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69年7月28日4时30分地点：广东省汕头市灾种：台风灾情：1969年第三号台风在汕头登陆，造成大风、大潮、大雨，市区平均进水1.5米至2米，牛田洋围垦农场被冲垮，汕头全区死亡8944人，伤9200余人，毁房121900间。

被「预报」遗忘的角落

牛田洋位于汕头市西郊，原来是一片汪洋。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41军122师在此围海造田，围出7.8平方公里的沃野良田。牛田洋生产基地从1963年起便开始生产粮食，到1965年粮食亩产已达1193斤。牛田洋在「戌边屯田」中的突出表现，曾受到毛泽东的特别赞许。196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55军219师接防牛田洋。此外，1200多名大学生也响应号召，来到牛田洋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劳动锻炼。这些大学生大多数来自中山大学、华南师大、暨南大学、华南农大、广州外国语学院、中山医学院。和大学生们一块来的还有七机部的一部分女技术员，这批性格倔强的女同胞，组成了一个特殊的战斗组织——「女子连」。7月中下旬正值南方中稻插秧的农忙季节。55军为了保住41军树立的红旗不倒下，此时正在进行紧张的劳动竞赛。每个连队承包一定数量的稻田插秧，比比看谁首先插完。新来的大学生也加入了这一比赛行列，因此，在台风即将到来的时候，大学生与解放军之间，男生与女生之间正在开展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

他们中间谁也不会料到，30多个小时之后，他们辛勤劳动的地方将会成为汪洋一片。在1969年的中国，电视并不普及，信息传递最快，覆盖面又最广的是有线广播。一个舌簧喇叭或压电陶瓷喇叭，装在一个花花的木匣子里。最高指示、革命样板戏唱段以及天气预报都从里面播出，半导体收音机已经是相当时髦的了，有这宠物的大可以骄傲一番。1969年7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无线电波发出了台风警报。但是，潮汕人当初并未对这一警报感到紧张。因为，在他们生活的地方，热带风暴每年都要光顾那么几次，如果哪一年没有台风，那才是奇怪呢？令汕头人感到吃惊的是，1969年7月25日下午，汕头地区接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电话：「喂！我是周恩来！告诉你们：第三号台风，正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前进，在27号到28号晚登陆，地点是泉州到珠江口一带，但也不排除在闽北、浙南登陆的可能。中心附近风力12级以上，并有暴雨。如风力不减，破坏力将很大，希望各有关部门注意，要积极做好防风抗灾的准备工作！」

周总理亲自来打电话了！汕头专区负责人听完电话，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防风抗灾工作，指示下达到县，县里下达到公社，公社再下达到大队，大队接着召开社员大会，在三号强台风登陆前，确实有许多汕头人已经知道，这次台风特别厉害，周恩来总理都亲自打电话到汕头来了！任何工作不管部署得多么周密，也难免会有疏漏的地方。在那个年代，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向一个地方通知台风警报，按理说地方政府官员肯定会引起高度重视，并全力布置。但是，当7月26日这天，潮阳县委的同志打电话到牛田洋生产基地时，当天值班的基地办公室生产计划科助理员刘特荣，却对此事一无所知。「国务院有个通报，你们传达了吧？」潮阳县委的人说。「不知道。我查查吧！」刘特荣查了查值班记录，没有发现。「不用查了，告诉你吧，通报说有强台风，12级以上，有大海潮，还会降暴雨。我们以为你们早知道了，怕你们刚调防来不久，防风经验不足，有什么需要地方帮忙的，尽管说吧！」刘特荣致谢之后，马上把这一消息传达给了基地领导。但基地领导并未引起太大注意，师部领导布置好防风工作之后，便赴宴去了。战士们和大学生们这一天仍然在进行着紧张的劳动比赛。

7月27日下午，鲍浦公社的一位副主任来到牛田洋基地司令部。他是为牛田洋的防风准备工作而来的。「放心回去忙你自己的吧，我们会做好一切准备的！」基地的同志对他说。「不行。你们大多数是从外面来的，有些同志还是南下干部，不一定了解具体情况。汕头这地方每年都有几次台风，厉害得很。听老辈人讲，1922年的台风，死了三五万人呢！」「什么？三五万人？」基地的同志吓了一大跳。有了鲍浦老乡的指导，基地认真地布置了一下，几乎像作战部署一样，安排了抢险分工，组织了突击队，疏散家属，并搬出作战时才能用的无线电台，甚至还画出了各路人马的撤退路线。但无论基地作了多么周密的安排，在思维方式上，他们犯了最起码的错误。抢险，是真正的所谓「背水一战」。除非人们作这样的假设，所有的堤只要有人上去就能安然无恙。否则，只要海堤一被冲决，撤退就是一句空话，每秒50多米的风速带动海水，乘飞机都无法逃离这风暴的漩涡。显然，在「人定胜天」的精神力量的感召下，牛田洋基地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低估了自然的力量。自然能创造一切，也能毁灭一切。而生于斯长于斯的鸵浦老乡却深知，这自然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你可以不信神，但你不可以藐视自然。

