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薩,西藏的心臟,一座古老而神聖的城市。 自古以來,盡管受自然地理條件所限,與內地來往不便,但拉薩與外界的交流始終不斷。 建城近1400年的高原古城拉薩,因歷史悠久,涵養獨特厚重文化; 因交流互鑒,展示包容自信氣度。
▲ 雄踞紅山之巔的布達拉宮。 新華社記者普布紮西攝
苯教遺存與圍繞三尊聖像的藏傳佛教文化
在佛教傳入西藏之前,流行於西藏的是原始宗教苯教。佛教傳入後,西藏早期的苯教經過一定的變革與調整,以嶄新的面目示人。拉薩西邊的堆龍河谷內,就有一處苯教寺廟遺址直龍寺。直龍寺建於公元1088年,為拉薩周邊規模最大的苯教遺址。公元1718年,寺廟遭到摧毀。
藏文史籍一般認為佛教傳入西藏的時間是贊普拉托托日年贊時期 (約5世紀) ,當時在吐蕃出現了佛教典籍與佛塔等。公元632年左右,贊普松贊幹布建立吐蕃政權。此後,松贊幹布在西藏各地建寺弘佛。後經過幾代贊普的不斷支持與推廣,佛教在西藏社會得到傳播。直到赤松德贊時期 (8世紀末) ,既有註重次第修行的印度高僧入藏,也有中原法師入藏,在拉薩形成不同的佛教團體,其中包括主張頓悟法門的禪宗團體。
▲ 布達拉宮白旃檀木觀音像(主尊)。
佛像是佛教信仰中最為重要的象征之一,松贊幹布非常重視殊勝佛像的迎請與供奉。古城拉薩深厚的藏傳佛教文化主要圍繞3尊吐蕃時期引入的佛像形成,其一是供奉在布達拉宮帕巴拉康殿的白旃檀木觀音像;其二是供奉在大昭寺的文成公主帶來的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其三是供奉在小昭寺的尼泊爾赤尊公主帶來的釋迦牟尼八歲等身像。
雪域高原被認為是觀世音菩薩的度化道場。布達拉,又譯作「普陀羅」或「普陀」,原指觀世音菩薩所居之島。布達拉宮所在的紅山被稱為普陀山,因此觀音聖像在西藏有著舉足輕重的宗教文化意義。布達拉宮的觀音像傳說為松贊幹布所請的4尊觀音聖像之一。在西藏歷史發展行程中,供奉在布達拉宮的觀音像曾經歷了一次外地流轉。直到公元1645年,五世達賴喇嘛重建布達拉宮時,流落青海一帶的觀音像才被送回拉薩,仍安放於布達拉宮。當時在布達拉宮舉行了擴建奠基與聖像請回的隆重雙喜儀式。如今在布達拉宮的帕巴拉康殿門上,懸掛著清代同治皇帝賜予十二世達賴喇嘛的滿、漢、藏、蒙古4種文字的合璧體「福田妙果」匾額,觀音聖像供奉於殿堂之上,慈悲莊嚴。
▲ 大昭寺二層尼泊爾風格木門雕刻。
大昭寺的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可謂西藏最為殊勝的佛像,在信眾心目中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帶去了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佛像。據【西藏王統記】記載,文成公主入藏前,唐太宗對文成公主說:
「愛女積福所憑依,有我所供本師像,施主帝釋天所造,其質乃由十寶成,毗首羯摩為工匠,親承如來賜開光。如此無比如來像,見、聞、念、觸誠叩請,佛說急速證等覺,利樂源泉覺臥像,舍此如舍寡人心,仍以賞賜我嬌女。」
透過這段記述,可以看出唐太宗對唐蕃關系的重視以及將傳國之寶送往吐蕃的良苦用心。文成公主入藏時,還帶去了大量佛經佛像,以及歷史、天文、歷算等方面的書籍。這些書籍和佛教物品對於西藏的宗教、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 大昭寺金頂。
