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人的年閱讀量真的是 64本嗎？
談史 編文
「 中國國民年人均閱讀圖書 4.5 本，遠低於南韓 11 本、法國 20 本、日本 40 本，以色列 64 本」，這一組數據被中國報刊頻繁參照、廣泛傳播，尤其是以色列人年圖書閱讀量達 64 本書的說法，幾乎出現在中國每一篇有關人均閱讀數量的報道中。
對於數據的真實性，開卷總經理孫慶國曾表示質疑，人民網、【羊城晚報】等也曾發表討論，認為以色列的年人均閱讀量並沒有 64 本那麽高，中國與國外人均閱讀圖書數量的差距也沒有網上傳的那麽大。但是，出於數據傳播較久、出處難以追溯等原因，關於這個數據的真實性一直沒有得到證實或證偽。甚至在 2019 年中外新聞社小記者暑期采訪以色列駐華使館新聞官的活動中，小記者還在求證以色列「每人平均每年要讀67 本書」的真實性，新聞官的回答是：
「 請問你的數據是從哪裏來的？（互聯網）我不知道 67 本書是不是準確的數據，但是以色列人確實有讀書的習慣，我們差不多一周讀一本書。」
▌ 傳播的源頭
「 以色列/猶太人年閱讀量 64 本」在中國的出現與變化 根據檢索到的資料，「以色列/猶太人年閱讀量 64 本」 最早出現於高子陽 2001 發表在【好家長】上的題為【您的孩子該讀多少本書？】的期刊文章，具體表述為：「世界上讀書最多的民族是猶太人，他們每年平均每人讀書 64 本，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千本藏書。」
2004 年開始出現「以色列每人每年讀書 64 本」的說法。「64 本」這一數據在傳播過程中發生多次變異，分別為 40、46、50、54、55、56、60、62、63、66、67、68、70、76 本。分別把期刊論文、報紙文章中的變異數據出現頻次與「64 本」的出現頻次一並逐年統計，其逐年變化情況見下。
這一數據 是 2001 年左右開始出現，最初幾年都是個位數，2006 年後出現小高峰，2011 年後出現第二個高峰，之後持續增長，於 2014 年達到頂峰，然後持續減少，2022 年降至個位數。對中國與閱讀相關的重要事件進行對比分析，發現這一數量的變化規律與中國全民閱讀發展有著高度的一致性。
全民閱讀源於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系列倡導活動：1972 年的「全民讀書」（Books for All）、1982 年的「走向閱讀社會」（Towards a Reading Society）、1995 年的「世界讀書日」(the 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1997 年的「全民閱讀」（Reading for All）。
第一個重要事件發生在2006 年。當年中國官方檔第一次出現「全民閱讀」，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等 11 個部門發出【關於開展全民閱讀活動的倡議書】，聯合成立「全民閱讀組織協調辦公室」。因此，2006 年也被稱為中國「全民閱讀元年」。這對應著參照「以色列/猶太人年閱讀量 64 本」這一數據的期刊、報紙文章數量在中國的第一個小高峰。
第二個重要事件發生在 2011 年。這一年，「深入開展全民閱讀活動」被寫入【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隨著中央對全民閱讀的推動，有關研究和報道大幅增加，這也對應著參照「以色列/猶太人年閱讀量 64 本」的數量在中國期刊、報紙出現第二個小高峰。
第三個重要事件出現在 2014 年。「倡導全民閱讀」首次被列入【政府工作報告】，相應地，「以色列/猶太人年閱讀量 64 本」在中國期刊、報紙中的出現頻次也達到峰值。「以色列/猶太人年閱讀量 64 本」這一說法往往與中國人均年閱讀量同時出現，並透過兩國間的對比反映中國人均閱讀量不足，表達出對中國國民閱讀狀況的擔憂與警示。至今全民閱讀已連續第十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受到各級政府和社會的普遍關註。隨著全民閱讀深入開展，研究與報道的關註點已從呼籲全社會的重視轉向閱讀推廣事業的具體行動，參照「以色列/猶太人年閱讀量 64 本」的文獻數量也逐步下滑。
