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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車司機莫迪:印度還配叫民主國家嗎?

2024-04-17歷史

印度政治

莫迪的這些策略不僅巧妙地結合了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也體現了他如何透過現代傳播手段與古老宗教情感的結合,贏得了廣泛支持,從而在印度政治舞台上占據了獨特且強勢的位置。

總的來說,莫迪的政治策略及其對權力機構的控制,包括媒體在內的社會各界,都凸顯了他如何利用民主制度的表面形式,來鞏固和擴充套件其個人及黨派的權力,這種情況在其他采用類似非自由民主國家也能見到相似的模式。

作者:Christophe Jaffrelot

編輯:阿K

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自2001年至2014年在古吉拉特邦的執政以及後來在印度全國大選中的成功,主要源於他將民粹主義與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tva)策略性地融合。印度教民族主義起源於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國家誌願者服務組織,簡稱RSS),這一成立於1925年的準軍事化民族主義團體,旨在透過體能和道德培養強化印度教青年,對抗被視為威脅的穆斯林社群。

莫迪自幼參與RSS,一生幾乎全心致力於該組織,未涉足其他職業,並與妻子長期分居。他的政治生涯自2001年起飛速發展,當年他首次成為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

2002年,他領導的政府在反穆斯林暴力事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該事件造成約2000人喪生,這一宗教分裂的策略幫助他在同年12月的州選舉中獲勝。2007年與2012年的選舉中連續獲勝,為他贏得2014年印度人民黨(BJP)總理候選人的資格奠定了基礎。

莫迪在策略上背離了RSS的集體決策傳統,更多地將自己推向前台,與「他的」民眾直接對話,凸顯個人魅力。 他未依賴傳統的活動家網路,而是頻繁舉辦大型集會,充分利用自己的演說才能。莫迪還創辦了個人電視訊道,活躍於社交媒體,並采用創新策略:利用全像技術在多個地點同時舉行集會。他甚至分發印有自己肖像的面具,深化支持者的個人認同。透過這些方法,莫迪不僅在公共領域實作了高度飽和,還利用自己低種姓的背景,建立了強有力的個人敘事,使得他的民粹主義策略更具吸重力(他曾在父親的茶店裏幫忙)。

莫迪的這些策略不僅巧妙地結合了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也體現了他如何透過現代傳播手段與古老宗教情感的結合,贏得了廣泛支持,從而在印度政治舞台上占據了獨特且強勢的位置。

在莫迪的領導下,印度政治景觀正在經歷深刻的變革,特別是在他的「莫迪特瓦」(Moditva)——一種將右翼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印度教信仰和個人崇拜獨特融合的政治哲學——的指導下。

莫迪在2014年和2019年的選舉中,依靠其在印度北部和西部的壓倒性優勢,成功地鞏固了其權力基礎。這種成功不僅加強了他對印度人民黨和RSS的控制,更使得議會和政府充斥著他的信徒和唯命是從的追隨者。

隨著其他機構的相繼屈服,連印度曾經被視為獨立堡壘的最高法院也未能幸免。

莫迪在2014年推動的憲法改革嘗試改變法官的任命方式,這一改革原本面臨廣泛反對,提出以一個五人委員會取代傳統的同行合議庭進行法官任命。盡管最高法院最終裁定該修正案違憲,莫迪政府卻依舊透過篩選合議庭的提名來確保只有那些能夠討好莫迪的候選人被最終任命。

此外,印度的社會和高等教育領域也正在遭受類似的國家控制和民族主義壓力。公立大學的副校長多從印度民族主義者中選拔,私立院校的資助者——通常是商業巨頭——也面臨政府的強大壓力。這種壓力通常反映為對教師的間接控制,任何對抗政府的行為都可能導致資金援助的撤銷或更嚴厲的後果。

反對派屈服的手段多種多樣,常見的包括透過稅務調整或警方調查來恐嚇印度國大黨或其他地區政黨的成員。

這些策略的目的清晰——削弱反對派,吸引他們的成員轉而支持印度人民黨,而對那些拒絕從眾的人,則使用更為嚴厲的手段進行打擊,例如透過法律指控威脅他們的自由甚至生計,顯著的例子包括德裏首席部長艾爾溫德·凱傑利瓦爾的入獄和國大黨資金的凍結。

