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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世勇:史丹佛的中國學者和中國研究

2024-02-10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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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趙世勇,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副研究員。

來源: 經濟學家茶座 Teahouse

本文原載於【經濟學家茶座】2009年第4期(總第42輯)。

2008年夏天,得到福特基金會「長期出國進修計畫」的資助,筆者以存取學者的身份來到了史丹佛大學,開始了為期一年的訪學生活,接待機構是史丹佛經濟政策研究所和經濟系。筆者同時參加了史丹佛亞太研究中心的很多學術活動,亞太中心以社會學和政治學研究見長。本文僅就筆者知道的史丹佛社會科學領域的中國學者和中國研究做一個介紹,以饗讀者;掛一漏萬,恐難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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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佛經濟系歷史上的中國人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如果沒有遺漏的話,第一位中國人應該是劉遵義(Laurence Lau)。劉遵義1944年出生於中國貴州省的遵義市,故得其名。1964年,劉遵義以優異成績在史丹佛大學獲得物理學和經濟學兩個學士學位。1969年獲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經濟學博士學位。

1966年,劉遵義以代理助理教授的身份成為史丹佛大學經濟系的教師,1967年被提升為經濟學助理教授,1973年晉升為副教授,1974年加入美國籍。1976年,只有短短10年教齡的劉遵義成為史丹佛大學經濟系的教授。1992年,劉遵義被史丹佛大學授予第一個李國鼎(Kwoh-Ting Li)發展經濟學教授的榮譽稱號。目前,他是史丹佛大學經濟系發展經濟學教授,胡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劉遵義教授在中國參加了大量的學術活動, 並同政府機構有廣泛的合作關系。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的榮譽研究員,是中國科學院系統科學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和汕頭大學等單位的榮譽教授。1982年7月,劉遵義教授被選為中國台灣「中央研究院」的第14屆院士。他作為「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的特約研究員, 進行了大量的合作研究, 並是該所學術顧問委員會的成員。

劉遵義教授還在國際、政府機構和商業界擔任過許多職務。例如,他曾是美國能源部、美國聯邦準備金監察小組、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蘭德(RAND)公司、聯合國計劃開發署、美國花旗銀行、中國銀行和其他大量公共和私人機構的顧問。1979年以來,劉遵義教授先後擔任加州銀行行長、史丹佛大學投資委員會理事會成員以及史丹佛大學財政委員會理事會成員。從1998年開始, 劉遵義教授擔任中國台灣基金公司的主管。

史丹佛經濟系歷史上第二位「大牛」中國人要算錢穎一了。錢穎一1981年清華大學數學專業本科(提前)畢業。畢業後留學美國,分別於1982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碩士學位,1984年獲耶魯大學運籌學(管理科學)碩士學位,1990年獲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90年以來,錢穎一先後在史丹佛大學經濟系、馬里蘭大學經濟系和柏克萊加州大學經濟系任教。2006年起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因此,錢穎一現在已不是史丹佛大學的教授。

錢穎一教授的研究領域主要包括比較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錢穎一也被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出去的、經濟學領域的留學生中,在國外學問做得最好的人之一,其學術貢獻不用在此贅述。值得一提的是,錢穎一教授寫的很多中文短文在研究生中流傳甚廣,其中中國轉軌的「四部曲」──【目標與過程】(Goals and Processes)、【激勵與約束】(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市場與法治】(Market and the Rule of Law)以及【政府與法治】(Government and the Rule of Law),更是膾炙人口。

錢穎一教授寫的【理解現代經濟學】(Understanding Modern Economics)、【經濟學科在美國】(Economics in the U.S.)、【經濟學家市場在美國】(Economists’ Job Market in the U.S.)對包括筆者在內的很多年輕學子起到了「掃盲」的作用。

此外,錢穎一寫的很多介紹性的故事,筆者也是百讀不厭,像【矽谷的故事】(A Story of Silicon Valley)以及【資訊經濟學的奠基人】(2001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s)等,頗具知識性和趣味性。後來這些中文短文都收入到【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Modern Economics and China’s Economic Reform)一書中去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繼劉遵義和錢穎一之後,史丹佛經濟系43名現任正式教員中唯一的一位中國人就是計量經濟學家洪瀚教授。洪瀚是地道的廣東人,出生於廣東潮汕,1989至1993年就讀於中山大學經濟系。1992年12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丹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斯提格利茨(Stiglitz)造訪中山大學,並行表了精彩的演講。斯提格利茨演講之後,洪瀚憑著一股初生牛犢不畏虎的勁頭問了斯提格利茨一個有關文化和經濟關系的問題,引起了斯提格利茨教授的極大興趣,加之洪瀚的出色學業,本科畢業之後洪瀚來到史丹佛大學,開始他的研究生生活。

