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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革命功臣黄文欢,拒绝反华投奔中国,最终结局如何?

2024-04-18历史

1979年7月,越南副主席黄文欢突然乘坐飞机投奔北京,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此时中国与越南,因为黎笋上台后的十年时间里,颁布的诸多政策,关系十分紧张。

而另一边,当越南政府发现黄文欢的出走后,惊恐不已,他们当即表示「要把是否认反华作为衡量越南党员的标准。」,并要开除黄文欢的党籍,宣布黄文欢是「叛国者」。

对于越南的种种做法,黄文欢并不愿与之苟同,更拒绝与之为伍,这种态度也使得他处处被人排挤。

那么,黄文欢为何会拒绝反华,又为何会突然投奔北京?最终结局如何呢?

与中国的深厚友谊

尽管作为越南副主席,但是黄文欢与胡志明一样,自青年时期开始,就已经与中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5年,此时正值越南兵荒马乱之际,而在他所住的村庄,尽管有先进青年想要通过变革的方式,来推动社会的改变,却因为没有方向,而不知所措。为了寻找救国真理,黄文欢在听到中国的革命进行的轰轰烈烈之时,这也让他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希望。

这年秋天,革命老师阿立找到黄文欢对他说道「我知道你想改变国家现状,我也看过你之前在【新世纪】发表的文章,现在国外的众多国家都在掀起民族解放运动。如果革命需要你到更远的地方去,你愿意吗?」

听到老师的话,黄文欢心中爱国热情熊熊燃烧,他满是坚定的对阿立表示「老师,我愿意的,只要革命需要,不管再远的地方我都愿意去。」

在阿立的帮助下,黄文欢从清化乘坐火车几经周转,终于来到了中国境内,并以黄埔军校学生的名号进入了广州,这时黄文欢刚刚21岁。

而正是从这时开始,黄文欢就注定与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深厚情谊。在中国广州,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

后来,对于这段历史,黄文欢这样形容道。

「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国寻找革命真理,学习革命。当时心中忐忑不安,但又充满了兴奋。」

在中国几年的学习中,黄文欢的成长十分快,不久后他再次返回家乡,开始将他在广州学习到的革命理念,应用的家乡的革命组织中。

此后的岁月中,黄文欢为了革命反复的在越南与中国之间往来。在这里,他同胡志明、武元甲等众多越南革命先驱一起,在中国境内建立了中越革命文化同志会,并因此结识了诸多的中国革命友人。

1949年,在新中国的承认下,这个自1945年就已经成立的越南民族共和国,终于获得了第一个国家的承认与支持,在国际地位上有了一席之地,对于中国的做出的种种,黄文欢与众多越南领导人是十分感激的。

此后,黄文欢又在胡志明的任命下,成为了第一个越南驻华大使,在他在中国的8年大使工作生活中,他见证了新中国是如何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依旧出兵帮助越南抗法援越的,所以随着他与中国的交往越来越深。

黎笋叛变革命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事情是,在他返回越南即将在位中越友谊更进一步做出努力时。

胡志明的去世,却让这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1960年,黎笋当选越南第一书记,此时他就已经开始通过恶毒的手段,明里暗里挑拨中越的友谊。

为什么,参加革命多年的黎笋会如此忘恩负义的对待中国?

这个问题,在黄文欢心中打转,尽管黄文欢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越南人,但是数十年的革命生涯,让他将中国当做了第二个母亲的存在,如今在看到国家有蛀虫这样,污蔑对越南有恩的中国「老大哥」,他心中十分难过。

1969年,随着胡志明的去世,黎笋当选越南主席,自此,他将自己原先藏在暗处的反华思想摆到了明面上,而在其他势力的助长下,本就好大喜功、目中无人的黎笋开始了他一系列的反华措施。

这其中,作为越南解放的开国元老,此时的黄文欢在越南尚有一席之地。因此,在会议上,黄文欢曾因为黎笋的反华言论与举措,多次与黎笋针锋相对。可是,此时的黎笋已经羽翼渐丰,在他的多年经营下,在越南境内早已建立起了黎笋集团。

所以尽管,黄文欢有心想要阻止黎笋,却有心无力。

为了让黄文欢无力干涉自己,在1976年的越南四大上,黎笋通过不正当手段,架空了黄文欢的权利。

就这样,在只手遮天的权力下,黎笋的反华更加猖狂,他不仅对越南革命有功的华人进行打击。

甚至在这之后,将华人所有财产掠夺一空,随后走将这数十万人民驱赶出了越南。

对于黎笋以全面反华路线,做出的恶事,黄文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看到如此多华人受苦,中越两国的关系因为黎笋而一点一点的被消磨,他想做出什么改变。

可是,在黎笋集团的包围下,黄文欢早就如同泥菩萨过河,他的家人一举一动都被黎笋安插的间谍监控,甚至他说的每一个字,都会被记录承报。

可是做完这些,黎笋还是觉得不够,在国家方面,黎笋通过威压让起草委员在宪法中写道「越南人民‘必须同中国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者及其在柬埔寨的走狗进行较量’」。

