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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讀者：樂以
當我敲下這樣一個題目時，我媽媽正坐在沙發上跟我姨媽、外婆，還有照顧她的保姆阿姨聊著天。 她們在討論前樓的一對姐妹到底誰是姐姐誰是妹妹的問題。我媽媽原本是靠在沙發背上的，翹著二郎腿，兩只手手指交叉自然垂放在腹部。可是當我外婆和保姆阿姨兩個人反駁了她的觀點之後，她就放下了翹著的腿，背也離開了靠墊，用手指著前樓，提高了嗓門再次陳述她的論據。她們又說了幾句話，然後幾個人同時哈哈大笑起來。如果不去看她消瘦的身體、擋在腿後的尿袋，以及那些被我藏起來的報告單，那麽我眼前這幅畫面平常而美好。可是疾病就在她的身體裏，沒有人知道這樣平常而美好的畫面會在哪一天戛然而止。
我媽媽在兩個月前確診了癌癥。 檢查結果出來時我們並沒有上演醫生說「患者出去，家屬留下」那個橋段，我也沒有像電視劇裏演得那樣被一下子擊倒在驚愕和悲痛裏。因為這是她第二次患癌癥了，相較於上一次，我有著更充分的準備。
雖然已是十二年前的事了，但我仍然記得我媽媽第一次確診癌癥之後的一幕又一幕。 比如檢查結果出來的那天醫生說「患者出去等一會」時，我不自覺地看了媽媽一眼，我知道那一刻我的眼神裏有想隱藏卻沒藏住的東西；比如我一直告訴自己不能哭，那樣媽媽會更不安，但眼淚還是經常不聽話地掉下來；比如等在手術室門外時，我不去想術後該如何勸慰媽媽，而是一刻不停地在祈禱，仿佛那個結果會因為我誠心地祈禱而改變。現在看來，這些都太幼稚了。好在最後的結果還不錯，媽媽知道了病情依然很堅強；手術非常成功；術後治療的效果也很好；十二年沒有復發轉移。
可是這十二年間，我們過得並不平靜。首先是媽媽剛剛熬過痛苦而漫長的化療，身體才有一點起色時，一向健康硬朗的爸爸忽然就病倒並且離開了我們。 爸爸走後，媽媽一直無法接受她的愛人離她而去這個事實。我想把爸爸的東西收起來，免得她看了更傷心，可是她不許，甚至連位置都不能改變，我不止一次看見媽媽對著那些東西發呆，流淚。由於外公去世多年，所以在爸爸離開後，外婆就跟媽媽搬到了一起生活。外婆、姨媽她們也不住地勸媽媽，但都無濟於事，她依然陷在對爸爸的思念中無法掙脫。就這樣，一過又是五年。
2019年的春季的某一天，我電話響起，是媽媽的號碼，可是電話裏傳來的卻是外婆焦急的聲音，我的第一反應便是媽媽出事了。等我趕回去時，媽媽額頭滾燙，意識也已經模糊了。我趕緊叫了救護車到附近的醫院，查了一圈沒有查出病因，我們又轉去大醫院。一天後，燒退了，意識也恢復了，但為何發個燒就失去意識呢？醫院最終給出的結論是腦白質病變。這是一種退行性病變，不致命但會導致各個器官出現問題。果然，媽媽的眼神越來越不濟了，吃飯時竟把餐巾紙當成餃子放到了嘴裏，一咬不對勁，才又吐出來，臉上隨即浮現出一個半哭半笑的表情。後來平衡感變得很差，腿腳也不好使。媽媽從前很喜歡散步，腿腳不好了之後，她就只能坐在窗邊向外望。我站在房間門那裏逆光看過去，她的背影無助而孤獨。
