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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史 | 编文
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遗民的生产具有周期性轮回的典型特征。每当新朝建立之时，遗民往往通过対新朝秉持回避、口诛笔伐乃至武力对抗等多种不合作方式，感念旧朝的深仁厚泽，进而图谋匡复。遗民现象在国家政体由帝制向共和根本性转变的民初时期尤为突出。本文关注遗老圈在复辟前后的举动及表现，注重剖析其内心隐晦的政治心态，以窥已处边缘地位的这一特殊群体的政治心态。
01
遗老们的「中兴」情结
遗民乃前朝所遗之民，每逢易代，则会有大量遗民涌现。20世纪初，清廷灭亡，民国成立后，依然留存一批不愿和民国政府合作的前清官僚、士大夫，在易代之际，延续传统，成为末代封建遗民。遗老是一特殊的社会群体，虽说是自遗于世，却又很难忘情于现实和对先朝的追恋。渴望恢复故国的中兴情结是萦绕他们在「新朝」挥之不去的梦魇。
因此，当认为各种条件因缘成熟时，谋复故国便成为促成他们再入世俗的最佳动机。
对前朝「中兴」的渴盼，是遗老圈里挥之不去的情结，甚至是他们在清朝灭亡后「忍辱不死」的惟一支撑。民国成立后，以铁良、善耆为首的「宗社党」为重建清室而活跃异常，一些遗老如升允、劳乃宣、沈曾植、罗振玉等，都与之往来密切。
这些逊清遗老们的心态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
逊清遗老的心理和社会活动所呈现的多变性，实在与民国初年错综复杂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
其一，作为昔日的能官巧宦，饱阅政事人情的逊清遗老对清末民初时局的推衍演化，有着相对清醒的判断。
无论自己如何不甘心退出历史中心舞台，民主共和毕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归，不可阻挡。因此逊清遗老能够从容应对纷至沓来的文化思潮和社会风潮，做到既对新潮锦上添花的同时，又与旧辈礼尚往来。
其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通过【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的实施，逊清皇室与民国政府保持着颇为微妙的默契关系。
1913 年2月，中华民国政府以国丧规格处理隆裕太后丧事，与光绪皇帝合葬崇陵。袁世凯臂戴黑纱，举哀致祭，与青岛逊清遗老公祭如出一辙。
这种默契关系能够让逊清遗老在心理层面左右逢源，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与现实条件做出相对独立的判断，进而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望新者遂心适意，持旧者亦可自得其乐。
其三，袁世凯就任总统之后，出于多重考量，竭力争取守旧派，排斥革命党人，密切关注青岛逊清遗老动向。
1913 年 7 月，袁世凯先后派吴笈孙、王揖唐、段祺瑞专程来青岛请徐世昌晋京辅佐，后者顺水推舟，最终晋京任职国务卿。赵尔巽也应袁世凯之请，赴京主持【清史稿】的编撰工作。
其四，西方殖民势力为保持与扩大在华权益，密切关注中国政局变化，坚持表面严守中立的立场，甚至在很多情势下，支持、纵容复辟活动，从而为逊清遗老提供了较大的活动空间。
01
