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来源@谌旭彬谈历史
虽然商鞅最后的命运是在秦国高层内部权斗中被「车裂」，但这种愚民、弱民、贫民改革的逆流，从来就没有被彻底清扫出历史舞台——被视为「儒臣」代表人物的诸葛亮，教导后主刘禅时，交待他必须阅读的书籍当中，赫然就有【商君书】。
——谌旭彬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已成为国人的一种历史常识。但往往越常识的东西，越远离历史的真相。真实的商鞅，既不是什么「伟大的改革家」，更没有「推动历史的进步」；充其量，商鞅不过是一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从未消失过的恐怖幽灵。正所谓：「商鞅不死，鲁难未已」。
▍其人：懂儒懂法懂兵，自身可能并无固定政治信仰
商鞅的出身，历史资料已不够详尽，目前可以知道的大略有：他原是卫国公族的远支，卫是小国，不得不依附强大的魏国获取生存；商鞅成年后，投到魏国执政大臣公叔痤的门下，自称「卫国公孙」，因而也被世人称作公孙鞅或者卫鞅。商鞅，是他后来在秦国受封于商地后的称呼。
据说公叔痤临终前，曾向魏王推荐由商鞅接替自己做执政大臣，并告诫魏王如果不能用之，就应将其杀之。这恐怕不是史实，应该是商鞅入秦之后，为了推销自己，而编造出来的一套说法——因为公叔痤的推荐不合常理。其一，商鞅自己虽然很强调自己的「卫国公族」的出身，但其出身卑微是毋庸置疑的，西汉【盐铁论·非鞅】里很明确地说「夫商君起于布衣」，可见其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再者，此时的商鞅，年不足30，职位不过是一介家臣，魏王此前更对其从未有所耳闻，公叔痤久历政治，岂能将这样一个人物当作自己的接班人推荐给魏王呢？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公叔痤临终前确实向魏王推荐了商鞅，但只是一种普通推荐，并没有让商鞅做自己接班人的意思。
公叔痤的死（公元前361年），让商鞅在魏国丢了饭碗；需要寻找新工作的商鞅，想起了上一年（公元前362年）新即位的秦孝公发布的一道招聘启事：「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遂决意去西方碰一碰运气。
商鞅在秦国耗费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才得以在公元前359年通过贿赂宫廷宠臣，见到秦孝王。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前后三次见秦孝王，先后谈了「帝道」、「王道」和「霸道」；前两次谈话秦孝王都很不满意，第三次才眉开眼笑。商鞅自己如此解释：
「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所谓「以帝王之道比三代」，大意是说按上古五帝三王的套路，需要三代的时间，才能完成帝王之业；秦孝王的意见，是要在自己生前「显名天下」，绝不愿再等上「数十百年」；于是商鞅换了一套「强国之术」推销给秦孝王，孝王大喜。
后世对商鞅这段话，有许多有趣的解读。如钱穆先生认为可以据此判断商鞅其实不是「法家」，而是一位「儒家」。因为他最先拿出来推销给秦王的，是儒家的「帝王之道」；秦王选择了法家的「霸道」之后，商鞅又感慨「难以比德于殷周」，所谓「殷周」，其实也是儒家（周公之治）。不过，这种解释，恐怕只是钱穆先生这类做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们的一厢情愿。商鞅确实拿儒家游说过秦王，但这并不能证明商鞅本人的思想皈依，因为商鞅同样也拿出了法家那一套东西，而且在日后运用得炉火纯青。 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商鞅不过是在拿各种统治术迎合秦王罢了 ——儒家在当日虽很少有各国采用，但传播很广，商鞅能高谈「帝王之道」并不奇怪；何况商鞅本身所学就相当庞杂，除法家之外，他至少还是一位「兵家」，他的兵书，至少到西汉，还在广泛流传。
简而言之，如果秦孝王当日对「帝王之道」表现出浓厚兴趣，商鞅日后确实很可能会被归类到「儒家」范畴；但秦孝王当日选择了「霸道」，商鞅为个人政治前途计，遂成了「法家」的代言人；进而开启了一场反文明的「商鞅变法」。
▍其法一：铲除「仁义和平善良孝悌」，国家才会强盛
