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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这么多年释放我爱美的本能，却没有意识到我妈一直背负着对爱美的负罪感，如此几十年。
文｜陈彤
每次看到社交媒体上关于原生家庭的讨论，我都自觉庆幸。我的原生家庭算得上是很幸福的了，父母关系和谐，对我爱得不遗余力，童年储蓄的安全感足够用一辈子。唯一不完满的，可能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儿： 我妈一度让我觉得，爱美是一件很罪恶的事。
我的臭美基因觉醒得很早，对自己外形的方方面面都拥有强势意见。 幼儿园时期就已经知道要给理发师提意见，刘海剪到眉毛位置是我的底线，再短一寸就要鬼哭狼嚎了。不会自己穿衣服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如何挑衣服，白衬衫要配花花蝴蝶裙才够俏丽，蕾丝边短袜要配圆头小皮鞋才最甜美。虽然没有张爱玲「八岁梳爱司头，十岁穿高跟鞋」那般规划得清晰，但是对于美倒也算是有些无师自通的直觉。
但这一切到了上小学的时候都戛然而止了。升入小学之后，我阴差阳错地连续考了几次年级第一，热心肠的校长郑重地找我妈谈了一次话，大意是她觉得我有天赋，希望我妈能认真地对待我的学术潜力。那次开完家长会回家的时候，我妈的高跟鞋踩在楼梯上的声音都和平时不同，志得意满，格外清脆。
自此之后，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 我妈在我的房间里安置了一张她的专属座位，从我放学回家到入睡之前，她都会坐在那张椅子上以灼灼目光监督我的学习。雪上加霜的是，恰逢当年有一本奇书横空出世，名为【哈佛女孩刘亦婷】。我妈受到此书的巨大鼓舞，于是如法炮制，每晚做完作业之后还要让我背诵圆周率。
而我之前那些臭美的爱好，也彻底成了一种原罪，爱美变成了我学习路上必须要扫清的障碍。
最先受到管控的，是我的发型。五颜六色的辫子是不奢望了，小学五年里，绝大多数的时候我留的都是朴素的短发。有一次我央求我妈帮我买一个学校里流行的蝴蝶发卡，她的第一反应是： 刘亦婷肯定就不会戴这种让人分心的东西。 天晓得我当时有多恨这个未曾谋面的宿敌！
后来衣服也很少买了，除了过年，基本不会置办新衣。但最让我感觉痛苦的是，运动鞋一定要穿到开胶我妈才肯给我买新的。 任凭我怎么软硬兼施，胡搅蛮缠，我妈都不为所动，似乎新鞋是什么不得了的邪祟之物，会让我瞬间失智，再也解不出二元一次方程。
长大以后回想这段爱美权利被彻底剥夺的阶段，我发现我妈的逻辑其实是很站不住脚的，按鲁迅先生的说法，甚至是有些「跃进」。 一见新鞋，立刻想到攀比，立刻想到虚荣成性，立刻想到无心学习，立刻想到前途尽毁。
不过后来，事情迎来了转机。
我很快就用几次糟糕的奥数成绩证明我自己不是天才，下一个哈佛女孩可能是张亦婷、王亦婷，但绝不会是我陈亦婷。
让我妈高跟鞋声音响亮的那股力量消失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比从前缓和了许多。
但这种爱美即是有罪的念头却留了下来，整个中学时期，我都相当疏于打扮，每天梳标准「大光明」式发型上学。
一直到升入大学之后，对爱美的耻感才开始松动。
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一笔生活费，也有了自己置装的权利，我反而发现自己失去了小时候的那种直觉，只能笨拙地开始美感的复健。好在穿衣打扮还是稍微比考进哈佛容易一点的，在密集的钻研过后，我终究还是掌握了这门技能，甚至还误打误撞进入了时尚相关的产业，开始贩售自己的那一点品味。 有时我穿的衣服过于前卫古怪，我爸看得费解，还会批评我两句，反倒是我妈挡在我前面替我说话。
但童年时期在「美」这件事上的匮乏感，在我的心里还是多少留下了一些印记。压力大的时候，我脑中的第一反应就是去买一件衣服，获得一些即时的掌控感。 事后对着已经不堪重负的衣柜又会生出一种强烈的自我厌恶，我为什么需要这么多肤浅、无意义的东西呢？ 有一次和女朋友们看千禧年间的那部小妞电影【天生购物狂】，她们看得前仰后合，我却冷汗直冒，像是看了一则警世恒言。我甚至还去看过一次心理医生，幸运的是我被告知，我买衣服的频次仍属于正常范畴，无需多虑。
我并没有告诉我妈看心理医生的事儿，说实在的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妈已经是一个很出类拔萃的妈了。 她在成长过程中爱美的天性也经受过打压，她只是以自己熟悉的方式来爱我罢了，唯一的「后遗症」也不过是让我有了很多漂亮衣服，我真的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
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正瞧见我妈站在镜子前，神情严肃，仔细地端详着自己的脸。我走近了，她才回过神来，幽幽地说了一句：「我脸上现在好多斑啊！」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我妈发出这样关于外貌的感叹，印象中她一向是不在乎这些的，所以我当下甚至有些愣住了。我花了这么多年释放我爱美的本能，却没有意识到我妈一直背负着对爱美的负罪感，如此几十年。
那天我联系了一家熟悉的医美机构，给我妈定了一个祛斑的项目。价格刚好和我当时赚的一笔小钱数目相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带我妈去做医美的那一天，感觉很新奇。从小每次看病都是她在前面带着我，驾轻就熟地在诊室和药房之间来回。但在这个播放着悠扬音乐、拥有昂贵大理石地面的地方，我们的位置却好像互换了，我拥有了某种她没有的经验。 一进医院，她就捏住我的手，紧紧地跟在我身后。医生在面诊的时候，每问她一个问题，她都会先望向我，好像有了我的同意她才可以回答。 项目做完之后，医生也很自然地把写有注意事项的纸条直接递给了我。回到家，她好像才从那种顺从恍惚的状态里出来，兴高采烈地和我爸描述起仪器在脸上游走时的感觉。
我在一旁听着，心情妙不可言。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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