7月27日这个晚上异常地平静，没有一丝风，天气十分闷热。许多人都睡不好觉。到凌晨，台风就要来临了，开始有风，有雨。

灾难的日子来了！

7月28日6点整，牛羽洋响起了嘹亮的军号。住在牛用洋的战士和学生们照常出了操并下田插秧，他们抱着侥幸的心理：万一台风没来或不像预报的那么厉害，那就多插了几亩田。最先撤出的是司令部、炮台西处，这几处有数以千计的家属和子女。首先要把她们送到高地去。幼儿园的教师也撤！解放牌汽车大车大车地装人，能塞进去多少就塞进去多少。孩子的哭叫声，大人的呵责声响成一片。在这生命攸关的时刻，防化科科长王秋萍为了让别的孩子先走，硬把自己的儿子拉下来等最后一辆车。农忙家属服务队也撤走了。按决定，所有的女同胞都得撤。七机部的女同胞们的倔强又一次表现出来了：我们不撤！女子连不撤！男同志能够做到的事，女同志也一定能够做到！我们干吗要撤？已经没有解释的时间了，我们也要参加护堤的决战，与大堤共存亡！哪里有危险就往哪里冲！

三号台风来了。双套台风眼，在海面上旋转着前进，如一位兴致勃勃去赶赴一场舞会的公主。在风眼的周围，无数几十米高的巨浪载歌载舞伴随。7月28日7点半，风开始越来越大，并伴有暴雨。呼啸声一阵猛似一阵。住在营房的人们都感觉到有一只巨手在扒房子。住草棚营房的人很快感觉到事情的不妙，他们几乎还没来得及提出撤离草房的意见，草屋顶掀走了，而且被吹得看不见了。楠竹扎的屋墙也成排成排地倒下，那断裂声在风的狂啸中变得十分脆弱，有的甚至被淹灭得听不见一点声音。铺板乃至整张的床飞了起来。锅碗瓢盆飞了起来。碗口粗的小树连根拔起，像一把扫帚，沿路拖过了好几里路。原来草棚里的人迅速向高地转移。只有抢险队的指战员们在严阵以待。水来了。看不见天，也看不见地。只有浊浪奔腾地嚣叫。这是第二道堤边，那么说，第一道堤已经决了口。东牛田洋和中牛田洋都接到报告：老百姓那边的堤上已经有几处决口。

电线和电话线被刮断了。战时用的电台不是一对一，而是一台对多台。各种情况的汇报吵在一起，比没有电台还让人六神无主。到后来，在台风中心登陆时，无线电波都被干扰得失去了作用，变得无法联络。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要有险情出现，原定怎么办还怎么办。抢险队出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迎着强台风冲到决口的激流中去了。也许，他们中没有人想到他们面对的是咆哮不已的海，它一直包围着隔阻着人类。也许他们中有人想到了，但军令如山倒，执行命令比什么都重要。某炮连留司务长1人外，80多人全部冲过去了。陈尊金和他的学生排冲过去了……他们真的没有畏惧。他们相信用沙包或人墙能够堵住水，让老百姓的财产、生命，让牛田洋的财产得以保全。．7月28日11点以后，台风中心登陆。这一天恰是农历六月十五。正午的潮水是涨得最高的。大风、大潮、大雨，三合一，组成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搅得周天寒彻。事后，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他看到了什么壮观的风景，除了水就是风，就是雨，他们听不到别的声音，看不到两三米以外的东西。抢险队员们没办法站立着走，全猫着腰，顺着水沟（位置低些风弱些），一个紧抓一个的手，朝决口爬去。

陈尊金是属于「根正苗红」的大学生，就读于华南农学院牧医系。7月28日，接到抢险命令，他担任副排长的一排23人下水投入了抢险，死11人。陈尊金荣立了二等功。

陈尊金的回忆

那时我们的营房被风刮走了，人都到了露天地里。上头说有险情，海堤出现断裂，要崩溃，需要人去堵。我们就去了。一出去就没办法伸直腰，我们顺着水沟往大堤方向爬。大概爬了1公里多，隐约可以看见那道大堤，还没看真切，大堤崩了下来，水一下就冲到我们面前。当时我拿了柄铁锹，柄很长，水深得可以淹过头顶的时候，我撑着它浮在水面，华南师大的徐旭东、暨南大学的杜联章，一人抓住我一个肩膀。我们3个人就靠这一把铁锹，支撑着，任水漂。大概漂了一两个小时吧，水把我们冲到一根电线杆旁，我们就抱着水泥电杆爬了上去。风刮得太紧，水泥龟杆贴着肉透心的凉，还非花大力抱住不可，否则风会把人刮走。杜联章用那根军用皮带把自己捆在电线杆上。阵风过后，渐渐地我们有点受不住了，又饿又冻，这时水面上浮过来两捆稻草。那可真是救命稻草！我们商量了一下，跳不跳，抱住稻草还有漂到岸上去的希望。杜联章说自己不懂水性，怎么也不肯跳。我和徐旭东跳了，抱着了稻草，任随水漂，那个浪没法说，一个浪能把一艘船打个稀巴烂。这样一直漂了8个多小时，后来突然踩着了泥地，我们29号下午才回到了自己的连队。杜联章也在这天下午被部队用船把他从电线杆上救了下来。他在那根水泥电杆上坚持了30个小时，接到船上时，胸脯上的肉被磨得能看见白森森的肋骨。

