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孔迎川
清末台灣建省前的政區略述
中國對台灣地區的早期行政管轄，始見於南宋時期。台灣島正式劃分行政區域，則開始於明鄭時代。南明永歷十五年（1661年），鄭成功稱台灣為「東都」，在赤崁城（在今台南）設立承天府，所轄2縣以新港溪為界：以北至雞籠設為天興縣，縣治佳裏興；以南至瑯嶠（今恒春）為萬年縣，縣治在今台南縣二贊村；另設南路、北路、澎湖島3安撫司。永歷十八年（1664年），鄭經繼位後改東都為「東寧」，以承天府所轄2縣升置天興、萬年2州，另設南路、北路、西路、澎湖4安撫司。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擁有了對全台灣的統治權。翌年，在台灣設定一府三縣，即台灣府和台灣、鳳山、諸羅三縣，府治台灣縣東安坊（今台南）。雍正元年（1723年），北部的諸羅縣析置彰化縣和淡水廳；雍正五年（1727年）增設澎湖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諸羅縣改稱嘉義縣。嘉慶十七年（1812年），由淡水廳析置噶瑪蘭廳。光緒元年（1875年），台灣府境分為2府8縣4廳：北部增設台北府，轄宜蘭、淡水、新竹3縣和基隆廳，府治淡水縣艋舺（今台北市區）；中南部仍為台灣府，轄彰化、嘉義、鳳山、恒春、台灣5縣和澎湖、埔裏社、卑南3廳，府治台灣縣。可以說，建省以前，台灣的政治重心一直在南部。
▲ 清朝光緒時期的台灣地圖
台灣建省與初定彰化為省會
晚清時期，台灣處在美國、日本、法國等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中國的前沿陣地。同治十三年（1875），作為欽差大臣赴台處理對日交涉的沈葆楨即言：「年來洋務日密，偏重東南，而台灣海外孤懸，七省以為門戶，關系非輕。」台灣此時吏治不清，經費不足，因此清廷開始反復探索治理台灣的體制應如何架構，先後有沈葆楨所倡福建巡撫移駐台灣、王凱泰奏巡撫輪駐閩台、袁保桓請專設台撫、丁日昌復請督撫輪駐等議，體制難定，台灣的建設也一度陷於停滯。中法戰後，台灣地位更加凸顯，經醇親王奕譞等再次奏請，清廷以台灣為南洋門戶，設定福建台灣巡撫專駐台灣，添設藩司，正式於台灣設定行省。
既然要建省，省會的選擇是一重大議題。光緒七年（1881），毓英任福建巡撫巡台籌辦台灣防務時，認為必須使台灣南北聲氣相通，而現有台灣府城偏於一隅，不易顧及北路，應將府道移設彰化，建城於東大墩，居中控制，建設大溪橋。這一計劃中的政治中心預定作為將來的省會。但毓英因中法戰起，奉調主持雲南軍事，彰化建設之議未能實施。台灣建省後，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預定設省治在彰化縣橋仔頭（雅作橋孜圖，今台中市中心），他規劃修建一條橫貫南北的鐵路，再修一條跨越東西的公路，這樣省會位於台中可以居中而掌握四方。
於彰化建設省會的訊息也引起了本地士紳的踴躍情緒，甚至出現了向劉銘傳建議省治應設於鹿港的提案。據署彰化知縣李嘉棠稟稱，本縣紳士前廣東新興縣知縣蔡德芳等二十二人僉稱：「竊台灣建省，近復蒙欽憲下駐，帶率員紳就彰屬內周歷相度，擇建省垣。遠近聞風，爭相頂祝。」顯然清廷大員反復於彰化考察省會選址的行為已風聞遠近，這些鄉紳言稱，擔心台島山川形勢，非巡撫耳目所能遽周，故陳所見：
▲ 【巡視台陽圖】
「台灣一島孤懸，南北綿亙千余裏；東盡橫山，西臨瀚海。重以土浮民靡，動輒生變；無事則耕漁亦足相安，有事則請兵籌餉，在在仰需內地。伏思開台之初，建設郡、廳、縣多從海口，意殆為是。獨嘉義一縣城離海稍遠，每遇揭竿，四面受困；歷征前事，可為寒心！至如彰化城，西離鹿港，不過十余裏。其奈東延內山、平洋遼闊，伏莽滋擾；兼之溪多林雜，防禦難施。即如同治元年戴逆自內一發，城池立陷；城之西面只一橋被斷、一竹圍被踞，雖內地大兵數千接屯鹿港，經年莫能前進。洎乎南北大兵夾擊，收復後猶爭。爰乾隆年間貴西道趙翼議移彰城於鹿港之說，懇恩入告，事雖未行；要其大意，總以設城距海越近越是也。今當盛朝，威靈震叠，欣荷欽憲撫臨此邦，營建省會；從此添兵足餉，重權鎮攝，全台托庇，萬萬不至慮此。」
