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邓公决定在香港北部设立深圳市，以承接港岛的产业转移，带动整个珠三角发展，而在遴选深圳首任市委书记的时候，邓公显得格外谨慎，他希望深圳的主政官既要有出色的才能、也要有敢为人先的魄力，敢干事、不怕事。经过反复的考量与权衡之后，邓公最终选定张勋甫担此大任。
张勋甫17岁参加革命，曾在山东抗击过日寇，解放战争时又在东北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对抗，革命斗争经验十分之丰富。1949年中旬，他奉命跟随四野向华南挺进，广东解放后，他被委派到韶关担任行政干部，70年代初，他因为表现突出，又被调到佛山地委工作。
1979年，邓公突然向广东省委下达命令，请省委组织部推荐几名同志竞聘深圳市委书记一职，省委组织部随即对广东省内所有处级以上干部进行考察，最终选定了四人推荐给中组部，其中就包括时任省委计委高干的张勋甫。大概一个月后，中组部传来指示，要求张勋甫立即进京一趟。
张勋甫此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在接到指示之后火急火燎赶往北京，中组部随即安排专人和他见面、谈话，知道此时他才终于明白，原来中组部是打算安排他担任刚刚成立的深圳市的主政官。说实话，张勋甫对于此事很没底，毕竟深圳的战略地位和政治地位比较特殊，他担心自己没办法挑起大梁，实现邓公对于深圳的美好规划。
但中组部的同志却一再鼓励、激励他，这激发了他心底的勇气，他随即答应担任深圳市的主政官，并向中组部立下军令状，表示一定会竭尽所能将深圳打造成珠海的经济中心。在张勋甫临上任之前，邓公也专程找他谈了一次话，要求他一定要开阔眼界，将精力放在经济改革上，一定不要怕犯错误，怕被人「揪辫子」。
1979年9月，在办理完所有交接手续后，张正式走马上任，彼时的深圳市才刚刚挂牌，可谓是一穷二白，要干部没干部，要资金没资金，一切全靠自己打拼。但这并没有吓倒张勋甫，他在仔细了解了深圳的情况之后，决定先从农业着手进行改革、整顿。彼时虽然「包产到户」政策已经获得大众认可，但党中央还没有下达正式文件全国推广，因此一些省份和地区还处于观望之中，迟迟不敢彻底「推倒」人民公社制度。
深圳当时也是如此，市委的干部们都比较谨慎，在农业问题上「畏手畏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深圳农业发展，拖慢了生产力进步。张勋甫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坚决推行「包产到户」政策，将农田全部承包给老百姓，充分调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有同志提醒张勋甫，不要「太过火」，万一要是被举报到党中央，怕是要背处分。但张勋甫对此不屑一顾，他直言背处分就背处分，只要能让老百姓享受到实惠，自己甘愿受罚！
深圳建立初期，市委打算将市区面积规划为6平方公里，不大也不小，最适合发展、建设，但张勋甫却觉得市委过于「保守」，6平方公里对于深圳来说过于狭促，难以「施展拳脚」，他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直接提出要将深圳建设成超一流城市，市区面积至少20平方公里，深圳未来不仅要当中国的金融中心，而且还要当信息科技中心！
当然，话好说，事难办，建设深圳总绕不开一个字，那就是「钱」，彼时的深圳财政极其紧张，市财政局恨不得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建设6平方公里的市区已经是极限了，20平方公里简直是天方夜谭。而为了改善财政紧张的状况，张勋甫决定搞土地出让制度，用土地的开发与经营权吸引资本入驻，同时成立城投集团，允许外资入股、投资。在这一系列「组合拳」之下，深圳的财政问题迎刃而解，市委随即「火力全开」，一连建立了十几个重点项目，仅仅两年时间便让深圳的面貌焕然一新。
1982年，张勋甫被调离深圳，转往省政府工作，1989年，经由中组部和省组织部同意，他光荣离休，并被特许享受厅级干部待遇。晚年的张勋甫还一直心系着深圳的发展，他经常去深圳搞调研，顺便指导市委的工作，90年代初甚至直接搬到深圳居住，亲眼见证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2017年，他因病去世，时年九十六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