在一段长2.5米宽4米的断堤上，有来自5个单位的83名干部战士。四周茫茫一片。这是地地道道的诺亚方舟。10平方米的断堤上聚集着83个人。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四连连长龙负琳安排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到第一排，用手紧紧抓住残堤的石头，让后面的同志抱着自己的肩，或拉住腰带、衣服，一个紧接着一个，一排紧挨着一排，形成了一个血肉的整体。就这样，由于海浪的不断冲击，前排的人胸口、肚皮、腿多数被石头磨破，且海水含着泥沙灌进伤口。但是没有一个人松手。这样，他们一直紧贴着残堤坚持到傍晚。风小了之后，龙连长抓紧时机，组织大家迅速转移到一个比较坚固的水闸上。大家就这么整整熬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拂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止不住激动地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因为阳光证实了他们活着。从投入抢险到坐到部队派来营救搜寻的舰艇，他们坚持了36个小时，当看到舰艇渐渐驶近时，他们也一片欢呼，并流下了男子汉的眼泪。但一跨进艇内．他们就倒下了，获救的生命让他们恢复了饥饿、伤痛和疲倦的感觉。

失误的烈士

大水把防化科科长王秋萍和七机部女子连的20多位女大学生围困在南关水闸。现在这些倔强的女同胞们傻眼了，并不是世界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屈服于人的意志的。这会儿，男女确是平等了，面对强风恶水，男人跟女人一样地无可奈何。暴风眼躲过去了。可是这汹涌澎湃的大水几时能消退？风势稍弱，王秋萍和这20多个女学生讨论：是在水闸上坚持，还是下水游到岸边去。这是真正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一部分人认为：应该下水游到岸边去。堤都决裂了，残堤上的土石仍一点一点地被水冲走。水闸迟早会崩塌，人迟早要去水里挣扎一番。与其被逼下水，不如丰动下水谋生存。另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在水闸上坚持等待。这样的大风大浪。一下水就会被卷走。加之有些人根本不会游泳，主动下水无异于自杀。争论了半天，意见得不到统一，王秋萍来了个折衷，愿留在水闸上的留在水闸上，愿下水的下水。并安慰在水闸上坚持的人，待他们一游到岸上就会找船只前来救援。就这样，王秋萍带着8个女学生跳入水中。水闸上的人们静静地看着他们，希望他们很快上岸找来船只。但不久后闸上的人们隐约听见了呼救声。一切都晚了。翌日，人们打捞航王秋萍的尸体。没有人会怀疑王秋萍的动机。7月28日早上是她把儿子从车上拉下让别人先撤的。然而她在生命的紧要关头做了错误的决策。三号强台风过后的第二天，太阳出来了，阳光特别毒，仿佛前两天台风让它受了委屈，它要发泄自己的怨怒。海潮渐渐平息，一片浑黄的牛田洋静静反射着热辣辣的阳光。

水里到处浮着尸体。有的人还穿着那一身橄榄绿的军装，扣得十分整齐，大多数尸体只有背心和裤衩，那是抢险突击队的队员们。有人还紧紧地抱着一只牛角，不知是他想把它救出来，还是他最后把希望寄托于牛，想让牛救他。尸体中有的3个5个手挽着手，扳都扳不开。最多的有8个手挽着手，怎么也扳不开。最让人感动的是在一块很小的木板上，有两具尸体，他们各用一只手夹住木板，另一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头靠着头。打捞上来一经辨认，两人原来是前段时间闹矛盾的同志。清点之后发现，牛田洋基地在风灾中死500余人。其中军人400多名，劳动锻炼的学生一说110余人，另一种说法70多人。团级干部两人，即某团副团长段文波、防化科科长王秋萍。中央军委被惊动了。和平时期，怎么会一下子损失了两个营的兵力？那时备战备荒，一个连的兵力凋防，都得中央军委批准。然而在台风中，某炮连80多人下水，死60多个。牛田洋一位资深团级干部在小山包上望着浮尸落泪：「我参加过锦州战役，有那么多的子弹、大炮打过来，可人也没这样成排成排的死亡。1989年7月28日，48辆面包车开到了牛田洋的一个小山包下，山顶竖立着一块纪念碑：「七・二八烈士永垂不朽」。

鞭炮声响起，似乎要唤醒那些长眠的人：起来吧，老同学，老战友看望你们来了！近千人齐集在纪念碑下，一同唱起了当年自己谱写的歌曲……【免责声明】：转载自其他平台或媒体的文章，本平台将注明来源及作者，但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仅作参考。本公众号只用与学习、欣赏、不用于任何商业盈利、如有侵权，请联系本平台并提供相关书页证明，本平台将更正来源及作者或依据著作权人意见删除该文，并不承担其他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