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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丛德滋烈士的女儿进京,邓小平亲自接见:以后有事直接找我

2024-08-21历史

1977年的一天,邓小平正在忙工作,这时伍修权夫妇领了一个30多岁的女人过来。伍修权见邓小平正在埋头思考,敲了敲门,邓小平抬头看去,看到是伍修权夫妇,便让他们坐下。

伍修权高兴地说:「我今天过来,是给你介绍一个人,她就是‘00001号’烈属证的家属,她叫丛丹。」邓小平有些吃惊地看着丛丹,急忙走过去,握住丛丹的手说:「你长得真像你父亲,真是太像了!」

丛丹听完邓小平的话,忍不住大哭起来,因为她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对于父亲的记忆,不是模糊的脸庞,而是一张只存在于挂在墙上的烈属证。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印象。

图|邓小平


她第一次接触这张烈属证时,名叫高锦明。1951年12月,高锦明下课后回家吃饭,但还没有走到自家门口,就看到门前站满了人。敲锣打鼓,十分热闹,邻居堵得水泄不通。

因为高锦明家住得很偏僻,和周围邻居还不太熟悉,这突如其来的热闹让她不知所措。当邻居阿姨纷纷散去,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细心的高锦明发现家里多了一张牌子,上面写着「革命烈属」。

父亲高克明正拿着锤子在客厅的墙上比划,随后一阵哐哐哐,高克明把一块玻璃框挂起来。高锦明站在客厅,认真看着上面的内容,她一眼就看到最末尾的落款「毛泽东」!这让高锦明内心更加疑惑了。

她不禁在想:「我们家里什么时候有烈士了?这个上面写的丛德滋又是谁?为什么他的烈属证会在自己家呢?」高克明看出了她的疑惑,把她叫进房间。


高克明严肃地对高锦明说:「我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你父亲叫丛德滋,解放前被坏人杀害了。他是为了革命事业而牺牲,今天政府过来人就是送你父亲的烈属证。明天我就带你们把名字改回来,改回你亲生父亲取的名字,你叫丛丹,你弟弟叫丛甘。」

高锦明听到这个消息后,一时感到十分惊讶,她从没想过自己不是亲生女儿。

那么,丛德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革命做了什么事情?又是为什么后面会遇害呢?

这一切还得从丛德滋说起。

丛德滋,字悦生,1910年出生于辽宁凤城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为人踏实诚恳,母亲温柔善良。一家人依靠租用地主的土地维持生计,丛德滋一共有5个兄弟姐妹,他是老大。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丛德滋从小就十分懂事,经常帮家里做一些农活。虽然他的家庭条件不好,但父母很重视教育问题。丛德滋从小就十分热爱学习,尤其喜欢阅读古典小说和历史书籍,知道许多历史故事。

小学毕业后,丛德滋考入了凤城第二师范学校。因为爱好广泛,天资聪颖,性格开朗,为人正直,团结同学,所以深受老师的喜爱和同学的欢迎。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尽管张作霖对学校的控制十分严格,革命的大浪潮还是波及了第二师范学校。丛德滋也是从这个时候懂得:只有打倒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推翻旧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才可以救中国,让中国人可以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社会的潮流风向发生了急剧变化,许多青年都深刻认识到当今社会的现状,大家都想懂得更多救国救民的大道理。当时,学校组织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同学到浙江一带游览,体验当地社会环境。

丛德滋便是这批学生之一。在这一次游览中,丛德滋看到了老百姓生活得特别艰苦,心中深有感触,他也在这次游览中写下了许多诗歌散文。同年7月,丛德滋在第二师范学校毕业,他去了县城一所学校教书。1928年,丛德滋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北大学教育学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大学被迫搬到北平。丛德滋告别家乡,来到北平继续学习。丛德滋在北平认识了许多思想先进的学生,这些进步思想对丛德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丛德滋喜欢和他们在一起讨论时事。

此外,丛德滋也经常和他们一起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和同学一起上街游行,他始终站在自己学生运动前列,做学生运动的领头人。

1933年,丛德滋在东北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政训处工作。同年3月,随着全国人民抗日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担心东北军会叛变,于是将丛德滋所在的这支部队调往内线去围剿红军。

后来,丛德滋跟随军队来到湖北。因为战士都来自东北,水土不服,又对湖北地区不太了解,所以连打败仗,大家都感到十分挫败,士气低迷。在共产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号召下,战士对内战行为十分抵触。

丛德滋因为文笔出众,在此期间他写了许多文章,发表在【东方快报】等宣传期刊上。他以笔化刀,用有力的文字揭露、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提出的反动政策,以及投降卖国的可耻行径,用饱满热情的文字宣扬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

丛德滋的爱国主义行为,没过多久便被政训处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察觉,被逮捕并监禁在武汉行营军法处。


