说：「勤劳的人还分周日和周一吗？」母亲笑了笑，去厨房给我和孩子们准备早餐，这是她最大的心愿——每一天都能给孩子们做点吃的，不分傍晚与清晨。
我放下书，坐在桌旁听着厨房发出的声响，那切菜板上我永远学不会的时快时慢却节奏一致的声音，那碗碟碰撞的清脆声、配料入锅的滋啦声、水龙头时缓时急的哗啦声，更换垃圾袋的沙沙声，豆浆机旋转的嗡嗡声。
窗外，深圳的鸟儿们也起床了，孩子们还在熟睡中。这琐碎平常，太过奢华，令人忍不住迷恋着它。
2024年3月31日（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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