對參照「以色列/猶太人年閱讀量 64 本」的文章進行統計，發現其發表在 548 種期刊和 415 種報紙上，其中不乏權威報刊，如【中國圖書館學報】【大學圖書館學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把期刊、報紙按發表文章頻次統計，然後使用 Fourish 制作雲圖結果如圖 3-4 所示，可以看出這一數據在中國的傳播是極為廣泛的。中國最早參照這數據的是 2001年的1篇期刊論文[23]和 202 年在【中國教育資訊報】上發表的3 篇文章作者都是高子陽，既沒有說明數據來源，也未列出參考文獻。仔細分析報刊文章參照這數據的表述時發現，參照者往往稱這一數據來源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出版科學研究院開展的全民閱讀調查，或直接表述為「據資料顯示」「據調查」等。然而，對這些組織或資料庫的公開資料進行檢索，並未找到關於該數據的任何資料來源。
引 用「以色列年閱讀量 64 本」的期刊、報紙頻次雲圖
▌真實數據如何？
下列出的是以色列 1969-1999 年 9-13 歲及14 歲以上國民每個月讀 1本、2本、本及以上圖書的人群占比。可以看出猶太人每個月的閱讀量整體早下降趨勢。以14 歲以上人群為例，每個月閱讀 3 本及以上圖書的人群占比 1969 年為 39.7%，1979 上升至43.3%,之後開始下降,1991 年跌至最低點(11.4%),與歷史最高點(43.3%)相差 31.9%。1959 年對 14 歲及以上猶太人閱讀量占比的統計口徑與 1969 年及之後不同，列舉幾個數據幫助了解當時以色列猶太人的閱讀狀況:1959 年半年內，未讀書的 14 歲及以上猶太人占31.2%，閱讀1到2 本書的占 14.7%，閱讀3 本及以上書的占 54.1%。1969 年還調查了每個月讀 4 本、5 本書及以上的猶太人群占比，分別為 9.7%、14.2%。
以色列 國民圖書不同閱讀量占比 ：
從符合論角度加以分析。以色列 1969 年 14 歲及以上猶太人中每個月讀 5 本書及以上的人群占比為 14.2%，1 年有 12 個月，這意味著以色列 1969 年 14 歲及以上猶太人中每年閱讀 60 本及以上的人群占比為 14.2%。以色列在 1979 年調查過每個月讀5本書及以上的 9-13 歲猶太青少年的人群占比，為 31%，也就是說，每年讀書 60 本及以上的 9-13 歲猶太青少年占比為 31%。根據以色列中央統計局的回復，可以推斷 40.1%的 18-65 歲的以色列人每年至少閱讀 52 本書。
可以判斷，以色列的猶太國民中年閱讀量超過 60 本的只是小部份人群，並非全部國民。從上表也看出，以色列非猶太國民的閱讀量低於猶太國民，也就是說閱讀量達到年 60 本及以上的整體國民占比要低於上述的猶太人占比。而且，以色列讀書人群中各閱讀量占比在 1969-1999 年的 30年間明顯呈下降趨勢，由此可以判斷，1999 年後以色列國民中猶太人每年讀書超過60本的已達不到 14.2%，與傳聞中人均閱讀量 64 本相差甚遠。這些數據均在不同程度上與「以色列/猶太人年閱讀量 64 本」這一數據存在差異，說明該數據並不符合事實真相。
▌
神話從何而來？
Allport 與Postman 提出的經典謠言公式表明，謠言強度或傳播廣度=情境的模糊性*事件主題對於個體的重要性。也就是說，情境的模糊性 (或不確定性)是導致謠言傳播的基本原因。
以色列是特色明顯的國家。以色列建國之後迅速進入已開發國家行列，科技、軍事力量強大，人才輩出，19012021 年間，至少有 212 名猶太人獲得諾貝爾獎，占全球所有個人獲獎者 22%。人們把這些歸因於猶太人尊重知識、熱愛讀書的優良傳統。
在全民閱讀的語境下，以色列/猶太人被視為典範，常見的報道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1988 年的調查表明，在人均擁有圖書和出版社、每年人均讀書的比例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和以色列相比」， 猶太人從不焚燒書籍，即使是一本攻擊猶太人的書 ；在以色列重要的宗教活動日「安息日」這一天，書店可以正常營業，供讀者買書、讀書，安息日逐漸成為以色列人固定閱讀的日子， 猶太家庭的書櫥一定要放在床頭以示尊敬，放在床尾則表示對書的不敬，當猶太小孩接觸圖書之際，往往舉行特定的儀式，並讓小孩在觸摸書籍時能夠嘗到蜂蜜的甜味，以此加深小孩對書籍的喜愛與親密印象 。