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长期被有选择性地传播和有选择性地屏蔽。这种传播与屏蔽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一个长期被主流价值观所不齿的的「改革者」，和一场长期遭受历史谴责的「改革」，被彻底翻转。商鞅成了「伟大的改革家」；他的改革理论变成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变法理论」；这场改革变成了「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商鞅在秦国先后搞了两次变法。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6年，也就是见到秦孝王后的第三年。这一年商鞅荣升为「左庶长」，随即颁布了自己的第一份变法令，史书一般称作「变法初令」。第二次是在公元前347年，这一年商鞅升任「大良造」，相当于秦国国相，借迁都之机 再次 推动变法。前后两次的主旨并无太大差异。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其第一次变法颁布的「变法初令」，主要内容包括：
1、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2、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3、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4、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按军功授爵这条规定，近百年以来，被称颂最多。或说它打击了顽固腐朽的秦国旧贵族势力；或说它体现了某种公正、公平的原则，给了底层平民一个平等的上升通道。
这些效果，当然是有的。但在商鞅的本意，却并不关心这样的效果，他只不过想要将秦国改造成一个「军国主义国家」——秦国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消灭诸侯称霸统一；秦国民众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给秦国这辆战车添砖加瓦。在【商君书·靳令】中，商鞅表达了一种「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进行战争」的逻辑，原话是这样说的：
「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大意是：国家贫穷的话，一定要多搞战争，将毒害输送给敌人，本国没有「六虱」，国家一定强盛；国家富足的话，也一定要多发动战争，因为如果不发动战争，那么「六虱」就会在本国内部偷生，国家就会衰弱。换言之，就是 国家穷，必须要多发动战争；国家富，也必须多发动战争 ；总之，国家要想强盛，一定要时刻保持一种战争状态，一定要时刻把所有资源，包括财力、物力、人力都牢牢地捆绑在战车上，如此，国家才能一直强盛下去。
至于什么是「六虱」呢？【商君书·靳令】也有详细描述，原话是这么说的：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原文如此）
在商鞅眼里，一切符合人类最基本的文明标准的东西——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和平，都是妨害国家强盛的「虱子」。
商鞅的变法令里没有讲「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进行战争」，也没有讲「仁义和平善良孝悌都是国家强盛的死敌」，因为这些话不能明讲。但必须要了解到这些，才能了解到他大搞「军国主义」的逻辑。公元前的时代，当然还不存在什么「普世文明」，但为了国家强盛，连「仁义和平善良孝悌」都可以不要的变法理论，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成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变法理论」。
▍其法二：人人互相监视互相告密，国家才会强盛
除了「军国主义」之外，商鞅理想中的强国，还应该是一个遍地告密、人人互相监视的「特务国家」——所谓「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大意是：编民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个编制里的百姓，若有某人犯法，其他人不去向政府告密，会被株连腰斩，而去告密的人则可以得到重赏——如此做的目的，就是要造就一个「特务国家」。
为什么要这样搞呢？商鞅有自己的一套理论逻辑。在【商君书·开塞】中，商鞅如此说道：
「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罪行发生之后，政府再对老百姓依法实施刑罚，并不能起到「去奸」的效果；老百姓自发产生义举之后，政府再出面奖赏老百姓，并不能起到「止过」的作用。刑罚不能「去奸」；奖赏不能「止过」的话，国家就要混乱。所以， 统治者必须要在老百姓违法之前，提前刑罚他们，如此就不会出现「大邪」；统治者必须要赏赐那些告密的老百姓，如此，则不过出现「细过」。 统治老百姓，能够做到没有「大邪」、没有「细过」，如此，国家就大治了，就强盛了。天下就稳定了，「至德」就重建了。
