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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明立国以来，其东南沿海地区便长期遭受到倭寇的侵袭。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嘉靖年间，这种长期性的倭寇侵袭已经猖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东南沿海地区的百姓时刻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明代中期轰轰烈烈的抗倭战争一浪高过一浪。胡宗宪、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名臣无一不在抗倭斗争中书写过绚丽的篇章。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们都没能最终禁绝东南沿海的倭寇！而真正从根本上结束东南沿海百姓苦难的，却是由隆庆皇帝朱载垕和名臣高拱所共同主导出台的一道经济政策——隆庆开关！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盘点一下这一事件的过程：
一、「海禁」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自永乐大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之后，从明仁宗朱高炽开始便逐渐的停止了国家层面的对外航海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政策开始从国家层面逐渐延伸到民间，到了明朝中期达到了最高峰，几乎是「片板不准下海，寸货不许入番」。
朝廷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主要是为了隔绝倭寇与陆地上的联系，从而达到孤立倭寇的目的。但是这项政策却没有考虑到当时浙江、福建沿海一带地区的实际情况。
我国古代主要的经济模式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但是浙江、福建沿海地区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这些地域以山地为主，耕地极为不足而且不适于种植粮食，反而适合种植甘蔗、棉花等经济作物，所以本地产出的粮食根本不能实现自给自足。
如此，多年以来，浙江、福建沿海地区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通过民间的海外贸易赚取财物，然后再以财物去周边盛产粮食的地区购入粮食。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官府不让下海做买卖了，地里的粮食又不够吃，大伙儿的肚子怎么填得饱？
二、海禁问题催生出的利益集团的矛盾
前面说了，海禁政策引发了沿海老百姓吃饭的问题，那么随着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接下来就逐渐的衍生成为了利益集团的博弈：
首先是「海禁」的既得利益者，官商集团！
在明朝的海外贸易实际上只承认官方渠道，而不承认民间贸易。所谓的官方渠道，实际上是一种「朝贡」的形式：也就是外国船只带着货物来到明朝进贡，明朝也赐还一些礼品和财物，实际上就完成了一个物品交换的过程。那么既然是官方渠道，其自然就被沿海的朝贡官僚所把持。
另一方面，一些跟官府有联系，同时与海外商人也有往来的本土商人则是看准了这个商机，充当起了官府与海外商人之间牵线搭桥的角色。时间一长，这些商人和沿海官僚就逐渐的勾连在一起，依靠着垄断的官方贸易渠道大发其财，进而形成了官商利益集团。这些人当然希望「海禁」政策能够一直延续，这样他们就可以长期垄断海外贸易渠道。
其次是「海禁」的利益受害者，海商集团！
另一方面，就要说到那些浙江、福建沿海那些依靠海外贸易为生的老百姓了。在明朝中期，实际上全球已经进入到了海洋时代，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也已经全面开始。而这一时代的主题便是自由的海洋贸易，这种时代的浪潮同样也极大地影响了大明东南沿海地区。浙江、福建沿海的百姓们普遍的意识到了海外贸易所能带来的巨额财富。
正是在这样强烈的利益驱动之下，朝廷的一纸禁令根本就挡不住民间百姓下海淘金的热情。这些下海的百姓因为贸易而逐渐聚集着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贸易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联合在一起，组建了更加专业化的船队，招募更多的水手，形成了一整套供货、运输、销售的链条……而这些被海外贸易利益捆绑在一起的民间商业团体也就是海商集团！
对于海商集团来讲，他们当然希望突破海禁的限制，把民间海外贸易合法化，从而使得自己获利的途径能够得到官方认可和保障。
综合上述两点，我们可以看到，官商集团和海商集团对于「海禁」的问题是存在截然相反的态度的，这就造成了二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进而开始了长期的博弈！
三、官商集团与海商集团矛盾的激化——抗倭战争
海商集团与官商集团因为利益的冲突而开始长期的博弈：
首先是官商集团逐步收紧海禁政策。因为官商集团当中存在着大量沿海地区的官僚，他们的优势在于掌握着极大的行政资源，同时对朝廷的政策又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一方面让朝廷长期实施海禁，一方面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对民间的海外贸易行为进行严厉打击。那么这样一来，海商集团的利益便遭到了极大的损害！
接下来海商集团便开始与朝廷对立。由于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海商集团实际上手中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原本为了维护海上货物的安全而组建了武装力量，配备了专门的舰船、火枪，甚至是大炮。由于人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财路，自然肯下血本，其武装力量的实战能力竟是要超过日渐腐朽的明朝军队。
