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張天祁 責編｜徐卓君
來源丨知識分子 圖源：pixabay
哈佛大學校長辭職；MIT校長道歉；哥倫比亞大學爆發遊行抗議，學校停課警察入校逮捕學生……在巴以沖突之下， 美國大學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撕裂。
在沖突剛開始時，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校長被指對反猶聲音過於縱容，而賓夕法尼亞大學因舉辦了巴勒史坦寫作文學節校長最終不得不辭職。 哥倫比亞大學校方倒是強硬，但最後引發了一場席卷全美大學的抗議浪潮。
在面對這個復雜議題時，美國的名校們顯得有些進退失據，除了政治壓力以外，來自捐贈人的壓力也不可小覷： 亨茨曼基金會宣布停止對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捐贈；石嶺資本創始人史蒂文斯撤回對賓夕法尼亞大學的1億美元捐款；哈佛的1600名校友發起了「只捐1美元」的行動……
在中國，大學的營運經費更多仰賴財政和稅收資助。然而 在美國，高等院校尤其是那些頂尖私立大學在財政上非常依賴基金會、公司和個人捐贈者 ，因而不可避免地對大學施加重大影響。
美國頂尖私立大學的捐贈基金規模巨大， 一些名校的捐贈基金積累到了富可敵國的程度。 以哈佛大學為例，其捐贈基金在2023年達到了507億美元，甚至超過了突尼西亞、巴林和冰島等120多個國家的GDP[1]。
截至2023年6月30日，哈佛大學的總資產為730億美元，總負債為115億美元，凈資產為615億美元，報告還提到， 捐贈基金是哈佛大學的財務支柱，支持大學工作的幾乎每個方面 [2]。
以2023年當年為例，哈佛大學該年的營運收入達到59億美元，來自捐贈基金的就有22億美元，占總額的37%；所有學生的學費、住宿費等加起來，占總收入的22%；。而包含聯邦、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機構全部撥款的「贊助支持」類別，只能占到總營收的17%。
不僅是頂尖私立精英大學， 現在一些美國公立學校由於財政撥款的減少，也加重了對捐贈基金的依賴。
自20世紀90年代起，美國多州對公立大學的資金支持出現了減少的趨勢，這在堪薩斯州、密西根州、威斯康辛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等地尤為明顯，導致這些州的公立大學失去了重要的財政資助。
以加州為例， 加州大學的預算研究表明，州政府對該校每個學生的預算撥款在21世紀初經歷了顯著下降： 從20世紀80年代末的高峰，每個學生可獲得約2.5萬美元的撥款，到2005年減少至1.5萬美元，而到了今天，每個學生得到的撥款進一步降至1.1萬美元[3]。
在布希政府於2007至2008年削減開支後，公立大學的財政狀況更為緊張。隨著聯邦撥款的收緊以及各州對高等教育的資助持續減少， 公立大學不得不更依賴私人捐助者，從而緩解招生人數下降、財政緊張的狀況 [4]。
捐贈基金規模的迅速膨脹是近幾十年的情況。一項對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三所大學投資情況的回顧發現，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末，私立學校捐贈基金大多投資於債券、股票之類資產。
然而，從1985年至2011年期間，三校捐贈基金對股票的配置迅速減少。 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的股票持股量從60%以上下降到不到10%，私募股權的配置則從不到5%急速上升到30%以上 [5]。 同時，從 1990 年到 2021 年，60 所最富有學校的捐贈基金平均增長了 423%，從平均 15 億美元（按購買力計算）攀升到今天的 90 億美元[6]。
1990-2011年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捐贈基金對私募股權的配置
引領變革的是耶魯大學捐贈基金經理大衛·斯文森（David Swensen）。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亞當·圖茲（Adam Tooze）介紹， 斯文森率先提出投資股票和基金長期來說很難跑贏大盤，應該轉向私募股權等投資方向，進行各種型別的異國土地交易 ，比如在購買巴西的農業用地。這些低流動性的交易對需要迅速回款的短期交易者來說行不通，但大學的捐贈基金長期存在，可以在流動性差的投資上冒險[7]。
