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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史 | 編文
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中，遺民的生產具有周期性輪回的典型特征。每當新朝建立之時，遺民往往透過対新朝秉持回避、口誅筆伐乃至武力對抗等多種不合作方式，感念舊朝的深仁厚澤，進而圖謀匡復。遺民現象在國家政體由帝制向共和根本性轉變的民初時期尤為突出。本文關註遺老圈在復辟前後的舉動及表現，註重剖析其內心隱晦的政治心態，以窺已處邊緣地位的這一特殊群體的政治心態。
01
遺老們的「中興」情結
遺民乃前朝所遺之民，每逢易代，則會有大量遺民湧現。20世紀初，清廷滅亡，民國成立後，依然留存一批不願和民國政府合作的前清官僚、士大夫，在易代之際，延續傳統，成為末代封建遺民。遺老是一特殊的社會群體，雖說是自遺於世，卻又很難忘情於現實和對先朝的追戀。渴望恢復故國的中興情結是縈繞他們在「新朝」揮之不去的夢魘。
因此，當認為各種條件因緣成熟時，謀復故國便成為促成他們再入世俗的最佳動機。
對前朝「中興」的渴盼，是遺老圈裏揮之不去的情結，甚至是他們在清朝滅亡後「忍辱不死」的惟一支撐。民國成立後，以鐵良、善耆為首的「宗社黨」為重建清室而活躍異常，一些遺老如升允、勞乃宣、沈曾植、羅振玉等，都與之往來密切。
這些遜清遺老們的心態是如何產生的？這是一個值得玩味的問題。
遜清遺老的心理和社會活動所呈現的多變性，實在與民國初年錯綜復雜的社會形勢密切相關。
其一，作為昔日的能官巧宦，飽閱政事人情的遜清遺老對清末民初時局的推衍演化，有著相對清醒的判斷。
無論自己如何不甘心結束歷史中心舞台，民主共和畢竟是大勢所趨，人心所歸，不可阻擋。因此遜清遺老能夠從容應對紛至沓來的文化思潮和社會風潮，做到既對新潮錦上添花的同時，又與舊輩禮尚往來。
其二，民國北京政府時期，透過【關於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優待之條件】的實施，遜清皇室與民國政府保持著頗為微妙的默契關系。
1913 年2月，中華民國政府以國喪規格處理隆裕太後喪事，與光緒皇帝合葬崇陵。袁世凱臂戴黑紗，舉哀致祭，與青島遜清遺老公祭如出一轍。
這種默契關系能夠讓遜清遺老在心理層面左右逢源，可以根據自己的價值觀與現實條件做出相對獨立的判斷，進而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望新者遂心適意，持舊者亦可自得其樂。
其三，袁世凱就任總統之後，出於多重考量，竭力爭取守舊派，排斥革命黨人，密切關註青島遜清遺老動向。
1913 年 7 月，袁世凱先後派吳笈孫、王揖唐、段祺瑞專程來青島請徐世昌晉京輔佐，後者順水推舟，最終晉京任職國務卿。趙爾巽也應袁世凱之請，赴京主持【清史稿】的編撰工作。
其四，西方殖民勢力為保持與擴大在華權益，密切關註中國政局變化，堅持表面嚴守中立的立場，甚至在很多情勢下，支持、縱容復辟活動，從而為遜清遺老提供了較大的活動空間。
01
一次試水： 癸醜復辟
復辟派的陰謀活動，經過1912年的積極策劃，在1913年進入了高潮。