让人值得庆幸的是,这场囚禁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张学良的出面交涉,丛德滋很快被释放出来。丛德滋当时还疑惑,自己和张学良没有接触,为何他会保释自己?获得自由的丛德滋并没有继续深究,毕竟自己出来就可以尽快写文章,调动大家的抗战热情。

1935年,蒋介石调遣张学良前往陕西,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丛德滋在9月底也随部队一起来到西安,因心思细腻,文笔出众,担任总部办公厅秘书一职。但这并不妨碍丛德滋继续写进步文章。

1936年4月,丛德滋在西安创办东北军进步书刊【西北响导】,连续发表了20多篇优秀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在当时反响特别热烈。不仅鲜活表达了对全国局势的认识,还将东北军和全国人民想要一致抗日的迫切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不仅激发了人们的斗志,还生动阐述了开发西北地区的重要意义。

同年6月,东北军又创办了【西京日报】,丛德滋理所应当担任了该报主编,为大家写下更多鼓舞人心的文章。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全国各阶级的一致赞同。

东北军也深受影响,丛德滋也更加倾向于共产党的革命生涯,积极主动宣传和拥护党的抗日主张以及相关政策。他在所负责的两个进步书刊中,卖力宣传抗日救国运动,呼吁群众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中。

西安事变后,【西京日报】社社长不幸被捕。由于时局动荡,【西京日报】社处于无人看管的境地,张学良的秘书便派丛德滋和关吉岗一起接管【西京日报】社。

图|【西京日报】


丛德滋提议道:「既然我们现在受命接管了【西京日报】社,又正好处在西安事变这样重大的事件之中,为何我们不将【西京日报】社改一个名字呢?」关吉岗欣喜地说道:「是呀,我们可以改一个名字,来纪念‘西安事变’这个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事件。」

经过众人的一番讨论后,最终决定将【西京日报】改名为【解放日报】,由于丛德滋的字写得最好看,便由他来为【解放日报】社提名。12月13日,【解放日报】社正式创办刊期,丛德滋任总编辑。

12月17日,周恩来等同志组成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之后成立了联合办公厅。丛德滋的才能大家也都有所听闻,便邀请他担任联合办公厅宣传委员会委员。

顾名思义就是负责宣传工作,每周的宣传提纲都会交由周恩来亲自过目。因为文字是最容易打动人心的,唤醒大家的头脑,许多国家大事大家都是通过报纸才得知。周恩来也经常会给予一些理论指导,丛德滋每次都会虚心接受教诲。

丛德滋作为【解放日报】社的总编辑,经常废寝忘食撰写文章。他以忘我的精神,积极宣传党组织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为党组织的政策宣传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此期间,丛德滋还撰写了好几本宣传共产党的小册子,供大家了解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组织。

1937年,国民党军趁我军不备突袭西安,【解放日报】社开办两个月,便被迫停刊。【解放日报】全面展现了西安事变从开始到结束的所有过程,是当之无愧的「西安第一报」。


国民党军占领西安,张学良被软禁,东北军被调往多个地方,分崩离析,最终解散。因为【解放日报】被占用,丛德滋也丢了工作。

面对张学良的惨状和东北军的结局,丛德滋感到心灰意冷,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东北军,辗转多个地方来到上海,经东北大学同学王文杰介绍,认识了其侄女王竹青。

当时,王竹青正在沪江大学读书,晚上会到党组织创建的工人夜校教书,教工人读书写字。那时候,大家文化水平都不高,尤其是工人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王竹青便利用晚上的空余时间,教工人写字。

王竹青曾经看过丛德滋的文章,对他十分崇拜,丛德滋也对年轻漂亮的王竹青一见钟情。在王文杰的牵线搭桥下,二人热恋了,丛德滋也会在空余时间和王竹青到夜校教工人写字,并积极介绍和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等。

同年,淞沪会战爆发,日寇进攻上海,丛德滋和王竹青二人投身保卫上海,击退日寇的运动中。上海失守后,他们回到了王竹青的老家,在这里举行婚礼,结为革命伉俪。

丛德滋和王竹青新婚燕尔,二人一起生活在小山村里,生活十分自在,但丛德滋不是一个贪图享乐之人,他打听到八路军指挥部就在村子附近,立即和八路军取得联系。

在这里,丛德滋认识了邓小平和杨立三等同志,并积极参加八路军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一天深夜,丛德滋突然接到命令,从西安转战西北地区。途经西安时,偶遇了林伯渠同志。

图|林伯渠


随后,丛德滋被林伯渠介绍到兰州工作,王竹青此时并不知道丈夫在哪里,她只是听丛德滋提过一嘴。但对丈夫突然不见踪影,她也不敢大肆宣扬,只能向村民打听。

直到八路军战士把王竹青接到兰州,她这才知道了丈夫的消息。虽然丛德滋当时不告而别,但王竹青心中并没有丝毫不满,她知道丈夫是一个胸怀大志之人,不可能陪她一起留在小山村生活。丛德滋当时被林伯渠介绍到兰州,其实有一定的原因。