一次试水： 癸丑复辟
复辟派的阴谋活动，经过1912年的积极策划，在1913年进入了高潮。
1912年夏，溥伟在各种复辟势力的支持下，纠集了在青岛的刘廷琛、于式枚等于潜楼〈刘廷琛寓所〉集议。与会者还有从兖州赶来的王宝田和从天津赶来的温肃。他们利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袁世凯之间的矛盾， 和各派之间纷争的这小混乱时机， 商定联结张勋的复辟武装， 于「癸丑之春举兵济南」。
在会上， 还起草了复辟檄文。张勋在经过和刘廷琛、康有为等人的频繁密议和磋商后， 确定于「癸丑三月初王(1913年4月9日）在济南起兵讨袁」。复辟派围绕着这一计划，曾经四出策动，幻想能够一举恢复「先朝」。
但是，这一阴谋很快为袁世凯所侦悉， 复辟檄文也落到了他的手中。袁世凯为了确保自己的权位，对张勋作了周密的戒备。复辟派由于实力不足，只好「中道而废」。
「济南复辟」遭到破产以后， 复辟派并没有死心。不久， 资产阶级革命派因「宋案」和 「大借款案」发动了「二次革命」。
这时，袁世凯为了对付这个更危险的政敌， 不仅没有直接打击复辟派的阴谋， 反而利用张勋的复辟武装去旗压南方的讨袁军，这就给予复辟派一个新的机会。
张勋在其他遗老的献谋和催促下， 以「御逆」的名义，统率着辫子军大举南下，企图在占领南京、扩充实力以后回师反袁，幻想复辟阴谋能在南京付诸实现。
张勋拼死卖命， 占领了清江、扬州、魏江和南京，于是身价猛增，俨然以复辟元首自居。「通贴告示，其官衔为「两江总督、 江推宣抚使， 盖用两江总督之印， 年号则书民国宣统五年」， 而且「不悬国旗，红旗但见张宇，见人礼节、称谓 、名称， 悉照前制。」，大肆起用前清官员。
但是， 张勋未免高兴过早，清朝复辟不仅在人民中间通不过，就是袁世凯这支新起的反动统治势力， 张勋也无能与之对敌。当辫子军南下以后，袁世凯就派靳云鹏控制了复辟派的主要根据地一一济南；又派田中玉为兖州镇抚使， 控制了张勋的老巢，袁世凯的心腹将领以及附属于他的其他北方军队，又尾随张勋南下、于是，清河很快为刘之洁控制， 扬州也为徐宝珍控制。
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控制网，这样张勋就堕入了袁世凯的圈套而被利用，始终不敢「倒戈反袁」， 只好拥兵自重， 徐待而图 。癸丑复辟阴谋， 至此完全流产。
这就是癸丑复辟的梗慨。这次阴谋虽然迅速地遭到失败， 但是，一小撮失去了政治权位的封建王朝余孽， 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掀起一股复辟逆施， 是绝非偶然的。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和当时的混乱局势对他们有利以外， 复辟派本身所造行的暗中发动工作，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01
泼天的机会：张勋复辟
1917年张勋复辟是民初重大的历史事件，世人皆注重张勋和当时大小军阀的密谋和措施。 张勋复辟是图谋恢复清室江山的具体政治运作，当时著名的前清遗老几乎都与闻其事。
这可以说是遗老再入世俗的表演，不过，这并不违反遗老的处世法则，图谋故国的行动正表明他们心系故国，以民间身份用一种激烈的方式表达对所谓新朝的抗争。
但时移世易，遗老们要承担极大的政治风险甚至生命危险，因此，身份地位的特殊和他们在事变中心理的微妙变化，值得细细考察。
1912年升允东征，1913年联络张勋图谋山东举事，尤其是1917年与张勋共谋复辟大计，都反映了遗老渴望重建故国的强烈心理。当时，整个遗老圈里弥漫着的狂热的复辟浪潮，其一表现对张勋的过分依赖。
