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家，它曾经与立陶宛一起建立过庞大的国家，史称 「波兰立陶宛联邦」。这个国家在16—17世纪是整个欧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超级大国。波兰的祖上真是太阔了，可惜由于各种原因，波兰三次被瓜分，这三次瓜分皆有沙皇的身影，所以波兰人一直不喜欢俄罗斯。在最近的俄乌冲突中，波兰政府对俄国的表态也是比较敌视的，甚至有「乌克兰政府在冲突中失败，那么波兰政府将不得不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的言论流出，波兰军事专家与时政研究者也预测过，波兰有可能会在未来10年内与俄罗斯开战。这种言论也为俄乌局势增添了新的变数。
18世纪上半叶的波兰在地理上是一个大国，但很多问题导致这个国家动荡不安。首先，波兰没有自然疆界或足够的防御手段。在西边，将波兰与普鲁士和奥地利分开的，只是一条穿过平原或低矮的丘陵的人为划定的边界线。在南边，一条起伏不定的边界线，通常沿着德涅斯特河，将它与奥斯曼帝国隔开。东边丰饶的第聂伯河流域和北边肥沃的德维纳河流域，由俄罗斯和波兰共享。没有连绵的山脉和坚固的防御工事保卫波兰人不受德意志人、奥斯曼人或俄罗斯人的侵犯。
此外，居住在这片广袤但无法防御的土地上的人民，并非同一个民族：波兰人，以西部城市华沙和克拉科夫为中心，占据了人口的大多数；属于斯拉夫民族的立陶宛人，占据了这个王国的中东部；大量的哥萨克和被称作「小俄罗斯人」的罗塞尼亚人居住在最东边；沿北部和西部边界线分布着德意志人和瑞典人的聚落。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在历史上曾是宿敌，而德意志人对所有斯拉夫人都难掩轻蔑之情。
多样化的种族和语言加剧了波兰国内的纷争，而不同的宗教信仰又是在火上浇油。波兰人和大多数立陶宛人都是坚定的罗马天主教徒，其余的立陶宛人——尤其是大贵族——外加俄罗斯人和哥萨克人，则信仰希腊东正教，而居住在西边的各个聚落的瑞典人和德意志人信仰新教的路德宗。东正教徒和新教徒被称作「不从国教者」，他们向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天主教徒要求信仰自由，但信仰自由在当时的欧洲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当不从国教者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便诉诸外国势力的干涉——路德派教徒向普鲁士求助，东正教徒求助于俄罗斯。
更令人忧心的是波兰的社会状况。18世纪时，城镇已经没落，其地位相对不那么重要了。这导致波兰缺少人数众多或富裕的市民阶层。至于其他阶层，大贵族或巨富拥有大片土地，生活奢靡，自私自利且相互猜忌，热衷于操弄政治，而大多数民众则沦为农奴，过着欧洲其他地区无法想象的悲惨生活。一边是贪婪傲慢的贵族，一边是饱受压迫且被忽视的农民，国家独立的最有力保障——社会团结，早已荡然无存。
一个开明、进步的政府本可以做点什么来解决这些社会弊病，但当时的波兰政府无疑是各国政府中最无能也是贻害最深的一个。自16世纪起，波兰君主就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这也导致历任君主的统治都被外国的阴谋和国内各方势力争夺继任者的行动所破坏。而且作为有投票权的贵族选举人不仅能获得丰厚的贿赂，还能压榨当选者以获得某些特权，王权因此逐渐沦为装饰性的摆设。后来的波兰国王大都是外国人，他们会竭力用仅存的一点权力为自己的国家捞取好处，而置波兰的福祉于不顾。18世纪上半叶的波兰国王都是德意志的萨克森选帝侯。他们能登上王位，主要归功于其与奥地利、普鲁士或俄罗斯的利益交换以及对波兰各大势力的收买。这些萨克森君主都乐得利用波兰的资源来推动他们的德意志政策。
波兰宪制的另一个荒谬之处，就是著名的「自由否决权」，这是贵族之间的一种绅士协议，只要有一名议会成员认为某项法律侵害了他的利益而表示反对，该法案就无法通过。历经整个17世纪，自由否决权的原则已经被滥用到承认1万名波兰贵族均有权不遵守其不赞同的法律。这无异于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尽管看起来是个美丽的理想，但在对抗周边那些贪婪、无情的专制君主时，则是一件不可靠的武器。