從史丹佛經濟系博士畢業後,洪瀚順利的得到了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助理教授的職位,並在普林斯頓執教了5年(1998-2003)。2003年來到杜克(Duke)大學執教,2006年被破格提拔為正教授,此時洪瀚年僅35歲──這在美國學者來說也是比較少見的速度。2007年初,他的母校史丹佛大學又把這位傑出的畢業生「挖」回經濟系,擔任計量經濟學正教授。

洪瀚教授曾在2007年暑期到中央財經大學的「中國經濟與管理研究院」講授「產業組織中的實證方法」,我當時過去聽課,與他有一面之緣。後來我2008年來到史丹佛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訪學,跟洪教授有了更多的見面和交流機會。回想這些年來在美國學界打拼的歷程,洪教授頗有一番自己的感受。他認為現在的中國學生比起十幾年前受到的基礎技能訓練要好很多,因此普遍數學和電腦的功底不錯,但是也有很多不足。洪教授說,最明顯的一點就是不夠主動。他舉例說他在史丹佛讀書時,經常是幾個同學一起挑燈夜戰,如果收到導師發來的電子信件,一般情況下一個小時之內一定回復,並提出自己的觀點,上課時他們一定會坐在第一排,追著老師問問題。

洪瀚的專業方向是計量經濟學,他目前的研究領域也是計量經濟理論、套用計量經濟學、實證產業組織理論以及拍賣理論等。他的論文大多發表在了計量經濟學領域最頂尖的Econometrica、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以及Journal of Econometrics上,並獲得Journal of Econometrics 雜誌「最佳論文獎」(2004)。他希望有更多的中國學生能夠從事學術研究。

比起其他一些同領域的中國教授,洪教授的優勢在於交流能力更勝一籌,他能夠很主動把自己的觀點準確表達給自己的同行。他希望在選擇自己領域的問題上不要跟潮流,比如很多美國人選擇了看似比較夕陽的領域,卻挖掘了富有新意的,像朝陽一般的研究成果。

2008年秋季學期,洪瀚教授為經濟系研究生一年級講授計量經濟學,我也去旁聽。洪教授特別鼓勵學生上課提問,學生提出問題後,洪教授在回答之前總是說:「這真是一個好問題!」後來說多了,學生也就不信了,但總能得到滿意的回答。洪教授的英文詼諧幽默,在滿是數學公式的研究生計量經濟學課上竟然可以不時爆發笑聲,讓我這個國內來的人大開眼界。洪教授對中國來的存取學者非常熱情,雖然只有一面之緣,但洪教授還是非常熱情地邀請我和人大的一位存取學者一起到一家香港餐館吃飯。

對於我用電子信件請教的問題,他都是在第一時間給與回復。洪教授還積極參加「史丹佛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t Stanford)組織的交流活動,總是盡力幫助有需要的中國人,足見其拳拳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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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遵義和錢穎一離開以後,史丹佛大學經濟系已經沒有了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甚至研究轉軌經濟的也沒有。至少在史丹佛大學經濟系,我們看不到任何所謂「中國熱」的影子,美國的主流經濟學家依然是研究純粹的經濟學基本問題以及美國經濟問題,很多年輕的教授都在基本的數學模型上打拼,並不「染指」某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問題。這樣說並不否認史丹佛大學有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和中國問題專家,只是他們不在經濟系。史丹佛大學社會科學領域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主要集中在政治系和社會學系。

戴慕珍(Jean C. Oi)是史丹佛大學政治系的教授,也是美國學術界公認的中國問題專家。她的學術頭銜很多,其中掛在EMAIL下面的就有四個:「威廉·哈斯中國政治教授」(William Haas Professor in Chinese Politics)、「政治學教授」(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弗裏曼·斯鮑格利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Senior Fellow,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以及「史丹佛大學中國計畫主任」(Director, China Program Stanford University)。中國計畫是史丹佛大學於2007年1月成立的跨院系的校級計畫,是史丹佛的一個針對現代中國的、跨學科的、社會科學導向的研究計畫,戴慕珍教授被任命為計畫主任,可見其在史丹佛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上的影響力。

史丹佛中國計畫成立的目的是把史丹佛大學打造成美國學界研究中國問題的領導機構。筆者曾問過戴慕珍教授,史丹佛大學的中國問題研究跟哈佛大學相比如何,戴教授的回答是,歷史學科可能哈佛較強,而社會科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話,史丹佛更強一些。戴教授曾經在哈佛大學商學院工作過一段時間,想必她的看法自有其證據。