在斯文森的管理下，耶魯的捐贈基金迅速增長。 斯文森還鼓勵其他學校效仿「耶魯模式」，將更多資金投入風險更高的私募股權和房地產對沖基金，而不是低風險、低報酬的投資。 對於大學來說，高額的捐贈基金能帶來更好的科研教學條件，吸引更好的生源，這對大學評分至關重要。 很快，耶魯模式在生態席位相近，優秀生源競爭激烈的美國名校中推廣開來。
根據全美大專院校商業官員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Officers）的一項研究，平均而言，捐贈額超過 10 億美元的大學將其捐贈投資組合的 18% 投資於私募股權，超過 14% 投資於風險投資。常春藤聯盟成員布朗大學在 2022 財年將其捐贈基金的 43% 用於私募股權投資。 相比過去，現在的大學更像是一個金融產品，甚至有人調侃「哈佛不過是附帶了一所大學的對沖基金」 [8]。
01
頂尖大學還是國際大鱷？
耶魯模式下的捐贈基金投資風格，和人們對大學的通常印象反差極大。
在美國國內，大學一直以非營利機構的面貌出現，享受著免稅優惠政策，但在海外，它們搖身一變成為資本巨頭，透過精心策劃的投資和稅務策略，大舉購買礦產、能源和土地等資產。
舉個例子， 哈佛大學現在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田買家之一。 哈佛大學 2008 年開始在巴西、南非和紐西蘭透過當地的合作夥伴購買農田。截至 2017 年 6 月，哈佛大學已向其各農田子公司註入了超過 9.3 億美元，並獲得了全球超過 850,000 公頃農田的控制權。
哈佛大學只是投資農田熱潮中的一員，2008年金融危機後，很多大學捐贈基金都在尋求新的投資方向。德克薩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史丹佛大學、耶魯大學、密西根大學、埃默裏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都有類似的投資[9]。
2012 年， 10 所學校投資了開曼群島的一家名為 EnCap Energy Capital Fund IX-C的企業。 這是一家以收購和開發北美石油天然氣產業而聞名的私募股權公司。投資者包括 阿拉巴馬大學、德保爾大學、東北大學、匹茲堡大學、普渡大學、瑞德學院、羅格斯大學、雪城大學、德克薩斯理工大學和華盛頓州立大學。
總部位於百慕大的阿普爾比律師事務所一次檔泄露，也暴露一些大學在全球範圍內的投資。例如，哥倫比亞大學和杜克大學的投資基金於 2015 年持有在曼島註冊的 Ferrous Resources 公司的股票，該公司的主要業務是在巴西開采鐵礦。公司計劃在那裏建造一條480公裏長的管道，將鐵漿從米納斯吉拉斯州的一個礦山運送到港口，結果引發了示威活動。
這次檔泄露還顯示， 美國大學越來越多地轉向秘密的海外投資 ，這些往往隱藏在復雜的操作之下，以避免合規問題以及避稅[10]。
由於大學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機構，大學捐贈基金的捐款可以抵稅，這些資金的資本收益也可以免稅，不過，當學校從與其核心教育使命無關的企業獲得收入時，就可能被要求納稅，這種稅的目的是防止非營利組織與營利性企業進行不公平競爭。
通常，大學會在私募股權基金和捐贈基金之間建立另一個公司層級，這樣應稅收入不會直接流向捐贈基金，而是流向在開曼群島或英屬維京群島這些避稅天堂設立的公司。 這些操作讓捐贈基金的營運狀況變得更加不透明。
02
象牙塔？地產商！
大學常被稱作象牙塔，這個詞本身有與世隔絕，遠離現實社會沈浸於精神追求的意思。
但現在的美國大學的發展卻是離開象牙塔，邁向高樓大廈。
大學不再隱居於城市一角，而是成為了城市中最大的房地產商，甚至把整個城市變成一個大號的校園，或者叫大學城（UniverCity）。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和紐約大學（NYU）現在是曼哈頓島上最大的兩個土地擁有者。 耶魯大學及其醫院是紐黑文最大的土地持有者之一，在紐黑文校區周圍購買了多處店面，將巴諾書店和蘋果商店搬進了曾經租金低廉的當地商業區，成為該市最大的商業業主。他們甚至還雇一支私人武裝保安部隊，管轄著整個城市的治安。
這幾所大學並不是特例。康乃狄克州哈特福三一學院的美國研究教授達瓦萊恩-鮑德溫（Davarian Baldwin）認為， 「在全國各大城市中，大學已成為主要的雇主、房地產持有者、醫療保健提供者，甚至是警務人員」 [11]。