日本全面侵华后,我国东南地区迅速沦陷,大量逃难者涌入西北地区。仅两年时间,兰州人口从8万,突增到20多万人。由于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群众的抗日救国意识并没有完全觉醒。

为了改变现状,提高群众的思想意识,中央决定派得力干部前去兰州领导工作,并积极鼓励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以及先进分子来到兰州带动群众的抗日热情。作为知识分子的丛德滋,正是被林伯渠看中了文化宣传能力,便把他介绍到兰州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与此同时,党中央还派谢觉哉出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伍修权任处长,孙作宾为甘肃地下工委书记。丛德滋投入到了抗日活动中,他的才能再一次得到施展。

丛德滋一方面利用自己进步分子的公开身份,积极组织和动员广大群众投身到救国运动中,开展抗日宣传的统一工作。另一方面,他又以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秘书的身份,打入敌人内部,从事我党地下情报工作,为我党获取有利信息。

丛德滋认为,要想完成组织交代的工作,自己必须要有公开身份作掩护,经过综合考虑,丛德滋向谢觉哉提出想要开办一个通讯社的想法。谢觉哉对丛德滋的想法表示支持,经过多方努力下,民众通讯社于1938年3月1日正式发稿。

民众通讯社的规模很小,只有社长丛德滋和记者两人,虽然人不多,地方也不大,但它的「产量」却十分丰富。根据相关人士统计,仅仅在1938年3月,甘肃【民国日报】就采用了98篇来自民众通讯社的稿件和消息。这些稿件都生动描述了甘肃工农群众的生活困境,并多次报道了群众自发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秋,丛德滋通过自身不懈努力,经谢觉哉、伍修权两位同志介绍,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与此同时,武汉沦陷,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兰州地区已经成为了国民党的大后方,军政机关骤然增加,特务汉奸等行为作风十分猖獗,丛德滋更清楚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

丛德滋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于工作中,秉着对党组织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认真工作。他说话做事都十分严谨,可以说是滴水不漏,连妻子都不知道他在组织负责什么工作。

丛德滋以前便和曾扩情共事过,通过这些过往,他再次成功打入司令部,并为党组织获取了许多国民党军事部署等方面的情报。

1940年4月,民众通讯社被迫停业。6月,甘肃省工委遭到破坏,负责人悉数被捕入狱。在组织的指示下,多数地下党员已经转移,当伍修权同志向丛德滋转达让他去延安工作的通知时,丛德滋坚决表示要留下来继续工作。

伍修权无可奈何,临行前再次叮嘱丛德滋:「现在局势很不好,情况十分危险,必须要有充分准备,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丛德滋坚定地说:「你放心去延安吧,我在甘肃,革命工作我能坚持一天,就会坚持一天,会注意安全的。」伍修权拗不过丛德滋,只能再三嘱咐:「必要的时候,你们可以离开兰州,去其他地方避避风头,抗日救国运动需要你们继续发光发热。」


1941年1月,春节将至,因为叛徒出卖,丛德滋没能和家人一起团团圆圆过春节。曾扩情以「过小年」为由,邀请丛德滋到家中吃「团圆饭」,犒劳他这年的辛苦工作。

丛德滋一眼就识破这是趟鸿门宴,好友都劝他不要去,赶紧收拾东西避避风头。但丛德滋不肯,他说:「既然曾扩情让我去,那我就去和他谈谈,探探口风,看看他们最近有什么动态。如果有变动,那我们在一起商谈,你们明天再到我家来,我把情况告诉你们。」

丛德滋刚进入曾扩情家,就被国民党抓捕,带到兰州的秘密监狱。国民党对丛德滋进行了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却没能从他口中获取任何有利情报。虽然党组织和同志对丛德滋展开了多方营救,但最终没有取得成效。

由于监狱环境差,又值寒冬腊月,丛德滋患了重感冒。国民党特务见他感冒严重,竟将一碗下了毒的污水给丛德滋喝,没过多久,丛德滋便七窍流血,在狱中牺牲,年仅32岁。

丛德滋牺牲后,王竹青一家作为其家属,被国民党当局赶出了兰州。王竹青没办法,只好带子女回到老家,高克明担心她们路上不安全,便亲自护送她们。

相处一段时间后,二人互相喜欢,结为夫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高克明才带着一家人再次回到兰州生活。


党和人们对丛德滋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为了缅怀这位在革命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烈士,向丛德滋的家人颁发了由毛主席亲自签署的「光荣纪念证」。

丛丹离开前,邓小平叮嘱道:「以后有事直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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