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军时期开始，毛主席就保持着亲自阅读群众来信的习惯，坚持到群众中去，这一习惯直到他成为国家主席后依然在延续。进入70年代后，毛主席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但他依然坚持在群众工作上亲力亲为，亲自处理信访工作，经常阅读群众来信。
1972年的一天，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和翻译唐闻生来看望毛主席，并给毛主席带来了一封特殊的群众来信。为什么说这封信特殊呢？
因为这封信是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写的。刘建章是毛主席的老战友，然而他此时却失去了一切职务，还被人扣上「帽子」拘捕起来，关进了秦城监狱。
那么，这个刘建章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会被拘捕起来呢？又为什么要通过妻子才能给毛主席写信呢？毛主席又会如何处理此事呢？
刘建章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就参与了革命，1926年入党。前期从事地下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开始从事铁路交通工作。可以说解放军仗打到哪里，刘建章就把铁路修到哪里。1949年党中央从西柏坡进驻北平时，也正是由刘建章负责护送工作的。
建国后毛主席经常乘专列出行，也是由刘建章统筹安排，他本人也多次随行。后来刘建章担任了铁道部副部长，参与制定了铁路工作的一系列规章制度。
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后，刘建章也受到了冲击。1968年2月13日深夜，刘建章视察完西昌的铁路工地，正在休息的时候，一群「中央专案组」突然冲了进来。刘建章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就被以「背叛革命」的理由带走了，随后就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刘建章干了一辈子革命，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了呢？这还要提到三十多年前的一段陈年往事。那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建章正担任延和中心县委委员，在延吉做地下工作，不幸被敌人抓捕。但他在狱中没有屈服，坚持与敌人作斗争，并未吐露机密情报。后来刘建章被营救出狱，重新投入革命工作之中。
在整风运动中，中央也对此事进行了调查。经过对当事人以及该事件亲历者，比如刘建章同事等人的多方面调查走访，最终得出了刘建章并未背叛革命，「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也就是说，此事是早就有结果的了，刘建章本来就是清白的。
然而在特殊时期，某些人却盯上了刘建章，千方百计要把他「打倒」。他们先是打倒了王任重，并调查刘建章和王任重有没有什么「特殊关系」，然而并没有发现有力的证据。后来他们又调查刘建章的个人问题，但刘建章洁身自好，两袖清风。这帮人实在找不出什么问题来，但他们在乎的不是刘建章是否真的有问题，而是刘建章的位置。
最后，他们实在找不到把柄，就只好旧事重提，把三十多年前的这件事重新搬了出来，声称刘建章有「背叛革命」的嫌疑，要求他把问题「交代清楚」。
但问题是，此事早在整风运动时期就已经交代完了，早就有了结论，刘建章又能交代什么呢？刘建章向来忠于理想，把荣誉看得高于生命，自然不可能顺这些人的意，玷污自己的荣誉。这帮人见问不出什么来，便给刘建章扣上了「不配合」「不老实」的帽子，把他关进了单人牢房。
住进这个「单人牢房」可并非特别优待，而是一种折磨。这个单人牢房实际上就是那帮人拷打刘建章的地方，他在这里受到了各种刑罚虐待，但并未屈服。刘建章在监狱里的待遇也非常差，吃都吃不饱，甚至连饮水都有限制，一天喝水不能超过三杯，实在渴的受不了就只能自己喝生冷水。
要知道，刘建章此时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本就不好，更何况他身上还有旧伤。他在抗战时英勇作战，曾身负重伤，结果肺部中弹，不得不切除了一片肺叶。后来刘建章在修建西南三线铁路时又曾腰部中弹，身受重伤。刘建章常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此时又要面临那帮人的拷打，可想而至痛苦程度有多高，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也并不为过。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央对林彪手下的一伙人进行了调查，许多问题得以查清。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本就相信丈夫是无辜的，在此事之后她得到了更多的证据，更加确认了自己丈夫的清白。但她几次申诉都没能成功，探监的请求也被屡屡驳回，无法与丈夫交流最新的情况。
1972年初，刘淑清找到交通部长杨杰，向他倾诉了丈夫的情况和探监的意愿，杨杰便让刘淑清放心去探监。在杨杰的支持下，刘淑清终于得以进入秦城监狱和刘建章见面。
刘淑清心疼地发现，丈夫已经面黄肌瘦，浑身无力，体质也变得很差，甚至连手臂都举不起来了，说话也是咬字不清。她很想问清楚丈夫是怎么变成这样的，但他们夫妻二人每次见面的时候，旁边都有人监视，让他们交流很不方便。