最后，商鞅说了一句祸害历史数千年的话：「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以酷虐的杀戮，同样能够抵达「德义」。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告密」纳入国家体系并将其制度化的人；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搞「事先惩罚犯罪」制度的人。这种体制化的告密之风、体制化的「事先惩罚犯罪」，蔓延了整个秦国乃至秦王朝，直到汉文帝时代，才得以改变。据【汉书·刑法志】记载：
「及孝文即位，……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孝文帝与众大臣吸收秦朝暴亡的教训，以宽厚为务，以告密为耻，上行下效数十年，终于使得「告讦之俗易」，纠正了遍地告密的社会风气；所谓「罪疑者予民」，则非但不再有「事先惩罚犯罪」的制度存在，而且已经开始推行「疑罪从无」的理念了。汉文帝时代的刑罚制度，才真正「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商鞅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反文明的歪门邪道。
告密最终成为一种人人所不齿的行为，依赖于西汉之后，儒家意识形态的上升。苏轼讲过一个【神宗恶告讦】的故事，其中可以见到「禁止告密」的制度化：
元丰初年，开封府白马县发生盗案，有人知道谁是盗贼，但畏惧报复不敢直接告官，便向县衙投了封匿名信。后来盗贼被抓，捕贼的衙役争功，闹到上司那里，把匿名信事件引了出来，因为发生在京城，连皇帝也知道了。按宋朝的法律，告密是要被流放的，当时的开封府府尹苏颂认为出发点是为捕盗，惧怕报复也情有可原，上殿奏请对投匿名信者免予处罚。宋神宗却批示不准，理由是：「此情虽极轻，而告讦之风不可长。」最后的处理办法，是用板子打了投匿名信者的屁股之后，再给予一定的抚恤。
宋神宗的「严禁告密行为」，这才是历史的进步，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才是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
▍其法三：必须要「弱民」、「愚民」，国家才能强盛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变法初令付诸实施之后，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这段文字，近百年以来，被作为商鞅变法「符合历史潮流」、「推动历史进步」的证据，被各种各样地引用。【史记】的这段记载大体上应该是事实，理由如下：
1、在一个推行强制告密的特务社会，每个人都感觉处在他人监视的目光之中，行为必然谨小慎微，能够出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并不奇怪。
2、商鞅在经济上推行绝对的农本原则，【商君书·农战】里面说得非常明白：「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在他的变法理论中，只有农业和战争，才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其余职业都是多余的，都对国家强盛有害。这些多余的职业包括：知识分子、商贾、隐士、手工业者、游侠勇士。从事这些职业的人，被商鞅称作「五害」，成了改革过程中重点清除的对象。如此改革的结果，是全民从事农业，「家给人足」是必然之事。但同时造就了另一个严重后果：社会结构彻底单一化，一切有流动性的职业都从秦国消失了。「职业即原罪」，这是商鞅的伟大「发现」，被后世继承，带来灾难无数。
3、【史记】中所谓的「家给人足」，过于简单抽象，并不能完整反映商鞅时代秦国百姓的基本生存状况。 实际上，这种「家给人足」，仅仅是一种半温饱半饥饿状态的「家给人足」，而且这种半温饱半饥饿状态，正是商鞅所刻意谋求的。 其变法理论对此有详细的说明，【商君书·弱民】中说得明白：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赤裸裸地将「民」与「国」彻底对立起来的「改革家」；也是第一个赤裸裸地宣称「强国之道在于尽最大可能剥削民众」的「改革家」。自西汉以来，儒家约束帝制，一直讲的是「民本」；近代以来，「民主」则已成世界大势——商鞅倒行逆施，竟能被歌颂成「符合历史潮流的伟大改革家」，真是奇哉怪也！当然，商鞅这套倒行逆施，也有自己的理论逻辑，其原话是这样说的：
「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商君书·弱民】）
这段话的大意是：老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力富」）；富有之后，就会「淫」，有多余的想法；「淫」了之后，国家就会有「虱」，国家就不能强盛。所以，老百姓富裕之后如果不主动消耗，就应该让他们拿出自己的粮食给国家（换取国家褒赏的爵位），如此， 老百姓再度陷入贫穷，就会重新激发上进心，就不会偷懒，也不会「淫」，国家也不会有「虱」了 。这种让国家富有而让老百姓保持贫穷的治国方法，可以使国家强上加强（「重强」）。