奥斯曼帝国虽并未陷入波兰那样的困境，但其实力和国际声望已经江河日下。前文我们已经提到奥斯曼人在15和16世纪的辉煌战绩——他们如何征服巴尔干半岛，如何攻陷君士坦丁堡，如何灭掉有上千年历史的拜占庭帝国。在苏莱曼大帝的统治下，奥斯曼人一边沿北非海岸扩张领土，一边在欧洲跨过多瑙河深入匈牙利腹地。虽然奥斯曼人的海上力量在勒班陀遭遇重创（1571），但他们在陆地上的扩张并没有受阻。整个17世纪，奥斯曼帝国都是基督教国家的梦魇。经过二十五年的征战，他们从威尼斯手中夺取了克里特，并很快将黑海北部的鞑靼人和俄罗斯人纳入治下。他们强迫罗马尼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君主臣服，吞并了匈牙利，甚至连波兰国王都一度向他们进贡。1683年，奥斯曼大军包围了维也纳。如果不是民族主义者、波兰国王约翰·索别斯基及时率兵解围，维也纳就陷落了。维也纳也成为穆斯林在欧洲扩张的极限。
此后，奥斯曼人的势力开始逐渐收缩。威尼斯、波兰、教皇和奥地利组成联盟，与奥斯曼帝国展开了经年累月的苦战。最终根据17世纪末签订的【卡洛维茨条约】，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获得了匈牙利的大部分领土，包括特兰西瓦尼亚；波兰将其南部边界推进至德涅斯特河；威尼斯人则得到了达尔马提亚和希腊沿海的贸易中心。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随后与哈布斯堡家族进行了两场战争，导致整个匈牙利都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
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幸运地觉察到奥斯曼帝国和波兰的真正弱点，并将俄罗斯的强盛建筑于二者的不幸之上。叶卡捷琳娜继承沙皇之位后，保持中立，这也减轻了腓特烈二世的压力，使他成功结束了七年战争。此时又正值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三世去世，这给了她干涉波兰事务的机会。叶卡捷琳娜二世并不满意多多少少会受到奥地利影响的萨克森王室，在狡猾的腓特烈二世的帮助下，她说服波兰贵族选举她的一位廷臣和亲信——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为波兰国王。1764年，斯坦尼斯瓦夫成为独立的波兰王国的末代君主。
随着斯坦尼斯瓦夫的继位，俄罗斯开始在波兰政局中发挥主导作用。俄罗斯与普鲁士、奥地利缔结了一个无耻协议，支持这个不幸的受害国限制无政府主义宪法。当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波兰人试图改革他们的政府，废除自由否决权，建设国家时，他们无奈地发现这样的尝试要么因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武力威胁而作罢，要么因为某些人被重金收买而受到阻挠。波兰内部各种族间的冲突和宗教分歧，为邻国的干涉提供了充足的借口，尤其是普鲁士和俄罗斯。
已对外国干涉忍无可忍的波兰天主教徒，终于揭竿而起，却遭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无情镇压。俄军在追击逃逸的叛乱分子时，越过南部边界，侵犯了奥斯曼人的领土，于是引发了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的战争。
这场俄土战争从1768年一直打到1774年。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让奥斯曼政府深感震惊，奥斯曼人认为俄罗斯终将利用阴谋诡计吞并波兰，并打破东欧的均势。一旦波兰被吞并，下一个就会轮到奥斯曼帝国了。此外，奥斯曼人还受到了法兰西的怂恿，法兰西政府同样急于保持欧洲的均势，捍卫波兰的自由，但由于财政窘迫，无力对普鲁士和俄罗斯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
这场俄土战争充分证明，奥斯曼帝国的确行将就木。装备差且指挥不力的奥斯曼军队节节败退，俄罗斯人再次夺取了当年曾被彼得大帝放弃的亚速夫，占领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吉亚，并攻克了布加勒斯特，甚至就要越过多瑙河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甚至鼓动苏丹的希腊子民造反。