直到1972年6月8日，刘淑清在探望刘建章时特意带上了几个小孩子。这几个小孩子在刘淑清的嘱咐下在监狱内又唱又跳，发出了很大的噪音，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刘淑清这才得以和刘建章单独交谈，两人说了一会悄悄话。
不过他们谈话的时间十分宝贵，刘建章也只能长话短说。他简单概括了一下自己在狱中受到虐待的事情，不但经常被严刑拷问，生活待遇也非常差。他自己也曾写信向毛主席、周总理等人汇报情况，但根本交不上去，每次都会被专案组的人撕掉。
并且遭受这种待遇的不止他一个人，被关入秦城监狱的许多老同志都有着类型的遭遇。他们大多是无辜的，有的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就莫名其妙被关进来了。
刘淑清听到这一情况十分难过，强忍着眼泪对丈夫说：「那我该怎么办呢？」
刘建章没有说话，而是向上指了指，暗示妻子想办法直接向毛主席反映情况。
刘淑清离开监狱后，就找来在外交部工作的女儿刘润芬，和她商量该怎么反映情况。刘润芬曾在外交部翻译处当过秘书，认识许多外交部的工作人员。
刘润芬思来想去，决定找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和翻译唐闻生反映情况。他们二人为人正直，应该会为这些老同志说话，并且他们还能够直接见到毛主席。
于是，刘淑清就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概括了刘建章的情况：「不知何故于1968年2月被拘审查，至今已近五年。」并特别提到交通部的同志已经对冀朝铸说过，刘建章的历史问题已经全部审查过了，是没有问题的，但中央却一直没有做最后结论，导致刘建章一直未能获得释放，希望能够尽快有一个结论。
刘淑清提到，刘建章在狱中饱受虐待，生活条件很差，并且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无法得知外界的任何消息。就连「九一三事件」这样的大事他都不知道，并且中央专案组还不准她讲这件事。
因此，刘淑清希望中央能改变对刘建章的审查方式，允许家属经常探视，并给予较好的生活条件，或者可以让他回家等待结论并治病。
刘淑清将信件交给王海容和唐闻生，他们听说此事后也是义愤填膺，表示一定会把此事做好：「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毛主席作出批示，还能解决一大批被关押干部的问题。」
7月20日，王海容和唐闻生趁着探望毛主席的机会，将这封信直接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到后也是极为震惊，专门将王海容和唐闻生找来询问情况，在了解清楚后表示绝不能允许这种不人道的待遇存在。
后来，毛主席根据此事专门作出批示，交给周总理：「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一废除。」可以看到，毛主席用词十分严厉，直接将这种不人道的审查方式称为「法西斯」，并质问这是谁规定的，可见毛主席之前对此事是不知情的。
实际上，当时秦城监狱之所以处于这种状况，跟谢富治有很大关系。谢富治当然是有大功的，从红军时期一路打到了解放大西南战役，战功赫赫。但他在特殊时期和林彪、江青勾结在一起，并操控秦城监狱，陷害了许多老干部，后来被开除党籍。
此时谢富治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留下的一套制度依然影响着秦城监狱。周总理接到批示后当即找来公安部核心领导小组组长李震、交通部部长杨杰和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等人开会，讨论刘建章事件的处理办法，最终作出了三个指示：
立即允许刘建章离开秦城监狱，保外就医，并允许其妻子刘淑清和子女时常探望。
立即对刘建章一案进行审查，迅速作出结论，送给国务院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审批。
对北京的监狱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清查犯人的待遇情况。
这三个指示迅速得到了执行，刘建章很快就出狱了，来到北京同仁医院就医，身体情况大为好转。随后刘建章一案的处理结果也下来了，中央经过对刘建章的全面审查，认定他是无罪的，刘建章终于恢复了清白之身。后来他又重新投入工作之中，还担任过铁道部部长。
而秦城监狱也迎接了一次大检查，公安部派出专门的检查组来到秦城监狱检查，发现了监狱管理中的一系列问题，并责令改正。秦城监狱的管理人员先后写了两次检讨，反省自身的错误，后来秦城监狱的管理作风大为改善。
并且正如当初王海容和唐闻生所预言的那样，刘建章的问题解决之后，一批被关押的老干部的问题都得以解决。王稼祥、谭震林、叶飞等一大批老干部在毛主席的关怀之下先后走出监狱，得到了解放，并重新开始了工作。
可以说，如此重要的改变，和刘淑清、刘润芬、王海容和唐闻生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也和毛主席的关切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毛主席始终对群众来信如此重视，始终关注着群众的心声，此事才能够得以迅速解决。终其一生，毛主席都始终坚持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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