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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明朝的開國之君,朱元璋參加了諸多征戰,親征之事數不勝數。靖難之役後,明成祖朱棣也絲毫沒有守成跡象。
朱棣很明白,北元政權 (亦稱東蒙古韃 靼 部) 殘余勢力始終是明朝的首要敵人,對方隨時有可能卷土重來、南下中原,是明朝北部邊疆的首要威脅。從明朝邊疆經略的角度看,靖難之役對明朝來說也算是幸事。因為朱棣曾長期在邊疆,經過了戰爭的歷練,也有誌於繼承朱元璋未竟之事業,甚至在邊疆經略上比朱元璋更有雄心。朱棣在位時,明朝在東北設立了奴兒幹都司,強化了對女真諸部的管理;在西北嘉峪關以西設立了哈密衛,加強了對西域的管控;同時還多次親征韃靼部等地。可以說,明朝的疆域範圍在明成祖時達到了巔峰。
親征蒙古與朱棣病逝
永樂七年 (1409) , 丘福在北部邊疆的失利,促成了明成祖朱棣次年第一次親征韃靼。從此往後,朱棣每隔兩三年都會親征韃靼或瓦剌。
永樂八年 (1410) ,在朱棣親征韃靼的戰役中,韃靼領袖本雅失裏西逃後為瓦剌所殺,阿魯台被朱棣擊敗,韃靼部衰落,瓦剌部乘機崛起。
永樂十一年 (1413) ,永樂帝決定扶持韃靼部,封阿魯台為和寧王,命其制衡瓦剌。當年,阿魯台為明朝通報了瓦剌東進的軍事情報。
永樂十二年 (1414) 春,朱棣開始第二次親征蒙古,於當年六月擊敗了瓦剌部。此後,瓦剌部衰落。
永樂十三年 (1415) ,馬哈木派使者至明朝請罪,瓦剌與明朝修好。之後隨著瓦剌部的衰弱,韃靼部阿魯台養精蓄銳,再次崛起,進而有不臣之言行。
永樂二十年 (1422) ,阿魯台進攻明朝控制的漠南興和地區,明朝大將、都指揮使王喚戰死。面對這一局勢,明成祖朱棣決定親自出征,然而,在征討過程中,阿魯台總能及時避開明軍的追擊,原因便是「阿魯台敢悖逆,恃兀良哈為羽翼也」,即朵顏三衛為阿魯台通風報信、暗地幫助。因此,朱棣在未追及阿魯台的情形下,於回軍過程中擊敗了朵顏三衛,朵顏三衛不得不向明朝遣使請罪。
永樂二十一年 (1423) ,明成祖朱棣再次親自率領軍隊出征阿魯台。當時,阿魯台正面臨來自瓦剌的壓力,處於較為困難的境地。鑒於這一情況,朱棣暫時放過了他。
永樂二十二年 (1424) ,阿魯台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休整後,重新組織力量,再次進攻明朝的大同和開平地區。對此,朱棣也不得不再次親征,以抵禦阿魯台的侵犯。然而,在這次出征過程中,朱棣未追及阿魯台,最終決定班師回京。朱棣則在回京的路上病逝。
明成祖朱棣戎馬一生,先是為明朝開邊疆、守邊界,後是同建文帝爭奪皇位,成為皇帝之後又多次親征蒙古,可謂「馬上天子」。朱棣的時代是明朝國力較為強盛的時 代,朱棣本人也擁有著豐富的戰爭經驗和進取精神,即便如此,明朝北部的邊疆也並非一直安寧— —韃靼部不時便來侵擾,且此種相對安寧的局面,也是在朱棣本人五次親征的前提下實作的。朱棣之後,是仁宣之治,尚能守成和持盈保泰。到了英宗之時,明軍已經不是明初的那個軍隊,名將多已病歿,皇 帝亦無指揮才幹。而正統年間,韃靼和瓦剌最終達成了朱棣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即形式上的統一,明朝的邊患問題愈演愈烈。
實際上,朱棣在繼位之後,放棄了對原大寧都司地區
(中國明代東北西部重要軍事機構和防區)
的經營,這一決策背後有幾個原因。首先,在靖難之役期間,該地區的大部份軍民已經被遷至關內以外。其次,該地區糧食供應緊張,這對於維持當地駐軍和民眾的生活是一個不小的挑戰。此外,大寧都司地區的地形特點也不利於軍事防禦。當時朱棣的策略是「外戶以屯重兵,進與之戰;重門以嚴扼塞,退為之守,是國初之畫也」。在積極主動進攻的同時,亦加強了北部邊疆的防禦。而此後的明朝,由於國力不如明初,故在鞏固北部邊防問題上采取了守勢,即透過在北部邊疆打造
軍事防線、建造長城的方式來應對。
一進一退:重新占據漠南蒙古
明成祖朱棣雖然裁撤了大寧都司,但並未放棄後來明長城以北的土地。他將部份漠南蒙古居民撤入中原,目的是使漠南地區虛空,使得韃靼在漠南地區得不到軍事和物資補充,但彼時漠南蒙古地區依然處在明朝的勢力範圍之內,除了韃靼部經由漠南蒙古偶爾騷擾明朝邊疆,大部份情況下都是明朝軍隊控制漠南蒙古地區,並以該地為前沿進攻韃靼部。所以說,當時的漠南蒙古地區大致是明朝和韃靼的戰略緩沖區,且主要是由明朝控制這個區域。在明朝國力強盛、皇帝有抱負和指揮才幹且不時親征的前提下,即使明朝不修長城、不在漠南蒙古長期駐軍,韃靼部也無法在漠南蒙古地區長期駐牧,這也是朱棣以進攻換安寧、以進攻代防禦的策略。
但是朱棣有一點失誤,那就是他不能保證朱家後世子孫都和他一樣有雄才大略,能對韃靼的威脅有清晰的認識。因此,一旦皇帝喪失進取心,或明朝軍力衰弱,或蒙古內部實作統一,那麽明朝以攻代守而禦控邊疆的策略效果將會大打折扣。而這些相關因素的變化是必然的,所以說,明朝不可能持續保持朱棣時期對蒙古的 那種 持續壓迫和威逼,遲早有一天會進行戰略收縮,甚至徹底放棄漠南蒙古地區。此後,特別是土木堡之變明軍慘敗之後,明朝實力進一步削弱,對漠南蒙古地區的掌控幾乎喪失,也無力阻止韃靼諸部南下進入漠南蒙古地區了。
一旦韃靼諸部在氣候相對溫和的漠南蒙古地區紮根駐牧,那麽明朝就不得不近距離同韃靼部相處了。相比朱棣時韃靼部不遠千裏南下騷擾邊境,正統朝之後的韃靼部直接駐牧在明朝的北部邊疆之外,對明朝的侵擾變得更加便利,可以實作朝發夕至甚至朝發午至。自此,明朝的北部邊疆無寧日了,其面臨的防禦壓力相比朱棣時成倍增加。同時,由於皇帝失去經略邊疆的進取心,文臣武將缺少控制漠南蒙古的信心,明朝軍隊戰鬥力也非同日而語,故明朝不得不調整自己的邊疆政策,采取新的方式來應對漠南蒙古的壓迫和侵襲。在應對韃靼部威脅的長期過程中,明朝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防禦策略,那便是「九鎮體制」+「九邊長城」。
明朝最後一個親征的皇帝是誰?