现在官商集团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打击民间海外贸易，一些有实力的海商集团便索性调转枪口直接和官府进行武装对抗。所谓利益让人疯狂，这些海商集团又与混迹于我国东南海域的日本浪人、海盗联合在一起，统一以倭人的身份与朝廷官兵对抗。单是对抗还不够，后来发现手里有刀枪，抢钱比做买卖利润来得快，于是就逐渐演变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到了这个时候，很多海商集团实际上就已经变了质，从原先的商业团体逐步变成了强盗团伙。而由于明朝军队的腐朽，又使得这些强盗集团屡屡得手、越做越大。到了嘉靖中期，以汪直、徐海为首的海盗集团动辄便能聚集上万人，甚至敢强行攻打沿海城池并深入内陆劫掠。
到了这个时候，官商集团与海商集团的矛盾冲突便已经上升到了战争的范畴，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抗倭战争，而戚继光、胡宗宪、谭纶等剿倭名人实际上就是官商集团的代理人。当然这里并没有贬低或者否定抗倭战争正义性的意思，而是为了剖析抗倭战争的本质！
四、东南沿海打烂了，朝廷也就坐不住了
随着沿海地区倭寇肆虐，明朝的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几乎全部陷入战火之中。到了这个时候，朝廷方面朝廷中枢层面就不淡定了，这抗击倭寇搞了几十年，倭寇不仅屡禁不绝反而越剿越多，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让人重视了！
当时新登基的隆庆皇帝朱载垕和内阁首辅高拱等人在弄清楚事情真相之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沿海这么多的倭寇，都是被咱们自己给逼出来的啊！
既然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那么接下来便是解决问题。隆庆皇帝朱载垕深邃的目光在地图中大明朝广袤的疆土上来回的游移，最终他的目光投向了福建的漳州月港……
1567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皇帝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辉啊暖透了大江两岸……咳咳，跑题了，不过从这一刻开始明朝在东南沿海出现了一座「经济特区」！
首先是朝廷承认民间海外贸易的合法性。在福建的漳州月港设立专属海外贸易港口，要求所有的民间海外贸易，货船必须要全部在月港停靠进行货物交易，而月港也是大明朝唯一的对外通商港口。而月港的开放，在后世便被称为「隆庆开关」。
其次是确立了一整套完善的税收体系。包括「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四种税收，其中「引税」是指朝廷下发海外贸易官方许可证时收取的税银；「水饷」是根据停靠月港内的商船大小尺寸收取的税银；「陆饷」是商船携带的商品货物收取的税银；「加增饷」则是针对个别船只未携带货物而只有白银所加征的额外税银。
五、隆庆开关的影响
隆庆开关根本的目的还是在于解决倭寇的问题，但是隆庆皇帝、高拱、张居正等人都没想到，这一事件对大明的后续走向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是利益集团矛盾得到充分调和。对于海商集团而言，民间海外贸易合法化是最大的、也是最核心的收益，从此以后大家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买卖，不用过刀口舔血的苦日子了，当然是天大的好事。而另一方面，官商集团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当然会在利益层面遭受损失，但是朝廷设立的「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不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吗？他们当然有更多钻空子捞钱的机会，在民间贸易活跃的前提下，实际上官商集团增加的税收利益还要远大于遭受的损失。正是因为利益得到了调和，使得大明东南沿海地区重新恢复了稳定，肆虐明朝多年的倭寇基本绝迹。
二是白银开始大量流入中国。由于民间海外贸易合法化，老百姓看到了致富的途径，各种贸易活动络绎不绝，而明朝的瓷器、丝绸等货物原本在海外就有极好的口碑，这就造成了海外的白银开始大量的流入中国，而明朝也逐渐开启了以白银为货币流通的新时代。在此基础上，原本日渐凋零的明朝经济也开始重新获得新的生机，为后续的张居正变法奠定了相当的经济基础。
三是为明朝提供了经济手段解决问题的经验。事实证明在国家治理层面，经济层面的利益调整往往要比单纯的战争压制手段要有效许多。这一事件也让高拱、张居正等人积累了经验，从而在后来的「通贡互市」中，采取类似的手段与北方蒙古诸部也实现了长期的和平。这样一来，就使得明朝南北两面难得的都呈现出和平状态，为后续的张居正变法赢得了宽松的空间！
六、隆庆开关的局限
隆庆开关虽然成效显著，但是其局限性亦是非常明显的：
一是月港的局部开放始终未能上升为国家战略。隆庆开关实际上为大明朝打开了一扇「窗」，让明朝能够从封闭的状态中开始逐步接触全球的变化。如果明王朝能够通过此次契机充分认识全球贸易的趋势，那么大明朝极有可能从「内卷化」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在全面开放中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发展模式。
但是明朝统治阶层仅仅局限于缓解东南局势，然后又为了维持自身的利益不受冲击，于是继续躺在封闭式自给自足的老套路中停滞不前，最终使得明朝「完美」的错过了大航海时代，为东方的沉沦埋下了伏笔。
二是官僚阶层集体腐败使隆庆开关的成果丧失。如前文所述，朝廷设立的「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等税收实际上是掌握在官商集团手中，随着明朝后期官僚阶层的全面腐败，这些税收也大多流入了利益集团的私人腰包，国家的利益被进一步侵蚀。另一方面，严苛的税收和层层盘剥也进一步抑制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最终使得月港的兴盛仅仅只是昙花一现，在几十年之后随着大明王朝一起走向了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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