在美國最大的 100 座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的最大雇主是大學。 即使是在擁有 45 家【財富】500 強企業的紐約，前十大私營雇主中也有五家是大學和學術醫療中心這樣的支柱機構。它們已成為鄰近商業區的管理者，負責電影院翻新和酒店建設等各種計畫。甚至還為臨時店鋪提供免費租金[12]。
這種現狀背後有其歷史根源。隨著美國城市的產業空心化，地方政府需要新的經濟增長點，缺乏政府經費支持的大學也試圖透過營運城市社群賺錢。 大學和城市領導的利益趨於一致，希望以校園為中心，創造出舒適的、可控的城市體驗。
於是，大學透過與商業開發商合作， 將校園打造成集商業、教育、居住為一體的綜合性城市區域 ，吸引中產階層和高端人才，提升競爭力。這種綜合體不僅包括教育設施，還涵蓋了商業地產和高端住宅。
各地的大學都熱衷於投資房地產計畫。 大型公立大學如佐治亞理工學院、華盛頓大學和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甚至與私人開發商合作，在大學校園內建設 「創新區」，將辦公樓和零售商店集中起來出租給私人公司，而非用作宿舍或者教室。
哈佛大學也有著自己的創新區。 哈佛在艾爾斯頓（Allston）擁有 250 英畝的土地，在那裏準備建設了企業研究園區，它和創新實驗室、為本科生設立的 i-Lab 孵化器等一起，構成了哈佛設想中的「集商業、投資資本、研究和科學發展為一體的社群」[13]。
私人公司也樂於進入這些「創新區」，因為大學的土地有著免稅地位。 只要工作是在校園內完成，私營公司的研究收入以及智慧財產權帶來的收入都會減稅。 普林斯頓的禮來公司就在校園裏開展業務，利用減稅政策創造有利競爭。
在推動產學研發展的大旗下，地方政府、開發商和大學都抓住了建設所謂的「創新區」和「知識社群」的機遇，從中獲得了豐厚的收益。他們將校園及其周邊地區改造成一個集豪華住宅、商鋪、教室和實驗室於一體的綜合區域，並由擁有公共權力的私人保安進行巡邏和監管。盡管各方仍然聲稱這些舉措是為了教育目的，但這更多是一種避稅的手段，本質上已經是一門高檔社群房地產生意。
另外， 隨著各州對高等教育的投資減少，為高等教育買單的是學生和他們的家庭。 建設高檔社群也是吸引學生的一種手段，或者更貼切地說，是吸引「客戶」。今天的美國大學校園，每一個新的實驗室或教室附近都可能有一個新的學生娛樂中心、足球場或帶遊泳池的豪華宿舍。 但這樣的繁榮是有代價的，學校往往需要借錢來建設這些設施 [14]。
加州大學就是一個例子。根據一份2023-24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分析簡報， 加州大學的醫療中心每年產生的收入超過了學雜費和州政府資助的總和。 2023年來自住房、餐飲、書店、體育、停車、文化機構和活動的輔助收入，也占到了學費的三分之一左右[15]。
醫療中心和其他設施的建設，當時都是靠發行債券進行融資。2003年，州政府削減了加州大學系統 8% 的撥款。為彌補財政缺口，加州大學校長和銀行家以及私募股權投資人商議，發行債券為新計畫融資，包括醫療中心和體育設施。
最終，這些成本落回到了學生和教職員工身上。 如今加州大學的債券一半以上由「一般收入」作為抵押，其中包括學費收入、房地產資產和利潤，以及餐飲、體育場館、停車費等輔助服務收入。
為了償債以及保持機構的信用評分，大學必須增加學費收入、房地產資產和輔助服務利潤，並降低勞動力成本。 為增加學費收入，加州大學提高了學費，並且更偏向招收學費更高的州外和國際學生。 現在加州大學州內學生每年學費為 14,000 美元左右（州外學生的學費是州內學生的三倍多），每年的總費用（學費、住宿費、醫療費、書本費和用品費）接近 40,000 美元[16]。在房地產和輔助服務方面的投入，也推高了原生的生活成本。
03
不再獨立的大學？
私人支持的捐贈基金一直是美國高等教育的一部份。沒有它，美國全球領先的私立大學就不會出現。 捐贈基金的支持使學校能夠對政府資助保持一定程度的獨立性。
這種獨立性帶來了兩個主要好處： 一是減少了官僚式的監管，二是為大學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去探索和實施創新的教育模式。 許多美國大學之所以能夠存在並蓬勃發展，源於贊助人的慷慨和遠見，這些想法往往得不到主流資助體系的支持[17]。
然而，隨著捐贈基金的膨脹，大學的營運也開始變味。
從管理上看，基金經理已經在多所教育機構的董事會中占據了重要位置。 以巴納德學院為例，該校捐贈基金的近三分之二都投入到了對沖基金中 ，而它們的董事會成員中包括至少四位現任或前任的對沖基金經理，以及眾多金融行業的高級管理人員。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紐約大學，該校的董事會至少包括六位對沖基金經理和六位私募股權經理，此外還有一些代表對沖基金利益的金融業高管和律師[18]。
