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康宁：斯密的背影尚未远去

2024-02-15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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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康宁，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1期（总第45辑）。

来源： 经济学家茶座 Teahouse

Part.

每到征订来年报纸杂志的时候，给我送信件报纸的邮差就会和我联络，因为他知道我每年会订不少的报纸杂志，经他的手自然算作他的工作业绩（也许有奖金）。我订的报纸杂志十多种，加上一些报社杂志社赠送的，楼下的邮箱经常是塞得满满的。有时几种杂志和分量很厚的报纸一起来，从信箱的狭窄的投递口全部放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难为了邮差。

说实话，邮箱里的报纸和杂志并非每份都仔细的看，有的只是看一个大概，包括专业杂志。不过，有一份杂志我却看得很仔细，而且都是在第一时间里看完。这份杂志叫【华夏地理】，是人文地理类的月刊，我已经订阅了好几年。【华夏地理】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中国的合作刊物，每期都有几篇经【国家地理】授权刊登的文章，而且与【国家地理】英文版同步刊登。这份在中国出版的杂志用的英文刊名与美国【国家地理】完全相同，每期的封面都采用【国家地理】那招牌式的黄色边框，十分醒目。

美国【国家地理】创刊至今已经有100多年了，文章的深度和质量保证了这份杂志可以和一所世界著名大学的历史一样悠久。【华夏地理】除了直接刊登【国家地理】的文章外，还有该杂志自己采编的文章，后者在数量上更多一些。说实话，这家杂志自己采编的文章，在水准上与【国家地理】提供的文章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我在看【华夏地理】自己采编的文章时，还是有些耐着性子。不过，2009年11期的【华夏地理】，有一篇该刊物自己采编的文章【认识苏格兰：现代世界的发明者】，却十分耐看，我一连读了两遍。

苏格兰曾经是欧洲十分贫瘠的一块地方，但又是知识、思想、文化的富有之乡，正是因为后者的富有，使这个自然环境远不如英格兰和欧洲的贫瘠之地，在工业革命的年代顿时繁荣了起来。苏格兰出过无数有名的人，如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哲学家大卫·休谟，以及后来到美国发明了电话的贝尔，但对于经济学人而言，苏格兰诞生了亚当·斯密，这才是最重要的。亚当·斯密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苏格兰度过的，包括在那里写下【国富论】。如果说过去250年来苏格兰对世界的最大影响是什么，答案很可能是出了亚当·斯密和【国富论】，因为今天的世界之所以是这样，离不开苏格兰的这位学者和他的著作。

亚当·斯密构造了一个思想的世界，影响了一个现实的世界。前者是他一生努力的目标，后者则是他不曾想到的结果。在斯密的时代，远洋贸易已经成熟，市场疆域大大拓展，技术变革不断出新，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正酝酿革命式的变化。在大变革时代，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也最为激烈。君主王室有其利，地主乡绅有其利，工厂厂主有其利，城市市民和农民也有其利。研究经济的学者不能不关注政治与哲学，对经济生活的分析更是离不开对政治社会的判断，所以，在斯密时代，并没有纯粹的经济学，只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的原理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的原理。

Part.

亚当·斯密离开我们整整220年了（今年7月17日是他的冥诞220周年），今天的人们似乎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不像当今世界大红大紫的经济学名家，聚光灯下的演讲照被许多经济学粉丝在自己的博客中所珍藏，斯密长得什么模样今天也没几个人说得清（我在一本斯密的传记中看过他的画像，好像是一个胖子）。不过，如果说斯密的思想今天已经过时了，恐怕连今天当红的经济学家也不会答应，他们也不敢忘掉这位经济学的祖师爷。

应该承认，国际上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对斯密及其思想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同时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一些经济学大家会经常在他们的论文中娴熟地引用斯密的语录或【国富论】中的论述，名家之作的字里行间，不经意地就流露出对200年前伟人的尊敬。其实，直到现在，主流的经济学思想仍然建立在分工、自由市场竞争等斯密的理论框架上。