戴慕珍教授的丈夫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教授,則是史丹佛社會學系的中國問題專家,同時也是史丹佛國際問題研究所的研究員,他也研究中國政治改革的問題,確切說是一個「政治社會學家」(political sociologist)。

他曾經長期研究共產體制的沖突、穩定和變遷,特別側重研究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更具體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群眾政治,他最近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部著作,名為【北京紅衛兵運動】(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南京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位董教授,因為研究文化大革命,於是被魏昂德邀請到史丹佛,進行一段時間的存取研究。

史丹佛國際問題研究所(Stanford’s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FSI)的中國問題專家要數羅斯高(Scott D. Rozelle)教授,負責研究所食物和環境計畫。羅斯高教授側重研究中國的農業政策和農村問題,包括農產品的需求、供給和貿易;中國轉軌過程中市場和其他經濟制度的出現和演變,以及它們對效率和公平的含義;中國的貧困和不平等的經濟分析。他的中國問題研究不僅得到了美國同行的認可,而且得到了中國學界和政府的承認。羅斯高教授曾獲美國農業經濟學會終身成就獎。

2008年3月,羅斯高教授獲得中國科學院首屆國際科技合作獎,之後又被國家外國專家局授予2008年度中國「友誼獎」,並在人民大會堂受到了溫家寶總理的接見。「友誼獎」是中國政府對貢獻突出的外國專家的最高榮譽。

羅斯高教授在推進中國農業經濟和政策學科的學術研究、促進世界了解中國農村改革成就、培養中國科學院的年輕科研骨幹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羅斯高教授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跟中國的學術夥伴和政策制定者有著密切的合作和交流。在今天的史丹佛大學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戴慕珍、魏昂德和羅斯高就像中國研究「三劍客」,經常一起出現在一些中國主題的學術研討會的場合。

在跟史丹佛大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博士生們交流的過程中,筆者註意到,美國的政治學和社會學研究非常註重「田野工作」(Fieldwork),比如研究中國問題的,必須到中國調研一段時間,長則一年,少則幾個月。這樣做無非是增加直觀感覺,以免脫離現實。

特別值得指出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史丹佛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在中國山東省的鄒平縣設立了一個固定的調研據點,目的是為研究中國農村政治和社會變遷的美國學者提供一個視窗,以便近距離觀察中國的變化,戴慕珍教授他們幾乎每年都去鄒平,並把一屆一屆的學生帶到鄒平,讓他們實地了解中國,這已經堅持了二十多年。

試想,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美國學者要在中國的農村設立政治學和社會學研究的據點,無疑是相當敏感的政治問題。筆者在史丹佛亞太中心的一份介紹冊子上了解到,這個調研據點的設立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恐怕當時也只有鄧小平敢於並能夠拍板,從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鄧小平作為一位傑出政治家宏闊的開放心態、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罕有其匹的治國信心。田野調研很容易得到案例,不過史丹佛的政治學研究和社會學研究也很重視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方法在研究中的運用,這是與套用經濟學的經驗研究一致的。

要說整個史丹佛「經濟片」都沒有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就有失偏頗了,史丹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CID)就有一位。

SCID成立於1997年,是史丹佛經濟政策研究所(SIEPR)下面的三個研究中心之一,SIEPR的另外兩個研究中心是「就業和經濟增長中心」(Center on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CEEG)以及「公共財政和民間金融中心」(Center for Public and Private Finance: CPPF)。SCID的這位中國問題專家就是中心主任霍普(Nicholas Hope)。實際上,筆者這次存取SIEPR,具體就是SCID接待的,邀請人就是這位霍普教授。霍普是澳洲人,說話有著明顯的澳洲口音,非常健談。

SCID有三個計畫,分別是中國計畫、印度計畫和拉美計畫,霍普教授同時也是中國計畫的主管。霍普教授的主要工作經歷是在世界銀行,負責世界銀行的中國、蒙古和印尼計畫,前後在世界銀行工作了近30年,因此他的研究興趣是東亞經濟,特別是中國。也許是與其世界銀行的從業經歷有關,他關註的也主要是金融問題,他最近的論文就是關於外資銀行的直接投資對中國銀行業的影響。SCID跟中國的財政部有著固定的合作關系,因此SCID也成為財政部官員的定點存取機構,他們一般存取半年。看的出來,霍普很重視跟財政部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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