捐贈基金中的大部份都是附帶條件的受限捐贈，學校不能自行決定用途。根據教育援助委員會（Council for Aid to Education）的數據，高校用於營運的捐款中有 90% 以上是受限捐贈，助學金大概占總量的10%。 一些捐贈者幹涉了學校的人事安排和課程設定，引發了關於大學獨立性的擔憂 [19]。
2021年，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貝佛利·蓋奇（Beverly Gage）表示自己因為捐助者的壓力辭職，而大學沒有捍衛學術自由，按照她的說法，在她此前負責耶魯「大戰略」計畫期間，在公共平台上的發言引起了捐助人不滿，捐助人聲稱要收回剩余資金，並且建立一個新的顧問委員會，由捐助方決定人選[20]。
去年年底，由於巴以沖突引發的校園抗議日益激烈，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賓夕法尼亞大學三校校長在國會有關大學校園反猶太主義的聽證會上作證，言論引起爭議， 74位元議員聯名給學校寫信，要求撤換校長。
在聽證會後不久， 賓夕法尼亞大學華頓商學院畢業的對沖基金經理羅斯-史蒂文斯（Ross Stevens）聲稱要撤回價值一億美元的股票 ，華頓商學院顧問委員會的商界精英們也呼籲更換新的領導層，幾天之後，時任校長里茲·馬吉爾（Liz Magill）辭去校長職務。
雖然馬吉爾的辭職是多方壓力下的結果，但也能看出， 在素來強調自己獨立性的大學，捐助者在政策和人事上的態度已經無法忽視。
捐助人可以像大股東那樣對大學施以壓力，而學生卻很難爭取自己的利益。 對沖基金以所謂的 「2加20」模式運作，即從管理資產中收取 2% 的基本費用，同時抽取 20% 的利潤。2014 年，耶魯對沖基金經理賺取了 4.8 億美元，而用於學生學費補助和獎學金等方面的資金僅為 1.7 億美元[21]。
捐贈基金沒能給學生提供足夠的幫助。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經濟學家喬治·布爾曼（George Bulman）發現， 對於大量私立學院和大學來說，捐贈收入並未用於擴大招生或大幅增加對經濟困難學生的援助。 事實上，布爾曼發現，捐贈基金的收益主要用於營運支出，提升了學校的全國排名。在對學生提供經濟援助這方面，捐贈基金的支持「在統計上微不足道」[22]。
去年加州大學的研究生和博士後的大規模罷工中，代表這些工人的工會發現，40% 的會員將一半以上的收入用於支付房租。 盡管加州大學是原生的主要房地產投資者之一，但這並沒有幫助學生和博士後減輕房租負擔。 反而是大量投資房地產推高了居住成本。加重了學生和博士後的經濟負擔[23]。
近期由巴以問題引爆，席卷美國校園的學生抗議活動， 關鍵訴求之一也和捐助基金的處置有關。 普林斯頓大學學生要求「披露、撤資並與那些助長侵犯巴勒史坦人生命的組織脫離關系」， 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希望校方從與以色列有關聯的公司撤資，並且提高捐贈基金的財務透明度 [24]。
這不僅是校園內的言論自由或政治立場的問題，也是對大學營運方式的質疑。關涉到大學如何管理其財務資源，如何和外部經濟力量互動的問題。就如亞當·圖茲所說「對相當一部份抗議者而言，抗議所涉及的問題完完全全是個政治經濟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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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參考文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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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ooma, Z. (2024, April 29). US university demonstrators stand strong in face of police action. DAWN.COM.
來源：知識分子
編輯：
李嘉祺
統籌：劉潔
終審：姜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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