张勋只是一介武夫，清末曾受到清廷的重用，自是感恩戴德。民国后屯重兵于徐州，所部皆留辫，以示忠于先朝。
其实，对于张氏一贯之所作所为，遗老圈并无多少好感，如在张勋镇压「二次革命」时，胡思敬即斥其「攘地贪功」，「糜难七省地方以建一人之功，亦仁人所不忍为」，认为「竖子不足与谋，言之可为伤心……恐此军从此不振，不足以图大事矣。」
但由于张勋的忠清之心和手握重兵，且屡次扬言要恢复故清江山，再加上当时「诸将中可与谋者，唯张勋一人」，事无奈何，只有孤注一掷，遗老圈最终倒向张并与之联盟。
张勋复辟时，许多遗老迫不及待的联袂北上，似乎龙旗重见指日可待。沈曾植就对此时复辟充满信心：「而在疾雷不及掩耳之时，仓促无从措手抗拒，稍缓则异说异计纷起矣。」
在随后的事变中，诸老一再表现出这种躁动和狂热。当张勋在天津滞留不进观望形势时，已赶赴北京的刘廷琛、陈曾寿等焦灼异常，屡次电催张勋尽快率军北上。
陈曾寿致函张勋：「是故今日非断行复辟，更无立足之地，」认为此时「进有万全，退无一是；进有不世之功，退有不测之祸」，已将张勋逼上绝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郑孝胥在复辟失败后就斥责参与事变的遗老：「张勋之无谋，刘廷琛之躁妄，皆足取败。辱我幼主，羞当世之士，哀哉！」并在日记中屡屡发泄牢骚之情：
「仁先（陈曾寿）今日由津浦到沪，略谈北方情形，毫无计画，妄举大事，使人愤恨。此事由青岛与上海诸君合谋之，而独避我，知其必败矣。」
其二表现为遗老圈对事变艰巨性估计不足，即对恢复清室的前景即对「中兴」的盲目乐观和自信。
如冯煦认为：「意天命果延，励精图学，蓄望待时，则天下朝谏讴歌者争赴之，又奚有田一成，众一旅，始复旧绩也。」除去羞于于众为伍士大夫的清高之外，言语中大有天道在我一方的自信，他们也同样将恢复王道看的过于简单。此处不妨引用在事变未卜时冷汰的一段描述：
「五月十四日（七月二日），予在城阅沪报，知复辟已宣布，急赴湖寓。小舟将至水门，仲兄倚门而望，遥问曰，消息何如，应曰，佳。登岸，予母坐廊间，出报观之，母喜极，泫然曰，‘不图暮年得中兴’。」
一位久乱之后盼大治的贤母形象似乎跃然纸上，文人的刻意甚至带有诗意的摹画，使新朝小民不禁对新逝的故国浮想翩翩。这种对「中兴」盲目的自信、自负，反映了遗老偏执的一面。
章 梫
章 梫 就认为：「今吾国尚未大定，欧洲各国又战争剧烈，杀人盈坟，乱已极矣，吾以为此即将治之机也。」
在章的文集里，几乎处处都能读到对「中兴」的企盼：「共和迄今凡六载，变故迭起，纲纪荡然，征税繁苛，闾阎愁叹，每谓皇上圣学日懋，曷不起而救吾侪与水火中耶？盖人心思汉久而益迫，已知万口而同声矣。」
认为「民心固结，气脉绵长，天命仍眷顾于我圣清也」。在遗民的恣意渲染和刻意描绘下，似乎整个社会都处于渴盼先朝中兴的语境之中，这未免沾染上了书生之见。
严复对此深为慨叹：「此类人，生平读数卷书，遂有天下事数着可了之概，以此谋人国家，安得不覆亡相继乎？」然而，对故主的眷恋和对中兴的渴盼，本是遗老圈无法割舍的情结，沈曾植「自辛亥至壬戌没之岁凡十二年，祷帝吁天，见事有可为则喜，见事无可为则哭」。似惟此，才能更显出胜朝遗民之风范。
由此可见，遗老圈对张勋的过分依赖和急躁的心态已为复辟的迅速失败埋下了伏笔。
04
复辟事件下遗老中各异的心态
对中兴的企盼是大多数遗老们的共同心愿，但是在对待复辟事件具体操作上，遗老们的想法并不一致，呈现出各异的政治心态。