此处需要特别解释一下商鞅所谓的「淫」和「虱」。【商君书·外内篇】是如此解释「淫」的：
「奚为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
什么是「淫」呢？商鞅说：「淫」就是「辩智」，就是「游宦」，就是「文学」，总而言之，「淫」就是谋取知识。商鞅理想中的治国之道，老百姓只能依靠农耕或者战争获取官职爵位；而「淫道」则提倡老百姓靠知识获取官爵名声——「辩智」、「游宦」、「文学」，是当时最主要的知识分子职业——像商鞅自己，依靠知识去游说秦王获取官职，就是典型的「淫道」。 商鞅希望老百姓保持贫穷，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去追求「淫」，不会去追求知识，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威胁国家稳定的「虱」。
什么是「虱」呢？前文已经说过，「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商鞅把一切符合人类文明主流的东西，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和平，都看成是妨害国家稳定和强盛的「虱子」。
这样的改革理论，怎么可以说是先进的呢？怎么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呢？难道说，「历史发展的潮流」，就是让老百姓保持贫穷，不让老百姓拥有知识吗？
将国家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彻底对立起来；鼓吹为了国家利益，必须让老百姓保持愚昧和贫穷，这是商鞅变法的理论核心，【商君书】中对此有大量不厌其烦的陈述和解释，试举几例：
「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商君书·画策】）—— 能够制服天下的统治者，必须先制服他的百姓；能战胜强敌的国家，必须先战胜他的百姓。 百姓的安居乐业，不是国家存在的理由；百姓追求自己的利益，反而成了国家的敌人。
「民愚则易治也，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商君书·定分】）——民众越愚昧越容易治理，其前提是：国家的法律制定得很通俗明白，而且刑罚的执行力度很高。
「（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 【商君书·弱民）——「朴」是「淫」的反义，没有知识的意思—— 老百姓没有知识就弱，有知识就强；老百姓弱，就安分守己，老百姓强，就会逾越本分对抗政府 （「越志」）。商鞅在其变法理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民众越愚昧，国家越稳定，越容易治理；民众越弱，国家越强。这才是商鞅变法的真实理论逻辑。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如何才能让老百姓自发去认同「知识越多越反动」，也是商鞅在改革过程中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商鞅给出的答案是：光强制性地驱逐知识分子、烧毁【诗】、【书】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在奖惩上积极引导，其具体措施就是：不要因为战功和农耕以外的任何理由赐予任何官爵，尤其不要因为知识而给与官爵 ，如此久而久之，老百姓自然就会鄙视学问专心务农了；老百姓不重视学问，就会愚昧；老百姓愚昧，就不会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信息交流，老百姓就会一心务农；老百姓一心务农，国家就会强盛。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智农无从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国家的大臣和士大夫们，不许去做任何展示自己博学多闻、能言善辩的事情，不准外出游历，不许寄居他乡，不许施展自己的智巧，尤其不许到各县去居住活动，这样的话，老百姓就没有任何机会听到任何开启智慧的知识，这样他们就没有任何机会脱离农业；农民愚昧无知，不喜欢学问，就会一心一意务农。
