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托孤，这一发生在公元223年春的历史事件，标志着蜀汉政权由刘备时代过渡到诸葛亮辅政阶段。当时，刘备在经历了夷陵之战的惨败后，身心俱疲，病势沉重，于白帝城的永安宫内，将后事托付给丞相诸葛亮，并同时安排了辅政大臣李严等人，以确保蜀汉的稳定和刘禅的继位。关于刘备是否在托孤之时留有后手，历来学界与民间有着不同的解读与推测。
公元221年，刘备为报关羽被杀之仇，不顾群臣反对，尤其是诸葛亮等人的劝谏，亲率大军东征孙吴。然而，由于战略失误和内部矛盾，蜀军在夷陵遭遇惨败，损兵折将，元气大伤。刘备被迫退守白帝城，精神与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深知自己时日无多。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章武三年（223年）春，刘备病笃，急召诸葛亮自成都至永安，临终前对其托付后事。托孤之际，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段著名的遗言，体现了刘备对诸葛亮能力的高度信任和对其辅佐刘禅寄予厚望，同时也包含了对可能出现极端情况的预案，即如果刘禅不堪重任，诸葛亮可以取而代之。
刘备不仅指定诸葛亮作为首席辅臣，还任命尚书令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与诸葛亮同为辅政大臣。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显示出刘备希望借李严牵制诸葛亮，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调和益州本土派与荆州集团之间的关系，确保政权内部的平衡与稳定。
虽然刘备高度信任诸葛亮，但并未赋予其绝对权力。在托孤的同时，特意设置李严为辅臣，分掌军事大权，形成对诸葛亮权力的制衡。这种双辅政结构，本身就是一种预防诸葛亮权力过大的「后手」。李严作为益州本土势力的代表，其存在有助于缓解荆州系与益州系的矛盾，也有助于在必要时对诸葛亮的决策施加影响或约束。
刘备遗言中的「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句，历来被解读为对诸葛亮的极大授权，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刘备暗示诸葛亮在必要时可以取刘禅而代之。然而，从政治伦理与君臣关系的角度看，这更可能是刘备的一种策略性语言，旨在激发诸葛亮的忠诚与责任感，而非真正鼓励他篡位。事实上，诸葛亮在刘备去世后始终忠心耿耿，鞠躬尽瘁辅佐刘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从未有过僭越之举。
刘备在托孤时，除了口头遗言外，还可能有书面遗诏，详细规划了刘禅继位后的各项政策与人事安排。这些遗诏内容可能包括对刘氏宗族成员的任用与保护措施，以确保皇族在政权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从而在无形中形成对诸葛亮等重臣的潜在制约。然而，由于史料对此缺乏详细记载，具体遗诏内容不得而知，只能根据当时的政治惯例进行合理推测。
刘备在托孤之时确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既体现了对诸葛亮的信任与倚重，又对其权力进行了适度的制约，构建了一个相对均衡的辅政体系。刘备通过设置双辅政架构、利用「君可自取」之语激发诸葛亮的责任感、可能的家族安排以及潜在的忠诚部属暗中布置等手段，可以视为他在临终前为确保蜀汉政权稳定和刘禅顺利接班而留下的「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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