200多年前的斯密及其同仁，研究的是经济生活中的原则问题，以及相应的大是大非。前者如价值和财富是如何创造的，分工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后者如市场是否应该自由发展，国家应该怎样征税等等。今天的经济学家较少关注这些看起来过于宏观的大问题，早已聚焦于一些非常具体且技术性很强的细节问题，好像不这样做，所研究的东西就缺乏含金量，甚至连发表都有些困难。

有人说，是经济学研究的进化造成了这一切。就像人的生理解剖原理早在一百年前就解决了，现在要研究的是构成人的生理的分子结构。其实，与其说经济学的进化使然，不如说经济学家的进化造成了这一结果。斯密的时代，经济学家不是一个正式的职业，斯密的理想也不是要做一个经济学家，而是要做一个令人尊敬且有高俸禄的税务官（他直到快死时才谋到这个职位）。那个时代经济学家最大的功能是对社会做出价值判断，并且告知大众。

斯密先写【道德情操论】，后写【国富论】，不是一种职业的逻辑，但符合那个时代的逻辑。今天的经济学家已经是一个高度职业化的群体，既然是职业性的安排，自然就有职业内的游戏规则，否则这个职业就要被职业外的群体所冲击或排挤。赋予职业工作以更多的技术标准就是职业化的一种体现，这既是一种职业门槛，也是职业内部竞争的一种安排，经济学因此也就越来越技术化了，也越来越细枝末节化了。

今天的人们不再研究斯密时代的内容了，但绝不表明斯密研究的问题今天全部解决了，实际上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政以来做的最大的两件事情，一件事是和金融危机作斗争，另一件事是推进国内医疗体制改革。这两件事情都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但都不是细枝末节的研究问题，而是事关「大是大非」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关键问题。无论你能够列出多复杂的联立方程，也无论你研究的技术手段是多么的高深，也无法回答在金融危机面前，美国政府是否有必要出手救助私人企业，是否应该暂时不管自由市场经济的准则，对华尔街的金融家严格限薪这样的问题。

这是社会价值的判断，而与经济学家的职业化技术训练无关。同样，医疗体制的改革，经济学家首先要回答的是，美国是否应该向欧洲靠拢，把医疗福利看作是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就像杰弗逊在美国宪法中所言：人生而平等；还是把医疗福利看作和工资、房子一样，是个人努力竞争的结果。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任何研究涉及医疗福利的经济学的细节性研究，都显得无意义。

Part.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就像经济生活一样，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30年或20年前，中国的经济学家都在讲大道理，有的时候还热衷于在概念上做足文章，是应该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是说「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全用在文字功夫了（至今我们还能看出因官方表述不同而引来的政策差异，这是中国的政治游戏规则之特别所致，历史渊源深厚），学经济学的青年学子觉得无聊。但不容怀疑，那时的经济学论战帮助解决了许多大是大非的问题。

现在遗风虽在，但时过境迁，情况已大有不同。今天经济学家的专业研究，触及笔者所言「大是大非」的研究话题已经很少很少，那些非常细小且非常耗费精力（因为技术性很强）的旁枝末节研究太多太多。可悲的是，绝大部分的研究结果基本无用。更加可悲的是，这些技术性的研究，要么基本没用，要么只有技术，却看不到思想。

应一些经济学刊物的约请，我时常审阅一些投稿的论文。这些论文已经经过编辑部的筛选了，已被认可为是有价值的选题。其中不乏有创新、有显性技术性成果的文章，但坦率地讲，有显性思想性成果的文章却不易看到。

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功利化了，写经济学文章的人（很多是博士生或具有明确功利目标的学界人士），不是出于一种兴趣或对理想价值观的追求，而是刻意要把文章写出来。作者在写的过程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至于文章的结果及其意义，并不是很关注的。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经济学论文：作者用了极其复杂的过程却证明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或者研究了一个早已在国外已经解决的问题。一份在国内很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的编辑部主任曾对我说过，编辑部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关于FDI技术外溢的投稿，编辑部人员早已过了「审美疲劳」的阶段，见到这类稿子，已经可以用「痛苦」两字来形容了。

