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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徐向前在会议上严厉批评一位上将:要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

2024-06-11历史

70年代中期,中国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党内就未来该如何搞经济建设,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其中华国锋同志、汪东兴、苏振华等人偏向保守,认为中国应该继续遵从毛主席规划的路线,坚持工商合营、农业集体化等政策,将计划体制贯彻到底。

而邓公、陈云、徐帅、叶帅等人则敏锐的意识到,计划体制已经落后于时代,甚至在一度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必须要搞改革,引入「市场经济」的理念,通过运作资本提振生产力,进而推动中国走向繁荣昌盛。

华国锋同志当时是党、政、军的第一领导人,拥有绝对的权力,所以1977年到1978年间,国家发展仍以他的意见为主,计划体制仍是时代的「主旋律」。但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1977年、1978年国家的经济非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隐隐有了倒退的趋势,一方面,许多工厂盲目扩大产能,结果导致供过于求,大量货品滞销,堆积在仓库中无人问津,白白浪费了资源。

另外一方面,农业集体化政策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多农民开始「磨洋工」、「混日子」,得过且过,这严重影响了粮食产量,有些地区甚至大开历史的倒车,出现了「脱富返贫」现象,实在让人触目惊心。

眼看国内形势愈发严峻,一些中央高干当即站出来发声,言辞激烈地批评华同志,指责他陷入了「右倾教条」的陷阱,同时要求立即停止计划体制,放松对经济的束缚,以免情况继续恶化。而华国锋同志也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在1978年下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向中央委员会道歉,并真诚做出检讨。与此同时,华国锋同志也趁着这个机会,将权力逐渐移交,自此之后,邓公便成为人民政权实际上的「掌舵人」,华国锋同志则将主要精力放外事活动上。

邓公随即对国家经济建设作出调整,开始试验性的执行了一些工、农业改革政策,结果收获了非常不错的反响,这让邓公信心倍增,于是他便派遣谷牧同志到欧洲进行考察,学习西方的资本运作经验,为未来的大规模改革与招商引资做铺垫。

至1979年,改革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中国即将迈入全新的历史时期,但谁料,苏振华却在这个关键时候「掉链子」,他竟在一次党代会上公开质疑改革,并对邓公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念颇有微词。此举很快便在党内引发轩然大波,许多同志纷纷批评苏振华太过「顽固」,而徐帅更是言辞激烈的责备苏振华「不可理喻」,并要求他充分反思错误的严重性,必须严加改正,否则严惩不贷!

1980年,中国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变局,这一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两案」进入终审阶段,江青等一批阴谋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也预示着动荡残余势力被扫除一空,「阶级斗争」彻底成为过去式,「和平与发展」将成为未来的主流意识形态。

也正是在1980年,华国锋和汪东兴等同志集体申请退休,离开了政坛。当年中旬,改革正式开始,广东被划为经济特区,深圳、广州、珠海、汕头等城市纷纷利用各自的特色和地域优势招商引资,很快便实现了经济腾飞。这极大鼓舞了邓公,于是他顺势将改革的范围扩大到全国,一时间,华北、华东、华中各省市迅速崛起,经济增速居高不下。不到三年的功夫,中国的经济总量便翻了好几倍,一跃成为全球最具潜力的发展中国家。

时间来到80年代末,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初具规模,工、农业顺利完成了发展转型,老百姓的生活也越过越好,至少再也不必为衣食住行发愁。而此时的邓公、陈云等人已经年近九旬,他们已经为国家和人民耗光了精力,是时候该退下去疗养了,于是邓、陈等一批老干部便光荣离休,将人民政权交给以江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团体管理。江同志严格遵照邓公当初定下的「基调」,继续坚定不移的深化改革,同时陆续设立一系列民生工程,帮扶西部偏远地区,助力当地的贫困百姓脱贫致富。时至今日,中国仍在改革,仍不断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市场,与其他国家互换资源、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