1912年夏，溥偉在各種復辟勢力的支持下，糾集了在青島的劉廷琛、於式枚等於潛樓〈劉廷琛寓所〉集議。與會者還有從兗州趕來的王寶田和從天津趕來的溫肅。他們利用當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和袁世凱之間的矛盾， 和各派之間紛爭的這小混亂時機， 商定聯結張勛的復辟武裝， 於「癸醜之春舉兵濟南」。
在會上， 還起草了復辟檄文。張勛在經過和劉廷琛、康有為等人的頻繁密議和磋商後， 確定於「癸醜三月初王(1913年4月9日）在濟南起兵討袁」。復辟派圍繞著這一計劃，曾經四出策動，幻想能夠一舉恢復「先朝」。
但是，這一陰謀很快為袁世凱所偵悉， 復辟檄文也落到了他的手中。袁世凱為了確保自己的權位，對張勛作了周密的戒備。復辟派由於實力不足，只好「中道而廢」。
「濟南復辟」遭到破產以後， 復辟派並沒有死心。不久， 資產階級革命派因「宋案」和 「大借款案」發動了「二次革命」。
這時，袁世凱為了對付這個更危險的政敵， 不僅沒有直接打擊復辟派的陰謀， 反而利用張勛的復辟武裝去旗壓南方的討袁軍，這就給予復辟派一個新的機會。
張勛在其他遺老的獻謀和催促下， 以「禦逆」的名義，統率著辮子軍大舉南下，企圖在占領南京、擴充實力以後回師反袁，幻想復辟陰謀能在南京付諸實作。
張勛拼死賣命， 占領了清江、揚州、魏江和南京，於是身價猛增，儼然以復辟元首自居。「通貼告示，其官銜為「兩江總督、 江推宣撫使， 蓋用兩江總督之印， 年號則書民國宣統五年」， 而且「不懸國旗，紅旗但見張宇，見人禮節、稱謂 、名稱， 悉照前制。」，大肆起用前清官員。
但是， 張勛未免高興過早，清朝復辟不僅在人民中間通不過，就是袁世凱這支新起的反動統治勢力， 張勛也無能與之對敵。當辮子軍南下以後，袁世凱就派靳雲鵬控制了復辟派的主要根據地一一濟南；又派田中玉為兗州鎮撫使， 控制了張勛的老巢，袁世凱的心腹將領以及附屬於他的其他北方軍隊，又尾隨張勛南下、於是，清河很快為劉之潔控制， 揚州也為徐寶珍控制。
形成了一個有力的控制網，這樣張勛就墮入了袁世凱的圈套而被利用，始終不敢「倒戈反袁」， 只好擁兵自重， 徐待而圖 。癸醜復辟陰謀， 至此完全流產。
這就是癸醜復辟的梗慨。這次陰謀雖然迅速地遭到失敗， 但是，一小撮失去了政治權位的封建王朝余孽， 能夠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掀起一股復辟逆施， 是絕非偶然的。除辛亥革命的不徹底和當時的混亂局勢對他們有利以外， 復辟派本身所造行的暗中發動工作，起著極重要的作用。
01
潑天的機會：張勛復辟
1917年張勛復辟是民初重大的歷史事件，世人皆註重張勛和當時大小軍閥的密謀和措施。 張勛復辟是圖謀恢復清室江山的具體政治運作，當時著名的前清遺老幾乎都與聞其事。
這可以說是遺老再入世俗的表演，不過，這並不違反遺老的處世法則，圖謀故國的行動正表明他們心系故國，以民間身份用一種激烈的方式表達對所謂新朝的抗爭。
但時移世易，遺老們要承擔極大的政治風險甚至生命危險，因此，身份地位的特殊和他們在事變中心理的微妙變化，值得細細考察。
1912年升允東征，1913年聯絡張勛圖謀山東舉事，尤其是1917年與張勛共謀復辟大計，都反映了遺老渴望重建故國的強烈心理。當時，整個遺老圈裏彌漫著的狂熱的復辟浪潮，其一表現對張勛的過分依賴。
張勛只是一介武夫，清末曾受到清廷的重用，自是感恩戴德。民國後屯重兵於徐州，所部皆留辮，以示忠於先朝。
