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底，新四军军长叶挺率领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人，从皖南来到江北，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所部，并再次命令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迅速率部向合肥、定远、全椒地区开进，建立抗日根据地。高敬亭像以往一样不以为然，不仅按兵不动，还密令已经东进的七、九两个团，再返回大别山。叶挺愤怒了，随即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给四支队第七、九团下令，要求他们继续东进到合肥青龙场、埠子里一带候命。此时，高敬亭才不得已率支队部跟进到青龙场。
高敬亭将军塑像5月10日，叶挺来到舒城县西港冲，召开军事会议，要求高敬亭就「四支队是否遵命东进」表态，高敬亭以「医院和后方机关一时间走不了」为由拖延。叶挺闻言断然下令: 限四支队在两个星期内必须出动东进！高敬亭被迫勉强同意。但会后，高敬亭依然按兵不动，这导致他与叶挺的矛盾骤然加剧。6月21日至23日，叶挺在青龙场召集四支队连以上干部开会，对高敬亭的抗命不遵进行斗争，同时宣布高敬亭4条罪状:1.拥兵自重，不服从军部领导，不听调遣；2.排挤延安派来的党政干部；3.搞宗派，任用亲信，纵容部下；4.山头主义，家长作风，用人不察。
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对于这四条罪状，高敬亭一条也不承认。他诸条辩驳，以大量事实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会场上寂静无声，与会人员大多都是四支队的指战员，最清楚高敬亭所讲的事实真相。讲到动情处，高敬亭哽咽了，他说:「红28军在艰难困苦中战斗了三年，才有了这支部队，我没有错！我们与中央失去联系三年多，孤军在大别山作战，能坚持到今天，这容易吗？」高敬亭拒不承认错误，随即招来严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早在6月20日，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叶挺等就同时向延安和重庆发出两份电报，以「高敬亭可能反党、反中央及叛变投敌」等罪名，拟请枪决高敬亭。
1938年武汉，中:项英，右:高敬亭蒋介石收到电报，顿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批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挺接到蒋介石的回电后，没等到延安来电，就于6月24日，也就是三天斗争大会结束后，将高敬亭就地枪决了。临刑前，高敬亭很平静，这位身经百战、国民党悬赏10万大洋企图买其人头而不得逞的红军高级将领，此刻却要被自己人所杀。他坦然地说:「作为共产党人，我不怕死，只是由蒋介石下令处决我，我想不通。我是共产党员，我的做法是正确的，要死就死在红地毯上。请转告史玉清(高敬亭的妻子)同志，将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军的军人。」随后，高敬亭给叶挺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叶挺还礼，说:「你是个真正的革命军人。」随后，高敬亭慷慨赴死。时年32岁。
高敬亭将军高敬亭被执行后，延安的电令才到，因为当时新四军军部和延安不能直接通讯，要经过长江局转达到皖南军部后，再传达至江北指挥部，既麻烦又耽误时间。项英、叶挺看过延安的回电，才幡然醒悟，可为时已晚。原来，中央采取的是过渡一下的办法，要求将高敬亭送到延安来学习，以便教育挽救他。毛主席得知高敬亭被杀，非常生气，责问项英、叶挺:「我们是要求高敬亭来延安学习，你们为什么不听？为什么要杀了他？速查明原因上报中央。」后来，项英、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新四军领导人，都就此事做了深刻检讨。1942年整风期间和解放之初的1952年，毛主席又两次提及高敬亭，对他被错杀深感惋惜。
新四军领导层，左起:周子昆、张云逸、叶挺、项英、曾山1975年，高敬亭之女高凤英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中央为父亲平反，毛主席接到信后非常重视，立刻做出指示。1977年4月2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为高敬亭同志平反昭雪。认为高的功是大于过的，将其处决是错误的。1978年6月，民政部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至此，高敬亭将军已经冤死39年了。高敬亭，河南光山县人，1907年出生，1928年参加革命，历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主席、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党委书记、红25军75师政委、红28军政委等职，参加过黄麻起义，是鄂豫皖根据地及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之一。
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高敬亭的功绩主要在于，他在主力红军长征后，重建红28军，率部坚持在大别山打游击，始终保持红旗在大别山不倒，屡次打破敌人的围剿，成功歼敌五千、牵制国民党军数万。三年的时间，红28军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不仅给敌人以重创，自身也发展到3000多人。成为根据地人民心目中的一面旗帜。高敬亭革命信念坚定，军事才能出众，指挥28军与数十倍的敌人周旋于鄂豫皖边区45个县，创造出一套成熟有效的对付敌人的策略和战术，保证部队能聚得拢、散得开、打得赢、拖不垮，确立了「伤亡小就打、敌情明就打、地形利就打、缴获多就打」的战术方针。