他們認為現在的彰化離山區太緊，易被前後夾擊，不如遷址於臨海的鹿港。劉銘傳的回復則透露出清朝官方選擇省會的考慮因素：「台灣建立省城控制全台，必得形勢可觀，方能建城。如台灣府為興創之始基；台北府物產最富，滬尾、基隆兩口為全台之要隘，若該二府紳士於此兩處請建省城，尚非謬論。鹿港瀕海，地勢低下，水口沙淺，不能泊船。」他認為這些士紳「忽請建立省城，非為控制全台起見，特為本地貿易起色耳」，「統論全台局勢，豈有棄中、南、北、前、後三千裏地方，獨重鹿港一鎮之理！如以鹿港傍海易守，不致四面受敵；何以福建省城不立於長門、江蘇省城不立於吳淞？查該紳士等始議建省必就彰化縣城，繼又稟在大墩地方，現又稟請於鹿港建省；侈然自大，隨意指陳，直視台灣地方只有鹿港一鎮最重、台灣紳士亦只有鹿港最大，殊屬荒謬！」如果官方所選之地「或有兇砂惡水，來龍不真；或山水陰陽不交，不成格局」，均可任由地方紳士知堪輿者一一指駁，體統何在。清廷規劃台灣省會已拋卻陰陽迷信之說，而全在地理形勢。劉銘傳又稱：「查大墩地方襟山帶海，控制南北，實天造省會之基；本經岑宮保勘定建城，復經本爵部院上年親往察看，堪建省城。」可見劉銘傳也是贊誠毓英所見，建省城治所於彰化縣內。
台北的發展與定為省會
光緒十五年（1889），劉銘傳命台灣知縣黃承乙、中路統領林朝棟築省城。但因原歸商辦的台灣鐵路出現變故，劉銘傳只得挪用修建省會的經費修建鐵路，致使省城工程延緩。因省城各項設施尚未建成，劉銘傳一直將巡撫衙門設在台北。從前述劉銘傳對台北的評價「台北府物產最富，滬尾、基隆兩口為全台之要隘」，可見如果將省會設於台北亦非不可接受，因為台北此時已是全台「物產最富」之處。【天津條約】之後，滬尾、基隆為北部最重要的兩個港口，位置重要。
清朝收復台灣後，統治重心一直在南部，但北台灣、特別是台北地區也在不斷開發中。康熙、乾隆年間，福建漳州、泉州有組織的墾民紛至沓來。他們的辛勤墾殖，使台北盆地從原來的荒灘野嶺變成魚米之鄉。嘉慶初年統計，台北盆地農戶已達21萬人。稻米、茶葉、蔗糖、樟腦和硫磺的采制也崛起成為台北的重要產業。台北漢人修建的最早集市是新莊和艋舺街，嘉慶年間，由於新莊河港逐漸淤塞，台北的貿易中心逐漸向下遊轉移到淡水河東岸的艋舺街（今萬華街），它和台南府城、台中鹿港並稱台灣三大都市，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說。
隨著中法戰爭與台灣建設，台北城防與城市建設並列，成為軍政重鎮。劉銘傳於台灣實施新政期間的鐵路、公路、航運、電線、電報皆圍繞台北興建，大稻埕、西門一帶也興起於此時。台北成為全台水陸交通和通訊樞紐。自此確立了台北政治經濟中心地位。
▲ 劉銘傳
因此，接任劉銘傳任台灣巡撫的邵友濂認為：「（彰化地區）本系一小村落，自設縣後，民居仍不見增；良由環境皆山，瘴癘甚重，仕宦商賈托足維艱，氣象荒僻，概可想見。況由南、北兩郡前往該處，均非四、五日不可。其中溪水重疊，夏秋輒發；設舟造橋，頗窮於力；文報常阻，轉運尤艱。台中海道淤淺，風汛靡常，難於駛進輪船。不獨南北有事接濟遲滯；即平日一切造辦運料，亦增勞費。揆諸形勢，殊不相宜；且省會地方，神廟、衙署、局所在所必需；用款浩煩，無從籌措，是以分治多年迄未移駐該處；自今以往，亦恐舉辦無期。」台北府作為全台上遊，巡撫、藩司久駐於此。衙署廟局，已經粗成；舟車兩便，商民輻輳。且鐵路已修至新竹，經費稍裕後，即可分儲糧械，為省城後路。故應將台北府設為省會首府。台北形勢匯聚，加上彼時清廷已內外交困，無力再於台中另築新城，故依邵氏奏請，此後，台北就成為了台灣省會。
參考文獻
1、商偉凡：【與大陸一脈相承的台灣政區沿革】
2、侯軍義：【台灣省會定於台北始末】
3、馬騏：【劉銘傳與台北建城】
本文先發於【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歡迎點選下載「澎湃新聞」app訂閱。點選左下方「閱讀原文」即可存取全文。
投稿信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