在黎笋背叛革命后的带领下,越南人就此变得一团糟。

为了不让越南革命事业就此被黎笋葬送,让越南因此走向危险,黄文欢决定自己要做些什么。

前往中国

1979年,黄文欢等待的机会到来了,在这年夏天,他连续两个月的时间,发烧不断,这种种怪异的情况,让他怀疑自己得了重病。

可是当时的医疗环境,并不足以对黄文欢的病症进行判断。于是,在医生的建议下,黄文欢最终得以以治病为由,踏上了前往东德的旅程。

就这样,在得知自己有机会离开越南之时,黄文欢心中就开始策划,自己究竟要怎么摆脱黎笋的严密控制,在路上转道中国。

跟随黄文欢一同前往的有两人,一个是为他服务的秘书,而另一个虽然名义上是他的秘书但实则是兼具监视他的作用。

黄文欢的飞行旅程分为两段,一段是从越南到巴基斯坦,而后从巴基斯坦飞抵东德。这也将意味着,黄文欢在行程中在越南与抵达东德时都不会有太多的机会,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抓住在巴基斯坦休息的时间。

抱定主意后,黄文欢就在不断地谋划着。

当飞机抵达巴基斯坦,黄文欢稍作休息后,他对随行的秘书表示,自己连续的发烧,现在如果就坐飞机启程的话,很有可能会就此丧命。如果可以,他想在卡拉奇稍作休息几天,让秘书前走一步,前往东德打点好,自己和医生不久后就来。

看着黄文欢的情况,秘书又看了看医生,最终接受了黄文欢的安排。

眼看着秘书离开后,当天晚上,一路颠簸的医生疲惫不堪,对黄文欢的看守也松了许多。就这样,黄文欢冒着生命危险逃离了旅馆。

并在自己一个革命时期的好友的帮助下,登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

而当黄文欢刚抵达北京不久,黎笋一行人就发现了本该已经抵达东德的黄文欢不知所踪。他们将陪同黄文欢一起出行的医生与秘书关押起来,想要通过对他们进行逼问找到黄文欢的踪迹。

惊恐不已的黎笋,为了保证自己反华集团不因此受到打击,为此他召集各个党羽开会,并通过各个广播电台宣布,撤销黄文欢所有职务,同时以「叛国」的罪名,依法开庭。

为了唤醒越南国内的有志青年,让越南人民清醒的看到黎笋的真面目,本就打着坚持革命而前来中国的黄文欢,为了对黎笋进行还击。

8月9日,黄文欢,在北京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在记者会上,他将黎笋这些年做的种种全都公之于众。

而除此之外,他还撰写了一份【致全国同胞】的声明,在声明中他表示,对于黎笋做出的开除、对他判刑的种种行为,是他早就料到的,但是自他决定离开祖国开始,他就已经做好了坚持革命的打算,就算为祖国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也在所不惜。

这其中他还表示中国曾在抗法、抗美救国斗争中,与越南人民一起共同流血牺牲,付出良多。

可是如今,在革命成功后,却有一伙人颠倒是非黑白,将所有的一切破坏掉,这是他与所有越南有识之士所不愿看到的,他号召所有人和他一起,为越南的未来奋斗起来,为越南的未来发声,他将与他们一同战斗。

可是,因为黄文欢本身年事已高,而他的身体本来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因此北京方面,在了解到他的身体情况后,当即将他安排住进了医院。

果不其然,经过几番检查后,黄文欢早先在越南时就在肺部发现的阴影,就是因为严重的肺癌所致的。为了让他的身体得以康复,我党专门为他从日本请来了3名日本经验丰富的医生为他动手术,并经过数月的精心照顾,这才让他的病情得以痊愈。

此后,黄文欢一如他当年在中国一样,为了越南能摆脱厄运而不懈努力着。

1980年9月,越南对黄文欢以叛国的罪名,向世人宣判黄文欢的死刑。不仅如此,黎笋一行人因为恐惧黄文欢发布的种种文章,会影响越南国内他们的领导,为此他们对此进行了严防死守。

这其中,黄文欢在这几年里,通过公开的方式,向越南人民发表了越南必须要再来一次革命的问题进行了演讲和呼唤。

除此之外,他还撰写了【沧海一粟:黄文欢革命回忆录】、【越中友好与黎笋的背叛】等文字,以用于鼓励越南人民,并揭露黎笋的种种罪行。

但不幸的事情是,这个为越南革命奉献一生的老人,在1991年之时,因肺部感染等情况,被送入了医院抢救,最终因重要器官功能衰竭,享年86岁。

而根据黄文欢生前遗嘱中说

「我去世后,希望能采用火葬的方式;将骨灰分成两份;一份撒在红河源头,让这顺流的河水将我带回亲爱的祖国越南。一份则以某种形式留在中国,以表达我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以及在华越侨的留恋和感激之情」。

在黄文欢的嘱托下,他最亲爱的共产党朋友们,在5月25日为他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沉痛的告别,随后将他的一份骨灰安葬在了八宝山。

在墓碑上,亲切的写着「越南老一辈革命家中国人民最尊敬的老朋友黄文欢同志之墓」。

参考文献

[1]Huang, Wen-huan, 文, 庄, 侯, 寒江. 沧海一粟:黄文欢革命回忆录[M]. 解放军出版社, 1987.

[2]黄文欢. 越中情义深[M]. 人民出版社, 1990.

[3]黄文欢. 越中友好与黎笋的背叛[M]. 1982.

[4]黄光周. 黄文欢魂落中华[J]. 文史春秋, 1999(1):5.

[5]陆拂为, 凌德权. 他选择了真理——访黄文欢同志[J]. 瞭望周刊, 1984(42):18-19.

[6]李家忠. 震惊世界:越南领导人黄文欢来华前后[J]. 湘潮, 20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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