對比明前期和明後期,我們會發現,明前期的皇帝大部份都有親征的經歷,而明後期的皇帝多未親征,甚至連巡幸都十分罕見。
朱元璋時代,朱元璋本身為底層出身,在南征北戰中締造了大明帝國。建文帝作為守成之君,忙於削藩和排擠朱棣,面對帶兵廝殺的朱棣,建文帝沒有親征的勇氣和決心。朱棣繼位後,將明代帝王親征又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朱棣的親征不僅僅是形式上的,而是實際參與到軍事指揮和作戰中。他五次親征蒙古,每次都親自率兵攻伐,深入敵境,對韃靼等部造成了沈重的打擊。這種親征的實質和效果,哪怕是後來號稱五次親征的康熙也無法比擬的。
如果我們將康熙
與朱棣的親征進行對比,就會發現,
康熙
雖然號稱五次親征,但其中部份親征
實際上已經脫離了親征的實質,
空有親征之名
。
例如,
康熙三十六年
(1697)
,康熙
第三次親征噶爾丹時,他
自始至終並未領兵出塞
,
僅在回北京的途中經過了漠南蒙古,
全程更像是在巡守而非領兵作戰
。
朱棣去世後, 體重超標的明仁宗朱高熾缺少親征的身體素質,且很快就駕崩了。明宣宗朱瞻基倒是繼承了朱棣親征的余緒,曾領兵出塞親征蒙古。這也是源於朱棣當 年對 朱瞻基 的刻意栽培,即朱棣親征韃靼時,曾帶領他熟 悉兵法和行軍作戰之策,培養了他的進取精神。這也是告知後世子孫,要應對蒙古勢力對中原的威脅,就必須采取以攻為守的策略。宣德三年 (1428) ,蒙古兀良哈侵擾明朝的北部邊疆,明宣宗得知情形,便有了親征的念想和借口,於是率領三千精銳,深入蒙古地區征討兀良哈蒙古,並獲得了勝利。彼時,明宣宗「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寇望見黃龍旗,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斬渠酋」,再次展現了明朝國力和軍力的強盛。而他率領的明軍其實也是朱棣給他留下來的身經百戰的精銳之師。
也正是由於朱棣期待後世子孫以積極親征來取代消極守邊,年輕的明英 宗朱祁鎮對朱棣 和 朱瞻基 的親征戰績頗為景仰,不時希望發揚光大先祖的傳統,亮一亮大明軍隊的肌肉,展現大明王朝的雄風,結果事與願違、弄巧成拙,不僅親征無尺寸功,甚至數十萬大軍一敗塗地、戰沒於陣,自己淪為俘虜,明朝也險些因此滅國。
之後,由於英宗親征差點顛覆祖宗社稷,明朝文武百官因此對 皇帝親征 更加反對,英宗之子明憲宗和英宗之孫明孝宗都沒有親征之舉。但英宗的曾孫明武宗卻是一個另類,他和明英宗一樣,從小就有親征的夢想。不過他的運氣比英宗好一些,因為這一時期的韃靼,並無占據中原的企圖,達延汗在統一東蒙古韃靼之後,把政治重點放在穩定內部統治,鞏固黃金家族,打擊瓦剌勢力,而非與明朝爭雌雄、比高低。 而 明英宗 面對的則是韃靼和瓦剌已在形式上實作內部整合, 軍事力量空前絕後的強大。
從親征角度看,明武宗是明朝最後一次領兵離開京師作戰的皇帝,是明朝皇帝親征的絕唱。而他的堂弟明世宗則是最後一個遠離京師赴地方巡幸的明朝皇帝, 但明世宗於嘉靖十八年 (1539) 到 湖廣承天府,與軍事毫無關系,只是為了拜謁其生父的陵寢。總體而言 ,從明朝皇帝親征和巡幸的角度來看,明朝皇帝在邊疆經略上的進取心總體是呈衰退趨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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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鄧濤 劉琴 周夢雨
編輯 | 胡心雅
排版編輯 | 鄭美玲(實習)
校對 |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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