叶卡捷琳娜二世
1774年，交战双方签订【库楚克—开纳吉条约】。之后，奥斯曼帝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衰落。俄罗斯已经等不及要大肆瓜分其遗产了。
即使在俄土战争期间，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没有放缓她的波兰政策。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当然希望她能把波兰抛诸脑后，以便他能按照普鲁士的意愿瓜分这片土地。但精明的女沙皇从来不会因为专注别的事情而忽视俄罗斯在波兰的利益。1772年，她与腓特烈二世、奥地利的玛丽亚·特利莎一起，第一次瓜分了波兰。俄罗斯拿走了这个国家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以东的部分，普鲁士拿走除但泽以外的西普鲁士，奥地利分到了加利西亚和克拉科夫。波兰总共被夺走了约四分之一的领土。
1772年的瓜分使波兰人清醒了过来，他们意识到采取根本性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但邻国君主无耻且虚伪的态度让波兰人的努力持续付诸东流。在之后二十一年中，这个不幸的国家，继续在周边强权的虎视眈眈中苟延残喘。虽然在此期间，腓特烈二世和玛丽亚·特利莎相继离世，但他们各自的继任者同样愿意与无情的女沙皇合作。1793年，俄罗斯和普鲁士第二次瓜分波兰。1795年，在波兰人绝望地尝试建立新政府时，不得已最后一次允许奥地利从其残存的领土中再次拿走一部分。在绝望中，勇敢的柯斯丘什科试图力挽狂澜。尽管他的军队英勇无比，却无法抗衡久经沙场的外国军队，以失败告终。「当柯斯丘什科倒下时，自由发出了尖锐的呐喊。」国王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摘下王冠，逃往圣彼得堡。波兰不再是一个独立国家。
经过1793年和1795年的瓜分，奥地利获得了维斯瓦河上游的河谷，普鲁士获得了下游，包括华沙市。剩下的波兰领土大部分归俄罗斯所有，小俄罗斯（罗塞尼亚）以及几乎整个立陶宛因此落入女沙皇之手。自此，俄罗斯与普鲁士和奥地利接壤，在地理上成为欧洲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
1796年，在波兰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被瓜分的一年后，叶卡捷琳娜大帝去世。如果说，彼得大帝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欧洲国家，那么同样可以说，叶卡捷琳娜大帝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欧洲强权。18世纪见证了俄罗斯在欧洲的惊人扩张：在波罗的海沿岸获得大片领土，得以建立新首都；在黑海获得重要港口；把边界向西推进至欧洲大陆的腹地。俄罗斯的崛起是通过蚕食其邻国实现的：瑞典让出了波罗的海东岸的领土，失去了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奥斯曼放弃了黑海沿岸地区和对黑海贸易的垄断权。波兰则从地图上消失了。
本文摘自卡尔顿·海斯的【现代欧洲史：1500—1815】。该书是一部讲述现代欧洲300余年（自16世纪起至1815年止）的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历史作品，涵盖了商业、政治、宗教、文化及殖民竞争等方面的内容。卡尔顿·海斯是新史学派的代表，提倡开拓史学研究领域，因而本书除了传统的政治史内容，也融入了社会史的内容。作者认为，政治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经济与社会因素的变迁，因此，他尝试用社会和经济因素来辅助解释政治事实，以更接近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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