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賈鵬濤
楊寬一生絕大部份著作已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楊寬著作集】13種15冊中，遺憾的是，尚有與沈延國合著的【呂氏春秋集釋】一書不知流落何處。張耕華先生在【歷史教學問題】2019年第3期發表【追尋三部未刊的「集釋」】一文，讓人感慨萬千。由於各種原因，沈延國窮一生之力的學術成果【呂氏春秋集釋】和【逸周書集釋】二書均未能出版，著實讓人唏噓。然兩部著作雖未出版，但他的治學精神令人欽佩，值得銘記。文中所言【呂氏春秋集釋】的作者除了沈延國，還有楊寬。今據筆者所搜集到楊寬的相關材料，就張先生文所未涉及的【呂氏春秋集釋】相關問題作些補充。
1932年夏，楊寬考入上海私立光華大學，師從呂思勉、蔣維喬。1934年，在蔣維喬的指導下，與同學沈延國、趙善詒一起從事【呂氏春秋】的校勘和註釋。楊寬憶及此事緣起時言：
當我讀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和兩位蘇州中學畢業同學沈延國、趙善詒住在同一間寢室。他們兩位是蘇州中學高中部普通科畢業的，因為我在蘇州中學讀師範科，和他們原來不相識，後來因為在大學同讀中國文學系，常常選讀同樣的課程，認為誌同道合，從此可以互相幫助，就同住一個寢室。從此我們三人就開始了大學三年共同學習和研究生活。
三四年上半年，蔣維喬開設【呂氏春秋】的選修課，我們三人都選了這門課程。蔣教授指出，【呂氏春秋】被稱為「雜家」，是博采各家學說，有計劃有系統編輯而成的，雖然限於呂不韋及其賓客的眼光，選取的不一定都是各家的長處，但是此中確實保存有各個學派的精粹，可以說是一部戰國時代「百家爭鳴」思潮中集大成的作品。可惜長期以來，學者們討厭這個投機商人出身的呂不韋，沒有人很好的研究它，清代學者熱心校釋先秦典籍，可是對於【呂氏春秋】沒有下很深的功夫，畢沅的校本（【呂氏春秋新校正】）疏誤很多，近年來也還沒有一部總結前人這方面校釋成果的著作。他對我們三人說：「你們既然對此很感興趣，為何不合撰一部集解，既便於檢討，又益來學。」他認為，這項工作雖然十分費力，但是可以加強治學的能力，由此可以增長校勘、訓詁以及古音韻學的知識，同時可以觀察某些已經失傳學派的學說以及彼此相互批評和相互融合的情況，從而進一步了解到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動態。我們請蔣老師帶領一起工作，作為師生合作的一項研究工作來進行。 （楊寬：【歷史激流：楊寬自傳】，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124-125頁）
楊寬記憶有誤，蔣維喬開設「呂氏春秋選修課」應在1934年下半年，【蔣維喬日記】1934年9月11日記：「本學期光華開呂氏春秋、禮記兩新學程，故翻閱兩書。」據【蔣維喬日記】，此選修課一周有三節課，授課時間為上午十一時，時間為一個半小時。如9月19日：「九時赴光華，十時授哲學史，十一時授呂氏春秋，十二時半回。」該課程最終在1935年1月16日結束，「九時赴光華，上午中國哲學史及授呂氏春秋兩學程大考，十二時半回家，午後閱考卷。」 （蔣維喬：【蔣維喬日記】第十七冊，中華書局，2014年，第357、365、510頁） 在華東師範大學檔案留有當年楊寬的成績單，蔣維喬所開的「呂氏春秋」、「禮記」兩門課程，各3學分，楊寬的成績分別是：97、91分。 （華東師範大學檔案館：楊寬成績單）
▲ 青年時期的楊寬