可見，圍繞以色列是一個熱愛閱讀的國家的報道在中國傳播廣泛，這些傳播透過報紙、電視等大眾媒體渠道，強化了猶太民族是一個重視教育、熱愛閱讀的傑出民族的模糊印象，這就創造了相關謠言傳播的情景模糊性，降低了對所接收資訊的判斷意識。所以，當 2001 年左右出現「猶太人每人每年讀書64本」的說法時，人們會自覺地將這一數據與心中的模糊印象進行匹配，在數據與印象具有一定符合度的前提下，選擇相信這一數據為真實數據，並加以傳播。
從傳播角度來看，情緒是傳播內容的組成部份，直接影響著人們對意義的理解和傳播效果。多篇文章包含「遠低於」「大大低於」更趕不上」「以色列年閱讀量 64 本之多，而中國僅.......中國與以色列的 64 本相比，仍相去甚遠」一個觸目驚心的數據常常被拿出來對比」等，這些表達或明或暗地表達出對中國人均閱讀量的不滿、焦慮與擔憂，甚至對中國「低閱讀量」帶有憤怒情緒。能激起人們情感的謠言更容易傳播，且激發負面情緒的謠言比激發正面情緒的謠言更容易傳播。部份參照此數據的文章不惜采用誇張，甚至極端的語句來描述以色列人熱愛閱讀的程度，如「猶太人甚至連乞丐都離不開書」等表達試圖煽動讀者情緒，迎合讀者的情感需求。這些情緒化的表達使得該謠言以情緒為動力進行情緒化的傳播，呈現出「弱資訊，強情緒」特征。
在此特征下，類似「中國閱讀量與國外差距極大」這種富含情緒的傳播內容喚醒了中國讀者對本國國民閱讀量不如外國國民的負面情緒，使讀者理性思維活動減弱，轉移了讀者對數據真實性的關註。在情緒作用下，即使面對並不真實的數據，讀者也會接受，且不加分辨地傳播。
▌ 先入為主的判斷
人們會按照自己的偏好處理資訊，去否定那些與他們最深的信念相沖突的論斷，以此降低認知不和諧。當網路偏激資訊中包含與使用者興趣偏好一致的信仰或觀念時，即使資訊內容中存在著誇大或帶有某些偏激的言論，人們可能也會選擇不加驗證地接受。猶太人有閱讀的傳統，猶太人熱愛閱讀的形象深入人心，所以即使出現「以色列/猶太人年人均讀書 64 本」這樣誇張的數據，人們也會選擇相信。因為信任者先入為主的認知，使得人們在獲悉此數據時選擇了帶有偏見的資訊處理方式。
同時，一些「權威專家」對這一謠言的重復，進一步加強了人們對於這個說法的確信。
人們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形成了一個思維定勢，認為那些權威的資訊源提供的資訊和有品牌的傳播媒介所提供的資訊是可信的，而那些社會信譽低或知名度不高的媒介所提供的資訊則不一定可靠。部份權威報刊和知名學者，透過自身努力，在較長時間內提供真實可靠的資訊，且具有一定的資歷與社會地位，在社會活動中獲得了受眾的廣泛認可，成為可信任的傳播主體，形成了自己的學術話語權。這些話語權的形成會引導部份相關研究方向，體現其學術引領力;獲得更廣的傳播途徑，形成更高的話語傳播力:透過客體對話語權的認同行為，獲得更高的話語影響力。參照「以色列/猶太人年閱讀量 64 本」的媒體不乏權威期刊和權威報紙，權威期刊、權威報紙和知名學者三者因為其自身的學術話語權，在以色列人年閱讀量這一資訊上起到了引領、傳播和影響的作用，由於這些權威信源做出了數據為真的判斷，引得讀者效仿信任，建立起該數據為真實數據的判斷，推動了此數據的傳播。
謠言通常透過資訊流瀑傳播，一旦一定數量的人相信一則謠言，其他人也會相信除非他們有更好的理由相信這則謠言是虛假的。一方面，多數人對以色列國民閱讀這個話題缺乏直接經驗和個人認知;另一方面，部份公眾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傾向於用簡單的線索來判斷資訊的真偽，而較少進行事實查驗。多數人在權威信源做出數據為真的判斷後，沒有懷疑和查證數據是否屬實，在經過「一傳十，十傳百」後，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不實數據的「真實性」。
當然，盡管以色列/猶太人年人均閱讀量並沒有達到 64 本，但40.1%的 18-65 歲以色列人每周至少閱讀一本書，這樣的閱讀量也是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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