大昭寺位於拉薩市老城區中心,拉薩之所以有「聖地」之譽,與這座佛寺密切相關。寺廟最初被稱為「惹薩」,後來「惹薩」便成為這座城市的名稱,並演化成當下的「拉薩」。已有1300多年歷史的大昭寺,開創了藏式平川式的寺廟布局,在藏傳佛教中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環大昭寺內中心的釋迦牟尼佛殿一圈稱為「囊廓」;環大昭寺外墻一圈稱為「八廓」;以大昭寺為中心,將布達拉宮、藥王山、小昭寺包括進來的一大圈稱為「林廓」,從內到外的這3個環形,便是信眾行轉經儀式的路線。圍繞大昭寺形成的八廓街,商業貿易與文化交流極為活躍。國內各民族與中亞、南亞的商戶、香客聚集於此,形成開放多元又獨具特色的文化氛圍。
小昭寺的釋迦牟尼八歲等身像由尼泊爾赤尊公主帶到西藏,在西藏佛教信眾心中同樣十分重要。小昭寺始建於7世紀中葉,由文成公主奠基建成,是西藏最古老的寺院之一。現存的小昭寺建築大多是後來重修的,只有底層神殿是早期的建築,殿內的10根柱子可見吐蕃遺風,上面鏤刻著蓮花,並雕有花草、卷雲以及珠寶和六字真言。
四個現象和遺存背後的多元宗教文化
在拉薩,有四個表現包容多元宗教文化的現象和遺存,可歸納為「一曲一簽一人一鐘」,分別對應的是明代大寶法王與中原藝術、關帝信仰與求簽信俗、波斯詩人魯米、天主教在拉薩的經歷。
一曲。 拉薩西側有堆龍河流入拉薩河,沿著堆龍河谷往上走,便可拐進楚布溝,著名的楚布寺隱匿於其盡頭。此處是明代永樂帝所封大寶法王 (五世噶瑪巴) 的駐錫地,每年夏季,寺廟的「次曲」羌姆舞演繹著五世噶瑪巴前往中原的故事。
▲ 楚布寺「十六漢樂」非遺傳承師徒合照。
「次曲」羌姆舞中有幾個典型的中原文化元素,比如五世噶瑪巴時期傳入楚布寺的「十六漢樂」,後來十四世噶瑪巴將其引入羌姆舞蹈藝術中。所謂「十六漢樂」,是指由16種樂器演奏組成的音樂,這些樂器分別為雲鑼、鑼、陶鼓、小平鑼、铓鑼、小鈸、長尖一對、號筒一對、嗩吶一對、橫笛一對、達瑪鼓一對。據考證,其中長尖、號筒、雲鑼均為明代宮廷儀仗樂器,這反映了明代漢藏佛教往來促成的文化交流。其中也有來自西域的樂器,比如達瑪鼓、嗩吶等。
楚布寺夏季羌姆舞表演過程中,會有「六長壽」登場。其中主角為手持扇子的中原壽星形象,後面有穿綢緞黑衣綠褲和中原風格靴子的兩人吹著橫笛出場。伴著曼妙音樂,仙鶴、梅花鹿與孔雀紛紛起舞。最後在儀仗隊的莊嚴引領下,所有角色戴著面具出場。
一簽。 楚布寺西邊山谷有一座山,被稱為「漢神山」 (嘉拉) 。當年五世噶瑪巴從南京朝貢歸來後,明成祖朱棣多次遣使送來書信與賞禮,據說中原財神關帝也因此來到楚布寺。五世噶瑪巴將關帝作為楚布寺的護法神進行供養,今天在寺廟護法殿的供養文書中,仍然能見到相關記載。【楚布寺誌】又載,原先楚布寺護法殿內繪有關公壁畫,每當藏歷初一時,需供奉中原的香燭和各類幹果,噶瑪巴戴黑帽親自領誦和主持相關酬供儀式,以此祈祝漢藏佛事昌盛,民眾安樂吉祥。
▲ 拉薩關帝廟,藏語全稱是「帕瑪日格薩爾拉康」。廟中關公、格薩爾兩位戰神同台共享供奉,是漢 藏 文化交融的生動體現。來源:道中華公眾號