【呂氏春秋匯校】校讎工作開始，據楊寬、沈延國、趙善詒人所寫跋文講到了編撰過程，文言：「蔣師及余等校讎，皆由分工合作，先惟徧搜求善本校之，每當寒夜人靜，乃人手一編，左右對讎，或數頁而得一異文，成一頁而得數異文；善本既竟，乃又遍搜類書古註，一字一句，皆采輯無道，更取原書一一註其所出，察其異同。但原書都十余萬言，不能一一熟記，因編索引以求之，然註家引書用章，文多出入，有或搜尋竟日而不得者，每為惆恨不已；得一字有足是正者，則又拍案稱快，相為傳觀。此中別有苦樂，惟知者知之也。」 （蔣維喬、楊寬、沈延國、趙善詒合著：【呂氏春秋匯校】，中華書局，1937年，第715-716頁） 楊寬憶及此書完成時曾言：「每篇校勘完成之後，都經蔣維喬最後審定修正，定名為【呂氏春秋匯校】，經光華大學校方列為【光華大學叢書】的一種。」 （楊寬：【歷史激流：楊寬自傳】，第126頁） 【蔣維喬日記】有相關記載，錄之如下：
三月二十五日晴
校閱楊寬等撰呂氏春秋版本書。
四月八日陰雨
午後校閱呂氏春秋匯校各種序文。
五月三日晴
校閱呂氏春秋匯校稿。
五月九日晴
午後校閱呂氏春秋匯校稿，此稿由楊寬、沈延國、趙善詒三人合輯而成，已允光華當局之請，歸入光華大學叢書。
五月十日陰雨
十日校閱呂氏春秋匯校稿。
五月十一日晴
是日校閱呂氏春秋匯校稿。
五月十二日晴
是日校閱呂氏春秋匯校稿及金剛經講義。
五月十三日陰
校閱呂氏春秋匯校稿。
五月十四日陰雨
午後校閱金剛金講義校閱呂氏春秋匯校稿。
五月十六日晴
午後校閱呂氏春秋匯校稿。
五月十七日陰雨
午後校閱呂氏春秋匯校稿，因為有三分之一未畢，故明日再請假一天。
五月十八日晴
是日請假在家，專力校閱呂氏春秋匯校稿。
五月十九日晴
上午校閱呂氏春秋匯校稿。
五月二十日晴
連日請假在家，專力校閱呂氏春秋匯校稿。
五月二十四日晴
校閱呂氏春秋匯校稿。
十二月二十八日陰雨
學友楊寬、沈延國來談，交呂氏春秋匯校稿。
（蔣維喬：【蔣維喬日記】第十八冊，第40、54-99、105、348頁）
由上可見，4月8日、5月3日、9日、10日、11日、12日、13日、14日、16日、17日、18日、19日、20日、24日都在校閱呂氏春秋匯校稿。而為了校閱完此稿，蔣維喬連續請假在家專力校閱。如5月17日：「午後校閱呂氏春秋匯校稿，因為有三分之一未畢，故明日再請假一天。」5月18日：「是日請假在家，專力校閱呂氏春秋匯校稿。」5月20日：「連日請假在家，專力校閱呂氏春秋匯校稿。」其中5月9日又記：「午後校閱呂氏春秋匯校稿，此稿由楊寬、沈延國、趙善詒三人合輯而成，已允光華當局之請，歸入光華大學叢書。於六月三日十周年紀念前完成，故余於明後日請假，專力校閱。」蔣維喬、沈延國、楊寬、趙善詒師生在整理過程中，不斷寫成專題論文發表。共發表文章三篇：【呂氏春秋匯校敘例】發表於【制言半月刊】1935年第1期；【呂氏春秋佚文輯校】發表於【制言半月刊】1935年第3期；【呂氏春秋板本書錄】發表於【人文月刊】1935年第6卷第4期。
1937年10月，楊寬與蔣維喬、沈延國、趙善詒合著的【呂氏春秋匯校】作為「光華大學叢書」之一由中華書局出版。【申報】上刊有一則廣告，對此書多所稱贊，文言：
校讎之學，有清一代為盛，或依善本，或據征引，以科學之方法，整理國故，其功業不可僂指算也。此書為光華大學蔣維喬先生及其高足楊寬、沈延國、趙善詒合著；遍搜呂氏春秋善本及群籍征引，匯集校勘，凡有異文，無不具錄，其糾正畢沅校本處，皆詳加論證，尤有價值。書端冠版本書錄一卷，辨析版本源流；末卷佚文及版本序跋各一卷。本書搜羅之周詳，方法之縝密，實校勘未有之盛舉。茲特付之剞劂，以供治子部或校勘者之參考。定價二元二角，特價一元五角四分，七月截止。 （【申報】1937年4月21日第3版）