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党派之争。即使是在遗老圈，这种人事纷争亦未能随世而遗。复辟前后，这种苗头就已经出现。当时，遗老圈分为两大部分： 一住在青岛，有劳乃宣、升允等；一住在上海，以军机大臣瞿鸿玑为领袖，有陈三立、李瑞清等。
比较而言，青岛一方多为帝制派，侧重于复辟；而上海方面遗老多为文臣，较谨慎，较少策划与闻具体的政治操作。
因此，对待复辟不可避免的存在分歧。瞿鸿玑、李瑞清等人认为对此事应采取谨慎的态度，否则事若不成，则对逊清朝廷极为不利。在对待康有为、郑孝胥等「同道者」的态度上，即可见事变中遗老各异的心态。
逊清遗老在青岛
冷汰分析道：「康有为自辛亥以后，当局屡招致不肯出，平居持论亦主复辟，诸君子以此多与往还。然虽主复辟，欲行虚君之制，宗旨固别有所在。张（勋）亦知之，故相待礼貌极优，而正事概不与商。虽居张宅，实同赘疣。」这反映了遗老圈对人与事的不同看法。
事变中，对诸遗老的授职也反映出复杂的人事纠纷。帝师陈宝琛入主中枢，内阁议政大臣、内阁阁丞皆为青岛方面遗老。而沈曾植、王乃徵仅被授予学部尚书和法部右侍郎，与各派都不睦的康有为则被授予弼德院副院长的闲职。
对于官职的分派及重要性，沈曾植在复辟前草拟的【行政大略】中认为：「凡今日秘书之职（指内阁议政大臣、阁丞），实为政治枢机，不可诿之他人。诸公不可不置身其间，握其关键。尚、侍皆虚耳，以尊有功，以待耆旧。」 俨然有自诩中枢之意，但仅得一虚衔，实权尽为青岛方面遗老所得。
而矛盾分歧又是多层次的，罗振玉和沈曾植是好友，原以为沈氏任尚书后会举荐自己，但沈却举荐在罗看来是庸才的李瑞清和陈曾寿。罗振玉对此颇为不满。
升允是当时各派遗老所推重的人物，对复辟擘画较力，但也仅得一大学士虚衔。这是事变发生不久罗振玉致王国维信中所表露自己的心迹，隐然已对事变中遗老党派和人事之纠纷引以为忧。关于遗老圈内部分歧，王国维在致罗振玉信中也多有披露：「今晨晤寐叟（沈曾植）……知潜楼（刘廷琛）在青（岛）与素（升允）大忤，素与此次一切举措无不痛骂，亦甚奇……变触纷纷，殊为可笑也。」
一些遗老在接受和不受官职上也是各有心事。未赴京的胡思敬在被授副都察御史后即复电云：「无功不敢躐升，请据情代辞」。当然这只是表面文章。胡氏不接受官职，一方面认为「盖以贤奸杂进，未敢轻身（赴京）」，同时也因「报馆张目大骂，人心惶惶」。预为自己留一条退路。李经迈被授外务部左侍郎后，遂电奏「请收回成命，甚怒，曰：‘吾不能受刘廷琛支配’」。显然是不满刘的专权独揽。瞿鸿玑被授予大学士后，更复电公开反对复辟。至于事变失败后，诸遗老的表现更是耐人寻味。
当然，这里也有本非遗老圈中人，自命为遗老，视事变的成功或失败作为自己的取向和进退出处之依据。但将遗老身份作为谋求功利的手段，却也可见具体事件中遗老圈的世俗化，或是无法避免被世俗浸染。
沈曾植在事变后滞留天津时就说：「病山（王乃徵）极力劝我北来，今渠南归，竟无一字通知我，患难之际，绝不相顾，可为一慨！我不愿为尚书，亦病（山）与陈仁先力阻我辞，留此话把，今渠等归，竟弃我老人不顾矣。」其时其地对复辟似亦有悔意：「人或笑之，或怜之。或谓如此高年，何苦来此，干笑而已。」
对同志者不同难的慨叹似乎更大于对复辟失败的感慨。胡思敬事后也有「丁巳之难，尝有良莠不齐之叹」。平时的同道也因具体事件而凸现不同心态。
通过复辟事件，遗老们对恢复旧朝的渴望，辅助幼主的急迫心理，以及其个性、思考角度的不同取向，呈现出丰富不同的内容。他们的政治心态、忠清之心、故国之思，乃至种种生死节义之辨，也赖这次事变得以考验。当然种种隐衷并非一次事件能得以澄清，但正是具体的事变使久已淡出世俗视线之外的遗老圈得以展示其更为原始的面貌。
05
遗老处境的窘迫
和前代不同，身处民国，遗老更多了一层处世选择的艰难——前代的遗民虽受当道之迫，但在士大夫阶层和社会中下层，却得到舆论普遍的赞扬和欣赏。
