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世友的一生中，
1966
年
10
月无疑是一个极为危险的时刻。那时，北京的红卫兵风暴正像野火般蔓延至全国各地，许世友也未能幸免，成为了这场运动中批判的靶子。南京的街头巷尾，充斥着批判他的大字报，那些纸张上刺眼的
「
许大马棒
」
字样，像是无声的控诉。
最初，大字报的内容还较为温和，但很快，情况急转直下。红卫兵们冲进许世友的住宅，肆无忌惮地破坏，甚至连他的上将礼服也未能幸免。面对如此困境，许世友感到无助和绝望，他选择了逃离，躲进了深邃的大别山。
然而，这场风波并未因此平息。红卫兵们继续对他进行猛烈的攻击，甚至编造出他在延安时期就企图杀害毛主席的谣言。这一指控使许世友的政治生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幸运的是，在这关键时刻，毛主席开始了他的南巡之旅，并在抵达上海时明确表示要保护许世友。他坚称许世友从未有过加害他的念头，反而是在延安的监狱中，是他亲自下令释放了许世友。为了确保许世友的安全，毛主席指派张同志乘坐空军飞机前往大别山接他。
（许世友与毛泽东）
但许世友对张同志的怨恨颇深，同时他也深感自己的处境堪忧。因此，在离开大别山之前，他找到了安徽省军区的司令，郑重地交代了两件重要的事情。
至于许世友后来是否顺利抵达上海？以及那两件重要的事情究竟是什么？都是那段历史中尚未完全揭开的谜团。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1966年，许世友的心情沉到了谷底，他成为了众人批斗的目标，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在临行前往上海之前，他的内心充满了忧虑与不安，曾郑重地向信赖的友人托付了两件事情。他坦言，自己对毛主席的忠诚从未动摇，但对于某些身边人却心存疑虑。他害怕在途中遭遇不测，因此恳请友人在他遭遇不幸后，能够伸出援手，关照他的子女，无论是他们的学业还是未来的生活。同时，如果十天之内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就请立刻前往上海寻找他的下落，将他的遗体运回故乡安葬。他特别强调，绝不愿意被送入火葬场。话语间，许世友的情绪难以自抑，未等对方回应，便匆匆离去。
（许世友）
幸运的是，许世友平安抵达了上海，并与毛主席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深入交谈。一见面，他便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跪在毛主席面前磕头，放声痛哭，仿佛要将所有的委屈和担忧都倾诉出来。然而，即便得到了毛主席的安慰和支持，他仍然选择了返回大别山，那里是他的根据地，也是他的精神寄托。
1967年，局势进一步恶化，许世友的心情也愈发沉重。他常常借酒消愁，但内心的苦闷却难以排遣。就在这时，南京军区派来了大量人员，他们包围了军区总部，意图不明。许世友见状大怒，他站在高处大声喝斥，态度坚决，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挑衅行为。他亲自坐镇大厅，与皮定军、韩先楚等将军以及工作人员紧密合作，做好了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接着许世友之后发生了哪些事情？毛主席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1967年，那段充满风云变幻的日子里，许世友内心坚定地发誓，宁愿选择壮烈的死亡，也绝不屈服于恶势力。他带领着忠诚的部将陶勇和聂凤志，悄然躲藏在无锡太湖边的一条幽静小巷中。他们在那里度过了四十多个日夜，然而，尽管他们极力隐蔽，但许世友等人的名声和影响力使得风声终究还是传了出去。有人开始密谋抓捕他们。
面对日益紧迫的形势，许世友向军长犹太中坦言，由于无锡距离上海过近，安全隐患重重，他们必须转移到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他提议前往大别山，那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以为他们提供天然的庇护。于是，他向中央军委发去电报，以检查工作为由，请求前往大别山。
然而，陶勇和聂凤志却并未跟随许世友前往大别山。他们坚持返回原地，不幸的是，回去后不久就遭到了残酷的迫害。聂凤志被打掉了八颗门牙，甚至一度被装进麻袋准备扔入长江。幸运的是，在危急关头，许世友派出的警卫及时出现，将他从死神手中救回。
相比之下，陶勇的命运更为悲惨。1967年1月21日，他在东海舰队招待所后院的井中遇害，遗体上还被人划上了黑叉。这一消息让许世友悲痛欲绝，但他却无能为力，只能默默承受这份痛苦。
后来，中央终于察觉到了造反者的罪行，由华国锋领导的一场清算行动彻底铲除了这些恶势力。那些曾被迫害致死的将士们也得到了应有的平反和昭雪。对于许世友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深深的慰藉，也是对他坚守信念和忠诚的最好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