【圖書季刊】1947年第8卷第1、2合期上，有姓名標示「藏用」的書評：【評〈呂氏春秋匯校〉】。王利器（1912-1998），字藏用，四川江津縣（現屬重慶）人，曾任教於四川大學、北京大學。王氏平生最用力處，在古籍註疏方面。1940年，在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後，便把研究呂氏春秋作為自己的畢業論文，王氏自言：「我於是選定【呂氏春秋】為研究題目，用註疏體來寫，並取高誘序意，定名為【呂氏春秋比義】。……我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呆了三年，才把畢業論文【呂氏春秋比義】完成了，共計二十四冊，約二百余萬字。」 （王利器：【王利器自傳】，晉陽學刊編輯部編：【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 第二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8-90頁） 在書評中，王氏認為蔣維喬師生所編【呂氏春秋匯校】「不僅是‘疏誤至多’，而且是‘妄為撰述’。」認為匯校正文存在元本漏引、妄稱元本、材料重出、引書難信、次序倒植、所引諸書失註出處、不知畢據而妄疑、本書不熟妄想牽引、引據失之含混、展轉抄寫不肯查書、揭櫫出處前後不一、轉寫訛謬、校印太疏、佚文誤字、佚文妄疑為他書之文、佚文為他書之誤不能辨別而妄為列入、佚文非佚等22處問題。 （藏用：【評〈呂氏春秋匯校〉】，【圖書季刊】1947年第8卷第1、2合期） 毋庸諱言的是，蔣維喬師生【呂氏春秋匯校】校勘是存在問題的，其中有些是硬傷，但是此書還是有一定的學術價值，猶如香港學者何誌華說：「今本【呂氏春秋】高誘【註】，因歷代傳抄，每見訛誤，蔣維喬【呂氏春秋匯校】搜羅今存【呂氏春秋】諸本，比勘校讎，除考釋【呂氏春秋】正文以外，亦兼及高【註】，參伍比度，疏通而證明之，勝義良多。」 （何誌華：【〈呂氏春秋〉高誘〈註〉校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台灣）第12期，1998年3月） 1984年，學林出版社出版的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開列的所據舊刻本十二種，就是蔣維喬師生【呂氏春秋匯校】曾經比勘的元明刻本以及一種日本刻本，陳書註明的版本上的異同都是依據【呂氏春秋匯校】。 （楊寬：【歷史激流中的動蕩和曲折——楊寬自傳】，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年，第109頁）
蔣維喬師生在編著【呂氏春秋匯校】時，還產生另一本書【呂氏春秋集釋】，據【歷史激流：楊寬自傳】言：
【呂氏春秋】的編寫，原是為了用作【呂氏春秋集解】的底本的，因此【集解】工作和【匯校】的工作同時進行的。原來我們的分工的是：我擔任「十二紀」部份，趙善詒擔任「八覽」部份，沈延國擔任「六論」部份，由蔣維喬總其成。後來趙善詒自己另有研究計劃，只擔任了「八覽」的匯校工作，因此，「八覽」的集解工作，前四覽劃歸給我，後四覽歸沈延國，進度因而拖延下來。【呂氏春秋集解】由我和沈延國兩人完成，已是抗戰爆發之後，出版發生困難。四四年顧頡剛在四川擔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由他列為研究所的專著，送到上海開明書店準備出版，由於通貨膨脹，紙張和印刷費飛漲，這部書稿的分量很大，估計銷售會有困難，乃長期壓著沒有出版。五十年代初期，開明書店合並到青年出版社，這部書稿被轉送到了北京中華書局。接著因為沈延國個人在政治運動中受到沖擊，這部書稿自然不能出版。