其實，對於張氏一貫之所作所為，遺老圈並無多少好感，如在張勛鎮壓「二次革命」時，胡思敬即斥其「攘地貪功」，「糜難七省地方以建一人之功，亦仁人所不忍為」，認為「豎子不足與謀，言之可為傷心……恐此軍從此不振，不足以圖大事矣。」
但由於張勛的忠清之心和手握重兵，且屢次揚言要恢復故清江山，再加上當時「諸將中可與謀者，唯張勛一人」，事無奈何，只有孤註一擲，遺老圈最終倒向張並與之聯盟。
張勛復辟時，許多遺老迫不及待的聯袂北上，似乎龍旗重見指日可待。沈曾植就對此時復辟充滿信心：「而在疾雷不及掩耳之時，倉促無從措手抗拒，稍緩則異說異計紛起矣。」
在隨後的事變中，諸老一再表現出這種躁動和狂熱。當張勛在天津滯留不進觀望形勢時，已趕赴北京的劉廷琛、陳曾壽等焦灼異常，屢次電催張勛盡快率軍北上。
陳曾壽致函張勛：「是故今日非斷行復辟，更無立足之地，」認為此時「進有萬全，退無一是；進有不世之功，退有不測之禍」，已將張勛逼上絕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鄭孝胥在復辟失敗後就斥責參與事變的遺老：「張勛之無謀，劉廷琛之躁妄，皆足取敗。辱我幼主，羞當世之士，哀哉！」並在日記中屢屢發泄牢騷之情：
「仁先（陳曾壽）今日由津浦到滬，略談北方情形，毫無計畫，妄舉大事，使人憤恨。此事由青島與上海諸君合謀之，而獨避我，知其必敗矣。」
其二表現為遺老圈對事變艱巨性估計不足，即對恢復清室的前景即對「中興」的盲目樂觀和自信。
如馮煦認為：「意天命果延，勵精圖學，蓄望待時，則天下朝諫謳歌者爭赴之，又奚有田一成，眾一旅，始復舊績也。」除去羞於於眾為伍士大夫的清高之外，言語中大有天道在我一方的自信，他們也同樣將恢復王道看的過於簡單。此處不妨參照在事變未蔔時冷汰的一段描述：
「五月十四日（七月二日），予在城閱滬報，知復辟已宣布，急赴湖寓。小舟將至水門，仲兄倚門而望，遙問曰，訊息何如，應曰，佳。登岸，予母坐廊間，出報觀之，母喜極，泫然曰，‘不圖暮年得中興’。」
一位久亂之後盼大治的賢母形象似乎躍然紙上，文人的刻意甚至帶有詩意的摹畫，使新朝小民不禁對新逝的故國浮想翩翩。這種對「中興」盲目的自信、自負，反映了遺老偏執的一面。
章 梫
章 梫 就認為：「今吾國尚未大定，歐洲各國又戰爭劇烈，殺人盈墳，亂已極矣，吾以為此即將治之機也。」
在章的文集裏，幾乎處處都能讀到對「中興」的企盼：「共和迄今凡六載，變故叠起，綱紀蕩然，征稅繁苛，閭閻愁嘆，每謂皇上聖學日懋，曷不起而救吾儕與水火中耶？蓋人心思漢久而益迫，已知萬口而同聲矣。」
認為「民心固結，氣脈綿長，天命仍眷顧於我聖清也」。在遺民的恣意渲染和刻意描繪下，似乎整個社會都處於渴盼先朝中興的語境之中，這未免沾染上了書生之見。
嚴復對此深為慨嘆：「此類人，生平讀數卷書，遂有天下事數著可了之概，以此謀人國家，安得不覆亡相繼乎？」然而，對故主的眷戀和對中興的渴盼，本是遺老圈無法割舍的情結，沈曾植「自辛亥至壬戌沒之歲凡十二年，禱帝籲天，見事有可為則喜，見事無可為則哭」。似惟此，才能更顯出勝朝遺民之風範。
由此可見，遺老圈對張勛的過分依賴和急躁的心態已為復辟的迅速失敗埋下了伏筆。
04
復辟事件下遺老中各異的心態
對中興的企盼是大多數遺老們的共同心願，但是在對待復辟事件具體操作上，遺老們的想法並不一致，呈現出各異的政治心態。
表現最為明顯的是黨派之爭。即使是在遺老圈，這種人事紛爭亦未能隨世而遺。復辟前後，這種苗頭就已經出現。當時，遺老圈分為兩大部份： 一住在青島，有勞乃宣、升允等；一住在上海，以軍機大臣瞿鴻璣為領袖，有陳三立、李瑞清等。