而20 世纪之初，民族主义、共和革命之说甚嚣一时，此时眷恋先朝，做清朝的遗民，一有被视为封建余孽之恶，二有为异族守节之嫌，是与整个社会和潮流为敌。故在民初社会环境中，除了自我标榜的遗老圈之外，世俗对遗老都普遍报着一种抵触情绪甚至作为落后守旧嘲笑的对象。
本身欲体现士大夫的节气，却被目为守旧顽固；大遗于世却并未受到世俗的尊敬，而是以一种近乎滑稽似的调笑(如讥笑遗老的脑后之辫)成为世俗的看料，这是前代所未有的。虽然遗老们对世俗的藏否并不放在心上，但士大夫的特立独行和「遗」却是以这样一种滑稽的形象播传人口。
所以，前清、民国易代，诸遗老都经历了家国、身世的巨变，他们由曾经的绚烂、平淡以至堕入枯寂，这固然是遗老们自遗于世的结果，也是当时的历史情境所然。这使整个遗老圈弥漫着一种「举世茫茫，渺无知音」的苍凉和孤独感。
易服入空门，也是遗老避于世，自甘其苦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最著名的是李瑞清。李氏为前清江宁布政使，清亡之际，「宫袍脱却换野服，葛巾蕙带双芒鞋」，易服黄冠为道。
对于遁入空门，李氏心迹颇隐晦，「瑞清尘俗人也，非欲求金丹……其云道人者，不过如明之大涤子称石涛和尚，假道号聊以自娱耳」。自娱仅是表象，更深的当是易代眷眷故国之思和百般滋味。
李氏改易道士服尚是主动，也有迫于各种压力而入空门者，如姚文栋「奉母避世于南翔之别墅，闭户寂处，不改正朔，不弃发，不废衣冠。袁世凯欲罗致君，君衣朝服，诣明伦堂摄影与之，以明不可曲，又虑其将复我也，乃寄身僧寺，袁世凯死而后归」。遁入空门当皆非其初衷，正如李瑞清所说「虽出世，未能出家也」。
负罪自虐的生活是遗老圈的有意为之，似乎这种自虐感越强，越能体现遗民生活的风范。但惟妙惟肖刻意营造这种生活模式的背后，早已失去了正常人生活的趣味，只能是变异扭曲心理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照。
如果说负罪自虐尚是遗老群有意为之，那么生计问题则是现实社会中无法回避必须要面对的。为稻粱谋、为家口累的孤独无助时时困厄着以节义自诩的遗老，这是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使他们无法沉湎于精神层面，不得不面对现实中无米之炊的尴尬。
遗老曹元忠尚在辛亥鼎革之际，似已预感到生计的压迫：「但愿大事毕后，谋一生计，奉老母以终身。
今若此，是欲布衣蔬食亦不可得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压迫越来越重，「现在所处之境，非人能堪，倘能沪上商界谋一事，既可济贫，复得籍此消愁，最妙」。
文人虽然不愿人怜，却依然腹中辘辘，背后更有着难以名状的生计之惨淡。郑文焯辛亥之后曾数却民国清史馆高薪之聘，且云「故国野遗，蒿目世变，久甘颓放，何意皋比，业医卖画，老而食贫，固其素也」。
然而「忍饥不就」的背后，世人只看重其节义，但遗老自身却受到贫的时时折磨。
郑氏向好友康有为吐露私衷，倒更能读出贫对遗老的影响：「今京师大学以金石医二教习聘予月俸金八百，鬻画行医计月可千余金，供吾搜金石书画足雍娱老矣，若辞聘，吴中请吾医与画者寡行将饿死，进退维谷。」
进退维谷之间，不得已的苦衷也只能是私下向老友一吐衷肠。文人在乱世易代之际的无奈辛酸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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