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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见识了英国议会政治后，发出「三代之治在英吉利」的感慨； 他 的识见与思想远超时代 ，认为洋务运动只是在追逐西方的「末」，而没有触及西方的「本」 。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才是晚清真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然而，「独醒者」注定是孤独与苦闷的。超前的见识被同僚所不解，对于保守派来说，他学习西方的主张是「数典忘祖」，其曾经的幕僚、与其一同前往英国担任副使的刘锡鸿，大骂他为「汉奸」「卖国贼」，他的好朋友王闿运说他中了「洋毒」，同朝为官的何金寿弹劾他「有二心于英国」……
他记录英国见闻与思考的【使西纪程】，在众人的攻击之下惨遭封禁，甚至其家乡人都差点烧了他的房子......
在洋务派的眼中，他同样太过超前。虽然恭亲王、李鸿章对他十分欣赏，但他却说李鸿章办洋务是「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甚至说林则徐处置洋务也不得要领，之所以不痛斥林则徐，是因为林的人格实在令人钦敬。
先知先觉者总是被时代所不容。他一生郁郁寡欢，悲痛于时代的昏沉；他去世后，虽有李鸿章等人为他陈词，但朝廷仍然不愿给他谥号。
然而他对自己却有坚定且清晰的认知。去世前不久，他在一首小诗中这样描述自己：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
他就是1876年出使英法，担任首位驻两国公使的晚清名臣——郭嵩焘。
郭嵩焘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阴，1847年与李鸿章同年考中进士。1856年初，他奉曾国藩之命去浙江筹饷，顺道去了趟上海，第一次与洋人打了交道。 此行 令 他大开眼界 ——
传说中的「红毛」「鬼佬」，居然长得很漂亮，居然很讲礼貌，修的房子居然窗明几净，葡萄酒居然也不难喝，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尤其超乎想象，那完全是一种新文明的产物。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中国人打死，引发一场不小的外交风波，史称「马嘉理事件」。为了向英国赔罪，郭嵩焘被派遣至英国，成了清廷第一个正式的驻外公使。
在英国的两年里，他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将自己的思考记录在日记中。
郭嵩焘在当时士大夫中算得上一个「异数」，他诸多「先知先觉」的观点，即使今天的很多人，仍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不认为列强是为了占领中国，说「夷人之于中国，要求通商而已」，我们「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
郭嵩焘主张学习西洋之法，并且看到了西方社会是商业社会的本质，指出「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更难得的是，他的眼光早已超越坚船利炮，他说，「商贾、造船、制器」只是西方的「末」，而「朝廷政教」才是西方立国之本。
由于看到了西方政治制度才是根本，早在甲午战争二十年前，他就指出了洋务运动的无本之术，必将败于日本的全面改革。
面对时代的昏沉，他很悲观。晚清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曾说，中国不到百年，便可以用西洋之法走向富强。 而郭嵩焘却认为，中国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的弊病。
他说，如果只看武器、机器，我们努力三五十年就能赶上世界，但百年树人，再百年树人心风俗，中国社会的全方位改变，没有三百年的努力，根本不可能。
但是，历史不只有前进，经常还会曲折倒退，悲观来看，三百年也是未必。
以上对郭嵩焘一生及其思想的简短回顾，均来自中南大学 孟泽教授的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 一书。 台湾历史学者王荣祖称郭嵩焘「众醉而斯人独醒」，孟泽以「独醒之累」为书名，既道出了郭嵩焘的超前，又道出了他的悲剧。
然而，个人的悲剧，又何尝不是时代与国家的悲剧？直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的见识超过了郭嵩焘？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既是一部郭嵩焘的个人传记，也是一部完整的晚清变革史与思想变革史。如今，我们仍处在现代化转型的艰难道路上，溯源历史，找到变革之初最警醒的思想，对于今天仍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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