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在1935年和党中央搞「对立」的时候，时任四方面高干的陈昌浩非但没有阻止他，反而还隐隐有偏向他的势头，此事直接导致他在党内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一度被定义为「右派头子」。后来，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双重压力下，张国焘被迫屈服，不再搞「对立」，乖乖率部北上，和中央红军会师。
此时，陈昌浩的处境就变得尴尬起来，他无法再重新融入中革军委以及政治局，在军内的威望也大打折扣。好在党中央此时还是比较信任他的，在1936年还命令他和徐帅等人一起率军征战河西走廊，按照原定计划，两万多红军应该由陕入甘，而后北上至宁夏开辟苏区，打通苏联与中共中央的联系，方便人民武装接收来自苏联的各种物资援助和军事指导。
但可惜的是，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红军自踏上西征之路后，便遭遇了此前从未预料到的重重困难，比如缺乏物资补给，没有群众基础等等，红军官兵只能饿着肚子作战，苦苦坚持着。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西北多戈壁，缺乏打游击的基础；而敌人又多是骑兵，在机动速度上远远超过红军，因此红军的每一仗都打得十分之艰难，部队的损失更是与日俱增。
此时，陈昌浩已经意识到西征的任务恐怕已经无法完成了，按理来说，红军此时最应该做的就是原路返回，尽可能保存实力。但陈却不愿就这样罢休，他在与徐帅商议过后，决定继续执行西征计划。这一决策最终导致红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大量官兵牺牲或被俘，而陈昌浩则比较幸运，他最终在当地牧民的帮助下，只身离开甘肃，一路向东横穿陕南，最终安全抵达武汉。
原本他打算在湖北继续拉游击队开辟苏区，想要东山再起，可此时国共已经达成了合作意向，湖北省委不允许他乱来，以免破坏统一战线。无奈之下，他在匆匆见了亲属一面后，又转而回到延安述职，并将兵败的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在延安的那段日子里，他每天都过得很压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非常差，没过多久他便患上了严重的胃病。
彼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十分有限，无法为他治病，所幸党中央便安排他到苏联去疗养。但在1941年，苏德开战之后，陈昌浩又被迫开始了漂泊生活，他先后辗转多个城市定居，甚至一度被苏联方面安排到煤矿上劳动。在此期间，他思乡之情愈发浓厚，于是便写信给党中央，申请回国参加八路军，可由于山高路远，他的信在传递途中不慎丢失，他因此未能收获任何回复。
一直到1943年，苏共中央方才将陈昌浩召回，安排他到翻译部门任职，他的处境才稍稍有所好转。建国后，在陈昌浩的一再请求下，党中央方才批准他返回国内，并安排他到文职部门工作。彼时的陈昌浩在党内已经彻底失去了「老资格」的地位，很多入党时间比较晚的同志甚至都不认识他。
而他一直对当年西征的事情耿耿于怀，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很多同志，为此他一直惴惴不安，每次见到参与过西征且幸存下来的党员干部，都要真诚的道歉。值得一提的是，陈昌浩的前妻倒是没有受张国焘事件的影响，一直在党内拥有比较稳固的地位，建国后，她一度官至副省部级高干。
而陈昌浩的子女们也都是优秀的革命者，其中大儿子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曾经在苏联待过很长时间，精通力学和机械专业，回国后一直在国营工厂工作，70年代初，他被调到军工单位任职，曾参与了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的研制工作，为增强我国海军实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小儿子则是一位优秀的汽车工程师，他也曾在苏联进修过一段时间，回国后便被国务院指派到沈阳筹建汽车工厂。当然，造汽车并不简单，尤其是一些工艺中国还没有，必须要从国外引进。而他为了实现汽车自造，一直忙前忙后，不断到国外去访问，谈工艺、材料的引进问题，历时两年时间终于攻克了所有难关，最终顺利实现了汽车自造，这也标志着我国工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往后数十年间，他仍在汽车制造领域奋战，先后参与设计了一系列经典的汽车款式，助力国产汽车行业实现了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