沈延國大學畢業後到蘇州章氏國學會工作，抗日戰爭期間他在蔣維喬主持的誠正文學社（由光華大學文學院改名）工作和教書。抗日戰爭勝利後，光華大學復校，他擔任副訓導長兼教授。五十年代初期，他被告發「參與破壞學生運動」，於是被作為歷史反革命分子管制起來，降級到市東中學做圖書館管理員，直到退休為止。他退休後回到了蘇州家中。這部【呂氏春秋集解】因此擱在中華書局不能出版，顧頡剛曾為寫了一張便條，希望我到中華書局領回，我怕會引起麻煩，沒有去領回；後來由沈延國領回蘇州家中。
到了「文化大革命」，沈延國也沒能幸免，這部書稿被人抄去帶走，幸而不久又找回來，但已有些散失，由沈延國重新補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沈延國的「反革命罪行」得到平反，書稿重新被中華書局要回，列入一套新的諸子校釋叢書中。這部字稿達一百萬左右的合作寫成的稿件，是半個世紀前早已完成的，因為多災多難，長期不能出版，幸而還能保全，由中華書局八九年六月付印，可惜沈延國已經因病去世，見不到它的出版了。 （楊寬：【歷史激流：楊寬自傳】，第127-129頁）
在回憶中，楊寬非常遺憾的說，沈延國見不到【呂氏春秋集釋】的出版。其實，楊寬亦未見到此書的出版。20世紀80年代，由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編制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82-1990】確實將此書列為出版計劃，該規劃共分為：文學、語言、歷史、哲學、綜合參考五大類，其中哲學部份按書籍的性質劃分為五類：一、諸子；二、佛藏、道藏；三、宋元明清哲學論著；四、工具書，共98種。在「諸子」【新編諸子整合】（第一輯）中顯示：【呂氏春秋集釋】楊寬、沈延國已來稿。 （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編：【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82-1990】，第82頁） 1984年，楊寬赴美講學後定居美國邁阿密，對此稿還念念不忘，1986年2月20日，在致呂翼仁的信中說：
與沈延國兄合作【呂氏春秋集釋】一書，北京中華書局已把此書列入【新編諸子整合】中，並在一些出版物中宣布，或者某些書的末尾列入將來出版的目錄中。目前還不知中華書局是否已付印。目前成問題的，陳奇猷與此相同的【呂氏春秋校釋】一書，如果我在的話，應該調回該稿，與陳書作一比較，再加工，使超過陳著，再出版。但此事工程很大，全書一百幾十萬字，很不容易辦。而且我此時亦無此能力，只能待出版再說了。北京中華書局亦曾見到陳著，曾有意請雙方合作，並成一書，陳不允許，我們也感麻煩。結果北京中華書局留我們的稿而不取陳稿，但是陳稿爭先出版（因上海學林出版社新辦，接此稿件，很快出版）。 （賈鵬濤撰：【楊寬先生編年事輯】，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345頁）
其實，楊寬在寫這封信的時候，陳奇猷的【呂氏春秋校釋】已於1984年4月由上海學林出版社出版。1990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新編諸子整合】中無沈延國、楊寬的【呂氏春秋集釋】，取而代之的是許維遹的【呂氏春秋集釋】。也就是說，沈、楊二人的書稿並未出版。學者王啟才曾說：「【〈呂氏春秋〉匯校】系光華大學叢書，蔣維喬、楊寬、沈延國、趙善詒合著，上海中華書局1937年印行，由於只是匯校，沒附原文等原因，又不便閱讀，所以新編【諸子整合】最終沒采用該書。」 （王啟才：【〈呂氏春秋〉學術檔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1頁） 此中混淆了【呂氏春秋匯校】與【呂氏春秋集釋】，新編【諸子整合】要出版的應該是【呂氏春秋集釋】。