右一为叶挺，左二为项英在地方上，高敬亭在边区建立了100多个便衣队，依靠「红军与地方部队结合，山地战与平原战结合，内线与外线结合」的作战原则，屡次取得反围剿的胜利，连国民党绥靖公署也哀叹:「此等赤匪，皆为本地土著。所到之处，有人通风报信，引领带路，以致行动自由，来去自如，飘忽不定，兵来匪去，捉摸不透，已成惯伎。」到1937年，红28军在鄂豫皖边区22个县建立了游击根据地，牵制大量敌人，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长征。1936年，毛主席在延安表扬高敬亭率领的红28军，他说:「红28军与敌人斗争很有成绩，很了不起。」1938年，周副主席在武汉接见高敬亭，当面称赞道:「主力红军长征后，你们在十分艰苦、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斗争。你们的成绩很大，在敌后保存下来这样一支红军队伍，非常了不起。」
叶挺与张云逸、邓子恢新四军成立后，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七、八、九三个团及手枪团，共3100余人，是新四军四个支队中兵力最多、武器最精良的一支部队。四支队成立后，随即开赴皖东北地区与日寇作战，屡次打击日军，先后取得多次胜利，连蒋介石都发来贺电，表彰新四军四支队。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利弊是相互的。高敬亭是游击战高手，也具备不错的军事能力，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率部屡次重创敌人，使得部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然而，就因为如此，养成了他武断、专横、一言堂的作风。由于是独立作战，与组织上几乎断绝联系，鄂豫皖边区的所有事情都是他说了算，他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更反对军部和延安派来的军政干部，不想受组织约束。不得不说，在特殊时期，他这种做法有利于部队机动灵活地生存，但所部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后，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不仅要有大局观，还得服从新四军军部及延安的指令。很显然，高敬亭缺乏这种眼界和格局，这是导致他与组织格格不入、矛盾丛生的根本原因。
高敬亭将军雕像叶挺所宣布的高敬亭的「罪状」，实际上是存在的，只不过二人站立的角度不同，高度不同，所以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不过话说回来，高敬亭所犯的是错误，不是罪，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远未上升到敌我对立的高度。然而，高敬亭屡次拒绝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不听中央的指示，置抗战大局于不顾，只打自己的小九九，这肯定是不对的。延安来电打算让他去学习，正是出于教育挽救他的目的。可惜的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几种都对高敬亭不利的因素综合到一起，使得新四军领导层误认为高敬亭有「反」心，项英给延安的电报中也说高敬亭有叛变投敌的可能。加之原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叛变，他到处游说拉拢旧部，而王明把持的长江局，又坚持新四军要服从国民党的领导，高的亲信部下——第七团团长杨克志与副团长曹玉福，在此节骨眼上叛变投靠了国民党桂系，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致使新四军领导层觉得杀高敬亭，来挽救数千名四支队的指战员，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的任务。
周副主席与叶挺因此，高敬亭之死是个无法避免的悲剧，是那个特殊时代的悲剧，既不是叶挺杀了他，也不是项英杀了他，蒋介石也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向延安和重庆请示，拟请处决高敬亭，是新四军领导层集体做出的决定，并不是哪一个人的命令。试想一下，枪决一个支队司令员，而且还是高敬亭这样资深的老革命，项英有这个权利吗？即使有，他也不会单独这样做。叶挺更没有这个权利，他是党外人士，处决高敬亭，叶挺不过也是奉命行事罢了。假如没有蒋介石那张电令，叶挺断然不会那么做。
周副主席与陈毅、叶挺、粟裕等新四军领导人合影那么，高敬亭为什么不愿意离开大别山率部东进呢？这个问题很好理解:高敬亭是土生土长的大别山本地人，在当地既有威望，又非常熟悉地形地势、风土人情，群众基础好，与根据地的老百姓关系融洽，他自然是不愿意放弃熟悉的地方，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创根据地了！这事搁谁身上都会这么做。早在1938年4月，高敬亭就与长江局书记王明、安徽省工委，在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问题上发生争执，王明、项英斥责高敬亭留恋大别山根据地是「破坏统一战线，消极抗日」，不允许高敬亭在大别山留一兵一卒。高敬亭则指责王明、项英是「右倾投降主义」，双方闹翻了脸。
高敬亭将军故居综合分析来看，高敬亭之死，多少带有一些无奈和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当年这起事件的参与者如郑位三、朱理治后来都曾表示，把高敬亭关起来教育是最好的办法，杀他也是迫不得已的，杀了他，就有把握挽救四支队几百名干部。好在伟人主持公道，他没有忘记高敬亭这位大别山的红军元老，在接到高凤英的申诉信后，及时作出了批示。高敬亭随后就被总政平了反，紧接着民政部也批准他为革命烈士。高将军的遗孀史玉清和女儿高凤英倍感欣慰。
高敬亭将军故居而今，高敬亭将军故居被列为大别山红色教育基地的一部分，与郑维山将军、许世友将军的故居相距不远，但相对于熙熙攘攘的许世友故居，管理完善的郑维山故居，高将军故居门可罗雀，异常冷清。这可能是因为将军过早地牺牲，已经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不太为人所知的缘故吧！【免责声明】：转载自其他平台或媒体的文章，本平台将注明来源及作者，但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仅作参考。本公众号只用与学习、欣赏、不用于任何商业盈利、如有侵权，请联系本平台并提供相关书页证明，本平台将更正来源及作者或依据著作权人意见删除该文，并不承担其他任何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