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Greg Ip
轉載：華爾街日報
從表面上看，今天的勞動力市場似乎和疫情之前沒什麽不同。失業率還是那麽低，成年人在勞動力隊伍中的比例還是那麽高，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的薪資上漲速度也大致相同。
但是，在表面之下，勞動力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職業生涯和工作對於美國人的生活來說已經沒那麽重要。他們希望有更多的時間來陪伴家人和獨處，在工作時間、地點和方式上擁有更大的靈活性。
這種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已經體現在單個公司和更廣泛的經濟中。這導致了勞動者的持續短缺，尤其是那些看起來不太有吸重力的工作，比如要求到場或者固定時間的工作。這反過來又改變了雇主和雇員的談判地位——迫使雇主做出調整，不僅僅要支付更高的薪資，還要在發出工作機會時優先考慮生活品質。
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些變化源於異常緊俏的勞動力市場。如果失業率上升，員工新獲得的影響力可能會部份失去。
但有些方面的影響力將持續下去。從歷史上看，經濟增長的成果被勞資雙方瓜分，勞動者得到的一部份好處會以福利條件的形式體現出來：較少的工作時間、更多的福利以及更安全、更愉悅的工作環境。這些福利條件在如今的勞動力市場上越來越重要，無論是從員工的預期，還是從雇主必須提供的條件方面，都能體現出來。
01
疫情的影響
就像前幾代人經歷過的戰爭一樣，新冠疫情是工作場所演變的一個裏程碑，影響了當今一代人的生活和生計。
首先，新冠疫情影響了數百萬人出去工作的能力，要麽導致他們死亡或者生病，要麽迫使他們結束勞動力隊伍，以避免感染病毒或者照顧家人。其次，它讓數千萬工人從實體工作場所轉移到虛擬工作場所。有些人感到自由，所以喜歡這種方式；有些人感到孤獨，所以討厭這種方式。還有些人對它愛恨交織。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其結果都是削弱了工作場所對人們心理上的束縛。
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Pew)的一項調查顯示，2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工作或職業對他們的身份認同非常重要。而到了2021年，這個比例只有17%。後來的調查進一步證實了這一發現。
這並不是說人們討厭他們的工作或老板；總體的工作滿意度仍然相當高。只不過現在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這體現在很多方面。員工現在更願意享受應得的假期，在生病的時候就休病假，在感到緊張的時候就休精神健康假，並享受（越來越肯通融的）雇主提供的所有育兒假。
一些流行的表達方式——比如「安靜辭職」(quiet quitting)或「拿多少錢，做多少事」——體現了這種新態度，通常指向的是Z世代，也就是在1990年代末到2010年代初出生的人。「他們真的很煩人，尤其是在工作場所，」演員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告訴【衛報】(the Guardian)。「他們會說，‘不，我今天不舒服，我要10點半才能來。’」
這麽說也不是太公平。從亞里斯多德時代開始，老一代人就抱怨身在其位、不謀其職的年輕人，從那以後就沒有停止過。而且，Z世代還面臨著他們的父輩從未承受過的負擔，比如新冠疫情帶來的麻煩。由於學校和托兒所的零容忍政策，許多年輕的父母被迫在家照顧發燒的幼兒。
不過，更重要的是，這種趨勢不僅限於年輕人。54歲的賓夕法尼亞州民主黨參議員約翰·費特曼(John Fetterman)穿著連帽衫和短褲出現在國會山，震驚了參議院這個全世界最偉大的審議機構。
02
誰在減少工作時間
聖路易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經濟學家申永錫（Yongseok Shin，音譯）和兩位同事發現，由於勞動力參與率降低，而且留在勞動力隊伍中的人們工作時間減少了，疫情之後的勞動力供應量急劇下降。現在勞動力參與率已經基本恢復，女性的工作時間也是如此。然而，去年男性的工作時間比2019年減少了30個小時，這種減少主要集中在收入較高的大學畢業生中。
對此，申永錫有一套理論解釋。這些男性大部份都是工作狂，工作時間比大多數人更長，薪水也更高。突然之間，遠端工作可以讓他們少賣力一些，而且沒有懲罰。
「疫情期間，你意識到，‘我已經筋疲力盡了，我想要更好地平衡工作與生活，’」申永錫說。「如果只有你一個人嘗試這麽做，你會擔心失去升職機會和獎金。但是，隨著疫情帶來普遍沖擊，如果你意識到周圍每個人都在做同樣的事情，包括你的老板，你就會更心安理得地減少工作時間，讓工作與生活恢復平衡。」
起初，員工將遠端工作視為一種應急方案，然後是一種方便員工的福利，現在則是一項權利。有些人寧願辭職也不放棄它。一位銀行行長回憶說，他起草了無數的備忘錄，命令員工重返辦公室，但都被人力資源部否決了。
03
難以填補的職位空缺
工人們對於自己是否要工作以及在哪裏工作的新認知給整體經濟帶來了影響。去年12月，有5.4%的工作崗位空缺，今年1月，40%的小企業至少有一個職位空缺——這兩個數位都高於疫情前的任何時候。
到場工作的固定倒班崗位空缺尤其難以填補。在休閑娛樂和酒店行業，自2019年以來，非管理人員薪酬相對於私營部門的平均水平來說高了8%，這可以看作是給必須在固定時間親自到場工作的人們支付的溢價。遍布在市中心的寫字樓處於半空狀態，從中可以明顯看出遠端工作的盛行程度。
總體來說，企業已經接受了遠端辦公，同時對於其中的利弊權衡也直言不諱。房地產開發及管理公司仲量聯行(JLL)的執行長克里斯汀·烏爾布裏希(Christian Ulbrich)1月份在達沃斯接受了【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的采訪。他說，該公司希望，所有員工無論在哪裏工作，都感覺自己是團隊的一部份。然而，他認為，對於不容易衡量生產率的工作崗位，親自到場工作非常重要。在他職業生涯的早期，「我被允許坐在老板旁邊，聽到他跟別人的電話交談——我在那段時間學到的東西令人驚嘆。」
相反，如果親自到場工作變得不再重要，就更有理由將工作全部外包出去了。烏爾布裏希說：「如果你有一個財務崗位的員工不來辦公室上班，那你為什麽不從印度或菲律賓招一個人來做這份工作呢？」
今年早些時候，聯合包裹運送服務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宣布，它將在全球範圍內裁減1.2萬名員工，其中大部份是管理人員，並要求其余人員恢復每周五天到辦公室工作。預計未來一年還會出現更多這種理性的成本削減措施。近年來的低裁員率是反常的。
但是，裁員威脅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樣讓員工屈服於管理者的要求。許多員工得出的結論是，有些東西比工作更重要，並且願意忍受很多事情（包括失去工作的威脅）來獲得它們。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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