比較而言，青島一方多為帝制派，側重於復辟；而上海方面遺老多為文臣，較謹慎，較少策劃與聞具體的政治操作。
因此，對待復辟不可避免的存在分歧。瞿鴻璣、李瑞清等人認為對此事應采取謹慎的態度，否則事若不成，則對遜清朝廷極為不利。在對待康有為、鄭孝胥等「同道者」的態度上，即可見事變中遺老各異的心態。
遜清遺老在青島
冷汰分析道：「康有為自辛亥以後，當局屢招致不肯出，平居持論亦主復辟，諸君子以此多與往還。然雖主復辟，欲行虛君之制，宗旨固別有所在。張（勛）亦知之，故相待禮貌極優，而正事概不與商。雖居張宅，實同贅疣。」這反映了遺老圈對人與事的不同看法。
事變中，對諸遺老的授職也反映出復雜的人事糾紛。帝師陳寶琛入主中樞，內閣議政大臣、內閣閣丞皆為青島方面遺老。而沈曾植、王乃徵僅被授予學部尚書和法部右侍郎，與各派都不睦的康有為則被授予弼德院副院長的閑職。
對於官職的分派及重要性，沈曾植在復辟前草擬的【行政大略】中認為：「凡今日秘書之職（指內閣議政大臣、閣丞），實為政治樞機，不可諉之他人。諸公不可不置身其間，握其關鍵。尚、侍皆虛耳，以尊有功，以待耆舊。」 儼然有自詡中樞之意，但僅得一虛銜，實權盡為青島方面遺老所得。
而矛盾分歧又是多層次的，羅振玉和沈曾植是好友，原以為沈氏任尚書後會舉薦自己，但沈卻舉薦在羅看來是庸才的李瑞清和陳曾壽。羅振玉對此頗為不滿。
升允是當時各派遺老所推重的人物，對復辟擘畫較力，但也僅得一大學士虛銜。這是事變發生不久羅振玉致王國維信中所表露自己的心跡，隱然已對事變中遺老黨派和人事之糾紛引以為憂。關於遺老圈內部份歧，王國維在致羅振玉信中也多有披露：「今晨晤寐叟（沈曾植）……知潛樓（劉廷琛）在青（島）與素（升允）大忤，素與此次一切舉措無不痛罵，亦甚奇……變觸紛紛，殊為可笑也。」
一些遺老在接受和不受官職上也是各有心事。未赴京的胡思敬在被授副都察禦史後即復電雲：「無功不敢躐升，請據情代辭」。當然這只是表面文章。胡氏不接受官職，一方面認為「蓋以賢奸雜進，未敢輕身（赴京）」，同時也因「報館張目大罵，人心惶惶」。預為自己留一條退路。李經邁被授外務部左侍郎後，遂電奏「請收回成命，甚怒，曰：‘吾不能受劉廷琛支配’」。顯然是不滿劉的專權獨攬。瞿鴻璣被授予大學士後，更復電公開反對復辟。至於事變失敗後，諸遺老的表現更是耐人尋味。
當然，這裏也有本非遺老圈中人，自命為遺老，視事變的成功或失敗作為自己的取向和進結束處之依據。但將遺老身份作為謀求功利的手段，卻也可見具體事件中遺老圈的世俗化，或是無法避免被世俗浸染。
沈曾植在事變後滯留天津時就說：「病山（王乃徵）極力勸我北來，今渠南歸，竟無一字通知我，患難之際，絕不相顧，可為一慨！我不願為尚書，亦病（山）與陳仁先力阻我辭，留此話把，今渠等歸，竟棄我老人不顧矣。」其時其地對復辟似亦有悔意：「人或笑之，或憐之。或謂如此高年，何苦來此，幹笑而已。」
對同誌者不同難的慨嘆似乎更大於對復辟失敗的感慨。胡思敬事後也有「丁巳之難，嘗有良莠不齊之嘆」。平時的同道也因具體事件而凸現不同心態。
透過復辟事件，遺老們對恢復舊朝的渴望，輔助幼主的急迫心理，以及其個性、思考角度的不同取向，呈現出豐富不同的內容。他們的政治心態、忠清之心、故國之思，乃至種種生死節義之辨，也賴這次事變得以考驗。當然種種隱衷並非一次事件能得以澄清，但正是具體的事變使久已淡出世俗視線之外的遺老圈得以展示其更為原始的面貌。
05
遺老處境的窘迫
和前代不同，身處民國，遺老更多了一層處世選擇的艱難——前代的遺民雖受當道之迫，但在士大夫階層和社會中下層，卻得到輿論普遍的贊揚和欣賞。
