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荡初期，陈伯达可谓权势滔天、风光无两，他甚至一度被誉为党内「四号首长」，地位仅次于年毛主席、周总理和林帅。然而，谁都没想到的是，在1970年，他却突然遭到针对性批判，一夜之间从中央首长沦为「阶下囚」，自此在政坛销声匿迹。
陈伯达起初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文职干部，在党内名不见经传，但后来，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受到了毛主席的赏识，并出任主席的机要秘书，由此开始慢慢发迹。建国后，他长期在中南海工作，负责政治宣传与理论研究工作，平时与毛主席来往密切，每隔一段时间主席都会主动找他谈话，和他探讨文史难题与哲学理论。
在此期间，陈伯达一直在观察主席，揣摩主席的政治倾向，比如在50年代末，主席一直强调「支左反右」，而陈伯达为了迎合主席，便接连撰写了好几篇抨击「右派」，声援「左派」的文章，而主席在看了他的文章之后果然很高兴，随即给他写信，请他加大力度「支左」。
而进入60年代之后，「左」的风气愈演愈烈，陈伯达敏锐的把握到了时代的风向，随即更加猛烈的「支左」。到了1965年，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已经临近爆发边缘，王稼祥同志认为再这样下去必定会酿成大祸，于是便写信给党中央，请党中央尽快纠正党内、国内的「不良风气」，防患于未然。
但可惜的是，王稼祥的这封信被直接无视，「左」仍旧在党内、国内大行其道，一再激化各类矛盾。到了1966年，各类矛盾终于迎来了总爆发，意识形态的冲击也很快演变为政治风暴，并由此催生了动荡。而在动荡爆发初期，陈伯达还没能认清局势的走向，因此并没有贸然做出任何带有政治倾向的举动，一直处于观望状态。
等到1966年末，他彻底认清了局势之后，便开始蠢蠢欲动，与江青等人一起大搞政治迫害，疯狂针对少奇同志等一众党内老同志，并借此博取政治资源。到了1969年，他靠着卑劣手段，已然跻身中央高干行列，官至正国级，在党内很有威望。
然而，谁都没想到的是，仅仅1年之后，陈伯达的人生便从巅峰跌入谷底，在当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为了进一步巩固自身地位，竟公然在毛主席面前搞阴谋活动，这导致主席对他的印象急转直下，主席慢慢对他生出了厌恶之情，于是便当众点名批评他，要求他立即向党中央做检讨。
此时陈伯达才意识到踩了「红线」，他连忙向主席承认错误，并向党中央做出深刻检讨，希望能挽回自己的声誉和名望。但一切为时已晚，等到会议结束之后，他正准备收拾东西回北京，几位中央警卫团的干部却突然将他拦住，当场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随后他便被革去所有职务，转往秦城监狱关押。
入狱之初，陈很不安生，一会儿吵着要见毛主席，一会儿又嚷嚷着要和周总理通电话，狱警则对他爱搭不理，任由他大喊大叫发疯。后来，他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反思自己的错误，忏悔自己的罪过。半年之后，他「大彻大悟」，彻底从癫狂状态中挣脱出来，他随即提笔写下一份长达五万字的材料，系统叙述了自己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并再三向少奇同志、邓公等人道歉。
1980年，陈伯达被押上特别法庭，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的审判，期间他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驳，主动认罪认罚。法官见他认罪态度良好，便按照相关程序酌情对他减轻处罚，判处他十八年有期徒刑。次年下旬，他被党中央批准保外就医，1982年，胡耀邦同志特地请他参与政策研究工作，他欣然应邀，随即重新开始翻阅各种资料，研究日本、美国的经济、政治情况，并将相关成果整理成报告，递交给党中央作为行政、施政参考。
1988年，他的刑期已满，正式恢复自由之身，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他的病情便陡然严重起来，被迫住进医院疗养。妻子和儿子日夜守在他的病床前，盼望着他能尽快好起来，但事与愿违，他最终还是没能挺过这一关，在9月下旬病逝。毕竟他曾经为革命做出过贡献，因此党中央默许他在八宝山举行葬礼，许多昔日的老友纷纷赶来向他致哀，送他最后一程，他的骨灰则被安葬在北京某革命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