现在的经济学刊物已很少刊登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等重大问题的文章了，即使有这样选题的文章，观点鲜明、思想性强的力作也属少见。是中国已经超越了讨论「大是大非」问题的历史阶段，经济学的研究自然转向集中研究一些以技术见长的细节问题，还是中国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已经退化，似乎无力回答一些重大问题？或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每天打开报纸，进入互联网络浏览，看到的都是一些理应引起经济学家关注的重大问题，其中不乏「大是大非」之问题。例如，中国的房地产已经成为一个全民性的问题，房地产市场已演化成不同利益集团反复较量的场所，其背后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分配的问题。我们该怎样分配与房地产有关的集团利益和阶层利益？这样的问题要远比房地产业到底能拉动多少个产业增长的问题重要得多。中央政府已经无数次要调控房地产市场，但最后的利益还是向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倾斜。笔者曾经应约写过一篇关于房地产的文章，想了好几个题目，最后用了「为什么总是开发商笑到最后」这样的题目。同样是房地产，央企纷纷在各地当「地王」成了2009年的热点新闻。国资委曾经披露一个数据，央企的利润达到破纪录的2400亿元。如果央企的利润来自于房地产市场，无疑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样的央企，我们还要它干什么？央企当地王是典型的不务正业。

由央企的问题联想到改革。央企之所以热衷于并能够当「地王」，还是改革不彻底出了问题。央企具有特殊的垄断性资源，在房地产市场上赚钱无异于用牛刀宰小鸡，破坏了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同样，中国的银行由于有许可制的保护，以及存款利息与贷款利息的巨差，其利润也来自于一种不公平。所以，所有中国的银行都赚钱，而且赚很多的钱，所有国有控股银行的行长（绝大部分是政府委派的）都拿高薪，也是得益于一种改革不彻底甚至异化的制度框架。

类似的「大是大非」问题很多，限于篇幅，我只能列出这些具有典型性的并与财富分配密切相关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改革自然要调整社会利益，包括调整一些特权集团的利益，如恢复高考，取消大学录取推荐制度（其实就是取消门荫制度）；放开市场，用货币制度替代权利制度（实际上取消用特权获取商品的制度），等等。当初分配不公，是因为短缺经济以及特权集团所造成的。

今天分配制度的改革任务远未完成，仍有严重的分配不公，但原因不是短缺经济，而是关乎到其他的价值判断问题，如权利与金钱结合的新的权贵阶层是否已经出现，以及是否需要对之限制的问题，等等。今天，为了解决房地产市场的难题，抑制投资性买房成了政府的政策选项（海南三亚刚刚出台每人只能买5套房子的规定），但是否符合我们的市场经济大准则？其实，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经济生活中还有不少原则问题、是非观问题以及重大观念问题有待经济学家去研究、去解决。

为写文章而写文章，是今天经济学研究的一大误区。不仅我们难以看到像以前那样曾引起广泛共鸣并推动社会进程的重大改革与发展的闪光思想，而且使新的一代经济学家在逐步丧失探究社会价值的思想。青年经济学人受到的更多的是技术方面的训练，却缺乏思想的熏陶（这和当今具有话语权的经济学家渐渐在贵族化有关）。现在的青年经济学者中，不乏会出现一些学问家，但未必是思想家。

和20年前相比，今天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无疑增强了许多学术性，但学术性不一定代表思想性。在价值观仍处在大破大立的时代，思想性远比学术性更为重要。经济学的研究应该有所回归，至少给一块空间让新的经济思想萌生、传播和影响大众，尽管今天我们也需要学术性的研究。

亚当·斯密已是故人，我们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但这座背影并未远去。如果用心去听，我们似乎还能听到他的声音。近距离地看到斯密的背影，是因为我们还生活在政治经济学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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