而20 世紀之初，民族主義、共和革命之說甚囂一時，此時眷戀先朝，做清朝的遺民，一有被視為封建余孽之惡，二有為異族守節之嫌，是與整個社會和潮流為敵。故在民初社會環境中，除了自我標榜的遺老圈之外，世俗對遺老都普遍報著一種抵觸情緒甚至作為落後守舊嘲笑的物件。
本身欲體現士大夫的節氣，卻被目為守舊頑固；大遺於世卻並未受到世俗的尊敬，而是以一種近乎滑稽似的調笑(如譏笑遺老的腦後之辮)成為世俗的看料，這是前代所未有的。雖然遺老們對世俗的藏否並不放在心上，但士大夫的特立獨行和「遺」卻是以這樣一種滑稽的形象播傳人口。
所以，前清、民國易代，諸遺老都經歷了家國、身世的巨變，他們由曾經的絢爛、平淡以至墮入枯寂，這固然是遺老們自遺於世的結果，也是當時的歷史情境所然。這使整個遺老圈彌漫著一種「舉世茫茫，渺無知音」的蒼涼和孤獨感。
易服入空門，也是遺老避於世，自甘其苦的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最著名的是李瑞清。李氏為前清江寧布政使，清亡之際，「宮袍脫卻換野服，葛巾蕙帶雙芒鞋」，易服黃冠為道。
對於遁入空門，李氏心跡頗隱晦，「瑞清塵俗人也，非欲求金丹……其雲道人者，不過如明之大滌子稱石濤和尚，假道號聊以自娛耳」。自娛僅是表象，更深的當是易代眷眷故國之思和百般滋味。
李氏改易道士服尚是主動，也有迫於各種壓力而入空門者，如姚文棟「奉母避世於南翔之別墅，閉戶寂處，不改正朔，不棄發，不廢衣冠。袁世凱欲羅致君，君衣朝服，詣明倫堂攝影與之，以明不可曲，又慮其將復我也，乃寄身僧寺，袁世凱死而後歸」。遁入空門當皆非其初衷，正如李瑞清所說「雖出世，未能出家也」。
負罪自虐的生活是遺老圈的有意為之，似乎這種自虐感越強，越能體現遺民生活的風範。但惟妙惟肖刻意營造這種生活模式的背後，早已失去了正常人生活的趣味，只能是變異扭曲心理在現實生活中的體照。
如果說負罪自虐尚是遺老群有意為之，那麽生計問題則是現實社會中無法回避必須要面對的。為稻粱謀、為家口累的孤獨無助時時困厄著以節義自詡的遺老，這是一個更加現實的問題，使他們無法沈湎於精神層面，不得不面對現實中無米之炊的尷尬。
遺老曹元忠尚在辛亥鼎革之際，似已預感到生計的壓迫：「但願大事畢後，謀一生計，奉老母以終身。
今若此，是欲布衣蔬食亦不可得也。」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壓迫越來越重，「現在所處之境，非人能堪，倘能滬上商界謀一事，既可濟貧，復得籍此消愁，最妙」。
文人雖然不願人憐，卻依然腹中轆轆，背後更有著難以名狀的生計之慘淡。鄭文焯辛亥之後曾數卻民國清史館高薪之聘，且雲「故國野遺，蒿目世變，久甘頹放，何意臯比，業醫賣畫，老而食貧，固其素也」。
然而「忍饑不就」的背後，世人只看重其節義，但遺老自身卻受到貧的時時折磨。
鄭氏向好友康有為吐露私衷，倒更能讀出貧對遺老的影響：「今京師大學以金石醫二教習聘予月俸金八百，鬻畫行醫計月可千余金，供吾搜金石書畫足雍娛老矣，若辭聘，吳中請吾醫與畫者寡行將餓死，進退維谷。」
進退維谷之間，不得已的苦衷也只能是私下向老友一吐衷腸。文人在亂世易代之際的無奈辛酸表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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