無獨有偶,清代西藏駐北京的呼圖克圖 (清朝授予藏傳佛教上層大活佛的封號) 也將關帝納入藏傳佛教護法神範疇,不僅供養,而且修撰有【關老爺祈供文】【煨桑祈禱真日傑布(雲長王)頌辭】等願文。在抗擊廓爾喀的戰役中,由於濟隆活佛全力支持中央政府派來的軍隊平定廓爾喀,福康安班師凱旋回拉薩後捐獻錢財,西藏地方和活佛也出資,在磨盤山修建文殊廟、關帝廟以及山下的功德林寺,以示紀念。之後,隨著駐藏士兵和中原商民在關帝廟的活動增多,關帝廟流傳著中原「關帝靈簽」的求簽信俗。如今,為了方便信眾,寺廟將原本山頂關帝廟的「關帝靈簽」信俗流程復制到山下的功德林寺殿內,求簽的程式也發生了變化。
一人。 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穆斯林群體進入西藏,西藏地方官民對穆斯林群體給予很大的尊重和包容。
清乾隆年間,平定廓爾喀後,駐藏清軍中有一部份來自川、陜、甘、青等地的穆斯林士兵和眷屬定居拉薩,他們的後裔居住在河壩林一帶,後來集體捐資修建了今天的清真大寺。上世紀20年代,拉薩的穆斯林商人又捐資修建了今日大昭寺南側的小清真寺。
▲ 拉薩小清真寺與遠處的布達拉宮。沈雲遙攝
據清代【噶倫索康·斯覺次旦傳】記載,當時,拉薩貴族經常到清真寺與穆斯林交流,貴族們也時常受邀出現在古爾邦節等宴席上。
索康·斯覺次旦噶倫
(清代西藏地方主要官員)
與一位名叫「達肯」
(藏文音譯)
的阿訇有一場有趣的對話。阿訇看著秋天雕零的花,表達出「諸法無常」的感慨,這引起了佛學造詣很高的噶倫的興趣。於是噶倫進一步與其討論伊斯蘭教如何認識「心」和「心性」。達肯阿訇將其比喻為「花」和「花香」:「花」敗落後,「花香」也不存在。阿訇還講述了13世紀波斯著名詩人魯米的史詩【瑪斯那維】中的一段故事——「商人與如麗」,主要表達對自由和解脫的向往以及註重靈魂至上的觀點。
這場討論讓噶倫記憶深刻,當晚他就以日記形式記錄下來,而這也成為歷史上藏傳佛教與伊斯蘭教文化交流的見證。
今天,拉薩穆斯林的生活中還保留了諸多藏漢文化的色彩。他們重視學習,善於經營甜茶館和小吃餐館以及傳統藏族服飾店等,甜茶館有著名的「魯倉茶館」「伊比熱茶館」等。
▲ 大昭寺所藏天主教掛鐘。
一鐘。 天主教傳教士從17世紀開始多次透過各種途徑進入西藏傳教,但最終均以失敗告終。天主教曾在拉薩進行短暫的教堂建設和治病傳教等工作,除了羅馬所藏通訊檔案之外,拉薩大昭寺所藏的一座鐘是他們當時活動的見證。
此鐘為鐵鑄材質,上面刻有拉丁銘文「贊美之歌」字樣。上世紀90代後期,這座鐘一直懸掛在大昭寺的廊道屋頂,西方遊客時常圍繞參訪,現收藏在大昭寺庫房內。鐵鐘通高43.3厘米、坐寬43.5厘米,鐘身有裂縫,鐘紐有殘。對於此鐘的來源,說法不一,有學者認為極有可能是由拉薩本地人打造。
拉薩的藏傳佛教文化歷史悠久,雪頓節、燃燈節等宗教民俗活動既保存歷史的禮儀傳統,也吸收了現代文化元素。今天,拉薩各族人民在此生產生活,尊重傳統、包容吸收始終是拉薩宗教文化多元並存與和諧的關鍵。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本文圖片除姓名標示外均由永中久美拍攝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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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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