盡管莫迪總理表現出某些威權傾向,但他的政府仍堅持定期舉行選舉,這與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的土耳其或維克托·歐爾班的匈牙利等類似政體持相似做法。

這樣的選舉操作帶來兩個主要好處: 首先,它允許印度繼續對外宣稱其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如某些西方領導人所言);其次,透過選舉,莫迪得以獲得看似民意的廣泛授權,這種授權被用作削弱所有其他可能挑戰他權威的權力中心的借口,尤其是那些應維護法治的司法系統。

在這種情形下,合法性的外衣往往覆蓋了實際操作的合理性,使得司法系統難以對抗一位「代表人民意誌」的領導者。

對莫迪而言,再次競選連任是一場經過深思熟慮的政治賭博。在他的統治下,原本應保持中立的監管機構,如選舉委員會,已經變得唯命是從。例如,印度憲法明文禁止利用宗教進行選舉活動,但在當前政府的影響下,印度人民黨的領導人即使公開違反此規定,也鮮有受到實質性處罰的案例。

莫迪及其黨派之所以能在選舉中占盡優勢,還得益於其龐大的財政資源。 據報道,2019年印度人民黨的選舉支出高達30億美元,幾乎是其他所有政黨支出總和的兩倍。這一財力的大部份來源於2017年透過的「選舉債券」法案,該法案允許透過匿名方式進行資金捐贈,極大地增強了莫迪政府的財政實力。雖然最高法院在2023年判決該制度違憲,但印度人民黨已透過該制度和其他渠道積累了巨額資金,足以支撐未來的選舉活動。

私營部門的資金,特別是來自那些受益於政府政策的商業巨頭,也是莫迪政權財政的主要來源之一。這些企業巨頭不僅資助政府,還透過控制媒體輸出對政府有利的資訊,以維護其經濟利益和政策優勢。2022年,新德裏電視台(NDTV)被商業巨頭高塔姆·阿達尼收購,此舉標誌著最後一個能夠公開批評莫迪的主串流媒體也轉向了支持政府的立場,許多知名記者因不滿而辭職。

總的來說,莫迪的政治策略及其對權力機構的控制,包括媒體在內的社會各界,都凸顯了他如何利用民主制度的表面形式,來鞏固和擴充套件其個人及黨派的權力,這種情況在其他采用類似非自由民主國家也能見到相似的模式。

在印度教民族主義運動的基層,由RSS訓練出的紀律嚴明的積極分子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些人通常被稱為"義務警員",在當地社群扮演文化警察的角色,主要攻擊目標是穆斯林群體。他們的行動包括打擊所謂的"愛情聖戰"(指穆斯林男性與印度教女性的戀愛關系,這些關系被指控為誘導女性改信伊斯蘭教並最終結婚),並且強制穆斯林重新皈依印度教,禁止他們進入混居區,以及在公共場合對他們進行暴力攻擊,尤其是在涉及穆斯林將聖牛轉運至屠宰場的嫌疑時。

在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影響下,積極分子與印度人民黨緊密合作,共同打造一個深入民心的「黨國」體制。 這種警戒主義政策為國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影響力:文化秩序的維護不再僅限於行政部門的官僚操作,還擴充套件到身著制服的積極分子,他們幾乎成了政權的代理人。這種變化的外在標誌,僅僅是他們的制服而已。

在這樣的公共領域轉變下,政治局勢若發生搖擺,少數民族的處境能有多少變化? 即便反對黨贏得選舉,能夠廢除印度人民黨制定的法律,但他們又能如何阻止那些自視為印度教保護者的人士,在街頭維護所謂的「治安」呢?只要印度教的多數信眾還受到印度人民黨所倡導的教條主義的影響,這種合法性的幌子可能就會持續存在,使得政治反彈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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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作者簡介: 凱瑞斯托夫·雅夫雷洛特(Christophe Jaffrelot)是CERI-Sciences Po/CNRS的主任,著有【巴基史坦悖論:不穩定與彈性】,並與Laurence Louër共同編輯了【伊斯蘭聯系:南亞和海灣之間的跨國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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