商鞅所推行的，是彻彻底底的「愚民强国政策」。其彻底到何种程度，【史记·商君列传】有案例可资说明：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老百姓一开始反对变法初令，商鞅把他们抓起来排着队在渭水边上砍头，砍到河水都变成了赤红色；十年之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老百姓倒转过来，称赞变法实实在在地好，结果又被商鞅抓起来全家流放到边关。为什么在商鞅这里，反对者要被杀头，称颂者也要被流放？原因很简单： 商鞅需要的是「愚民」，愚民就不应该思考国家政策的好坏，他们不应该拥有思考国家政策好坏的能力 ，他们只要会下田耕地、会上战场杀人就足够了。这就是商鞅变法的本质，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反文明的变法，是中国历史的一颗毒瘤。
▍儒法之争的真相：「以国为本」还是「以民为本」
商鞅是法家的鼻祖。把商鞅的问题谈透了，可以解决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认识误区：法家是什么？儒家是什么？什么是「儒法之争」？
自西汉以来，古今的学者们就已经有一种共识，认为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存在一条基本线索，就是「儒法之争」；长期以来，国体一直都是「儒表法里」，也就是以儒家政治理论为外表装饰，以法家政治理论为实际统治术。
这种论断，在近代以前的学者们的讨论中，本来是相当精准的。但不知为何，近代之后，学者们稀里糊涂，开始拿西方近代化过程中兴起的「法治」观念对应「法家」，进而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儒家主张以德治国。虽然学者们很谨慎地在区别着「以法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区别；也没有直截了当地将法家的政治理念定义为「法治」，而只是谨慎地称赞其理念接近「法治」——但无论学者们如何谨慎，这些理解，统统还是都错了。
「儒法之争」的实质，不是什么「法治」与「德治」，而是政治的基本原则，是「以国为本」，还是「以民为本」的问题。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乃是高举「以民为本」的旗帜；商鞅大谈「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乃是高举「以国为本」的大旗。孟子说「君视民如草芥，民当视君如寇仇」，乃是高举「以民为本」的旗帜；商鞅大谈「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乃是高举「以国为本」的大旗。儒家说「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了家庭伦理，可以抛弃君主，这就是「以民为本」；商鞅则事事从国家利益出发，是典型的「国家至上主义」。
这种区别，古人本来是看得非常透彻的，「法家」和「法治」是八杆子打不到一起去的两码事——「法家」所谓的「法」，其制订者是单方面的当局，其制订时的立场，完全站在「国家利益」一侧，丝毫不为「老百姓利益」考虑；「法家」要老百姓遵守法律，是要老百姓无条件接受国家利益至上，无条件接受自身利益被国家「合法」盘剥；「法治」精神的核心是平等，「法家」的「法」里，岂能见到半个字的「平等」？
儒家在西汉之后势力上升，当局不得不将其吸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同样也重视制定法律，而且儒家制定法律的出发点是「以民为本」——北宋宋神宗变法，搞出来一大串旨在增加国库收入的「新法」，儒臣司马光就非常愤怒，大声抗议「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不在民则在官」，痛骂朝廷通过变法「与民争利」——这是儒家搞法律的出发点，但从未见到有学者将儒家的这套法律治国理念，称作「法治」，也真是奇哉怪也！
把「法家」和「儒家」的基本概念搞清楚之后，「儒表法里」是什么意思，也就很容易明白了。汉宣帝对他的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句话表达的，就是当政者热衷于搞「儒表法里」这套东西。「霸道」就是法家的「国家至上主义」；「王道」就是儒家的「民本主义」。商鞅愚民失败——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过是商鞅愚民政策的继续而已，只不过商鞅当年在秦国小范围内能够成功愚民数十百年，但秦朝疆域包括其余战国群雄的领土，在那些国家，知识分子数量庞大而且活跃，那些国家的民众也不能认同「知识越多越反动」，秦始皇继续按照商鞅旧例焚书坑儒，就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了，其结果就是遗臭万年——早在西汉初年，知识分子就把焚书坑儒这个事情批判得臭不可闻——商鞅愚民失败的结果，就是此后的统治者不得不违心地接受「民本主义」的儒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其居于执政者的位置，法家的「国家至上主义」，很自然地也会被其继承。只不过因为儒家强大的「民本主义」批判能力，「法家」的「国家至上主义」不得不转入地下，成为数千年的暗流而不能见天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两千年「儒表法里」的真相。