值得註意的是，無論此書是否出版，在撰寫過程中蔣維喬對此書的貢獻不可被埋沒。【蔣維喬日記】中有蔣維喬校閱的【呂氏春秋集釋】的記錄，其中1935年對此校閱【呂氏春秋集解】：
九月二日陰
是日校改楊寬等合撰呂氏春秋集解。
九月三日陰
是日校閱金剛經講義和呂氏春秋集解。
九月四日先晴後雨
午後校閱呂氏春秋集解。
九月五日晴
午後校閱呂氏春秋集解。
九月六日晴
午後校閱呂氏春秋集解。
九月七日晴
午後校閱呂氏春秋集解。
九月十二日大雨
是日校閱呂氏春秋集解。
九月十三日陰
是日校閱呂氏春秋集解。
（蔣維喬：【蔣維喬日記】第十八冊，第207、208、209、211、213、219、220頁）
可見，【呂氏春秋集釋】又曾稱【呂氏春秋集解】。上文所言「【呂氏春秋集解】由我和沈延國兩人完成」，【蔣維喬日記】亦可證實此事。1940年11、12月，楊寬、沈延國因【呂氏春秋集解】事去蔣維喬家中工作。1940年11月24日記：「午後三時，寬正、延國來談，結束呂氏春秋解校稿事，決定於每星期日二人來我家中工作，四時別去。」12月1日：「今日沈延國、楊寬正來我家繼續呂氏春秋匯解工作，每星期來，寒假時結束成書。」 （蔣維喬：【蔣維喬日記】第二十二冊，第305、309頁） 自此以後，日記中無關於呂氏春秋的記載。由此，似可判定，此書稿成於1940年底或1941年初，這與楊寬上文所言：「【呂氏春秋集解】由我和沈延國兩人完成，已是抗戰爆發之後」時間相吻合。
【呂氏春秋集釋】原稿已不知去向，但在抗戰中，有朋友寫信給顧頡剛，曾私下談到這部書。【顧頡剛讀書筆記】中有關於【呂氏春秋集註】「集解工作」條目，錄之如下：
抗戰中，某君貽書雲：
沈延國、楊寬正等三人合編【呂氏春秋集註】，弟在滬見其稿之一冊，大抵搜羅似較許維遹為廣，而謹嚴不如。此等集解工作，本貴搜羅，不貴斷制。若條條要自發見解，自為斷制，轉有「強不知以為知」之病，不如只陳別人說法，待讀者之自擇。因各家亦只就自己所知者言之，故較可靠。今編者欲就各家說法一一判斷是非，豈非甚難。今沈延國等此書，不學王先謙而學孫詒讓，不悟學詣與工夫均不逮也。若能將此書再加刪削，庶可少病。惟此層殊難，若命編者自下此層工夫，則編者本不自知疵累何在。若另讬一人為之，此非學力較深，又懇費去數月光陰，細心為之不可。
頡剛案，此論甚是。集解之體有二種，一為王先謙式，即以剪刀漿糊將各書匯集為一書，其最大成就即為丁福保之【說文解字詁林】，編者只有搜集排比之勞，不必自下己意，而對於讀者卻甚有參考之作用。其一為孫詒讓式的，即遍覽各書，自下己意，由博返約，便於讀者。此事為之甚難，作者非博通群學，有長時間之研究工夫不可。孫氏襲其父衣言之蔭，能不事生產，一心治學，積四十年之力，對於【周禮】、【墨子】二書作一總結。【周禮正義】一書，過於浩博，聞遍讀之者只黃侃一人；至【墨子間詁】則卷帙不多，讀之者固甚便也。惟定論亦不能急就，【經】上下、【經說】上下，今當覆寫者已甚多矣。他日必有將【周禮正義】簡縮，【墨子間詁】放長者，我雖不可見，固可作預言於此也。 （顧頡剛：【顧頡剛全集·顧頡剛讀書筆記卷十四】，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9頁）
綜上所述，【呂氏春秋集釋】早已於20世紀40年代末完成，楊寬、沈延國為此勞心勞力，他們的老師蔣維喬亦幫助甚多。可由於時局的轉變，人事的牽擾，遲遲沒有出版的機會。到了20世紀80年代，書稿被列入【新編諸子整合】第一輯中，未知何種原因未能出版，胎死腹中。而更為遺憾的是，現在斯書不知流落何處，是否還存留在人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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