将「法家」逼入地下，只能做不能说，是儒家两千年来对中国政治最大的贡献。 两千年来，儒家始终坚持不懈地批判商鞅的变法逆流，以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为例，与【史记·商君列传】相比，【资治通鉴】对商鞅及其变法的描述，做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更改。譬如：
1、【史记·商君列传】说：「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已」；【资治通鉴】把这句话改成了「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
2、【史记·商君列传】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史记·秦本纪】也说：「法大用，秦人治」、「宗室多怨鞅」，还说：「居三年，秦人歌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改成「为政十年，秦人多怨」。
3、【史记·李斯列传】载有李斯的【谏逐客书】，其中如此说道：「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至今治强」。【资治通鉴】则改成：「孝公用商鞅之法，诸侯亲服，至今治强」。删去了「民以殷盛」、「百姓乐用」等辞句。
很显然，司马光是在刻意地增加或者删改【史记】。其增删的指向非常明确：决不能让读者感受到「老百姓很支持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而应该是恰恰相反。 司马光的这种增删，体现了一个信奉儒学的史家的细微用心——秦民在接受了数十百年的愚民、弱民、贫民改革之后，已然丧失了自我判断能力，【史记】中所谓的「秦人歌之」，并不是完整的历史真相。【资治通鉴】本是一部教给世人吸取历史教训的史书，司马光删掉「秦人歌之」，而增入「秦人多怨」，正是为了否定掉商鞅愚民、弱民、贫民改革的逆流。
虽然商鞅最后的命运是在秦国高层内部权斗中被「车裂」，但这种愚民、弱民、贫民改革的逆流，从来就没有被彻底清扫出历史舞台——被视为「儒臣」代表人物的诸葛亮，教导后主刘禅时，交待他必须阅读的书籍当中，赫然就有【商君书】。
商鞅之术在中国有那般顽强的生命力，真是令人窒息。然而商鞅虽恶，却不过是迎合帝王。后代帝王并无商鞅，却用其术，这不是商鞅一个人的败坏，而是延续几千年的整体堕落。古人常说「以史为鉴」，历代治国者并不愚蠢，他们不断汲取前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但吊诡的是，为什么历朝历代充分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却仍然难以逃脱历史的惩罚？
即便今天，也很少有人能认真回答这一问题。但这些问题，恰恰是我们认知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
中国历史说穿了，其实就是这一头一尾两场转型、剧变，前面这场「周秦之变」，是从周制走入秦制。而后面这场从1840年开始的剧变，其实关乎的就是如何走出帝制，或者说怎么走出秦制的变化。
因此，哪怕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要抓住这一大变局——秦制的兴衰，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从而看清未来的前进方向。
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 「腾讯短史记」主编 谌旭彬的两本透视秦制的作品：
◎【秦制两千年】： 谈秦朝的书很多，但往往不是歌颂，就是停留在机械地重复「治乱循环」的历史教训，毫不涉及秦制背后的历史真问题。而本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用国家能力、历史语境、儒法国家等等有别于传统著作的全新视野，重新审视这段两千年大家早已十分熟悉的历史，从根源反思如何走出几千年的帝制文化。
◎【 活在洪武时代 】： 秦制在明朝达到了一个顶峰。本书从明初的军事、土地、政治、法制等政策制度入手，勾勒出洪武时代各色人物的荒诞命运以及可怖的生存状态，通过这些小人物如草芥般的命运，让读者看到朱元璋是如何欺骗控制官员，如何监视控制民众的。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洪武之治」残酷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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