再後來，她就失禁了。如果眼神和腿腳的衰老她還可以勉強接受，那麽最後這一點她是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的。她第一次失禁的時候是在夜裏，看著濕噠噠的被褥，自己又沒有力氣清洗，哭了大半宿。第二天我過去發現了這個情況，要幫她清洗，她說什麽也不讓，在我搶過那些被褥的一刻，她的眼淚又奪眶而出。媽媽幹凈利索了一輩子，從不麻煩任何人，我能想象到她那一刻內心深處的苦楚。她越來越憂郁，越來越消瘦，兩年前時就差不多只有八十斤的體重了。最近這一兩年她發燒變得頻繁，每次都會失去意識，然後救護車、急診室、住院、回家，沒過兩個月，再迴圈一遍。 最後兩次出院時，她已經沒有了康復的欣喜，她的眼神裏，滿是厭倦、疲憊和憂愁。
大概八個月前，就是在某一次發燒時，她的腸道又出現了新的狀況。 雖然我不懂得醫學，但是多年來的護理經驗告訴我，這與她之前所有的疾病都無關，是新的問題出現了。想做更深入的檢查，可是她虛弱的身體並不允許。想等恢復恢復再檢查，可往往等到的是下一次發燒。就這樣，拖到了今年年初。當然，「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媽媽對就醫已經不似十幾年前或者幾年前那樣積極了。每當我張羅著要帶她去醫院，她就說她如何如何不舒服，讓我再等等。
最終我們還是去了醫院，而且相較於十二年前，我成熟了許多 。 比如就診前我就已經想好了將她推出診室我留下來跟醫生交談的理由，比如任何結果都不會讓我再抹著眼淚出去給她增加壓力，比如一旦要手術的話我要怎麽跟她透露病情。可事實總是要比預料的再殘忍一些。在她腸道的病理結果出來前，醫生先是發現了她膀胱的隱患，讓我盡快到急診給她插上導尿管，而且需要終生佩戴。 媽媽自從插上導尿管後，每天不是在看著身上的尿袋沈默就是問我什麽時候能拔掉。當我告訴她醫生說要一直帶著後，她的臉上有一種末日來臨的絕望。 隔了幾天，我們第二次去就診，醫生問我插了導尿管後她的腹部有沒有輕松一些。其實這個問題我在家時也問過媽媽，因為此前她整個膀胱、輸尿管都是擴張的狀態，連腎臟裏都有了積水。理論上說，導尿之後她肉體的感覺一定會更好，可她當時的回答是：「沒有！更難受了！你帶我去醫院拔了吧，我看見這個袋子比死還難受！」語氣強烈、生硬且堅定。
那一天，我徹夜未眠，並非悲傷，也不是憂慮。在我帶著媽媽十二年的求醫路上，我早已忘記了悲傷，顧不上憂慮，我內心裏只有一個念頭——無論如何，讓她活下去。可是當媽媽說完那句話後，我的信念感好像被狠狠擊了一拳，轟然倒下。
病理結果幾乎是和春節的氣息一起來的。一面是來家裏串門的親戚多了起來，每每親友們把目光投向那個尿袋，媽媽都好像被人發現了最不堪的事一樣，惶恐不安到了極點。 另一面是醫生跟我她的手術風險要比常人高很多，並且她的身體再也經不起放化療了，能做的，最多就是把病竈切除，沒有什麽預後。還有就是媽媽患的是直腸癌，腫瘤的位置靠下，無法保留肛門，要在肚子上造口。 那樣的話，除了這個尿袋，她還要再掛上一個袋子。我能想到這於媽媽來說不是一個袋子，而是又一個精神上的枷鎖。但是不管怎樣，如果不出現意外，手術大機率會比不手術活得久，這是個事實。
不得不說，我們遇到了非常好的醫生。他看出了我糾結，告訴我可以回去考慮考慮，如果決定手術過了年再來找他。我深知大三甲醫院裏一張病床有多珍貴，這樣一句話，我會感念終生。
回到家來，我又是連續兩晚的徹夜無眠，糾結的點只有一個，那就是要不要做不做手術——這個天底下最難的選擇題。 如果站在我自己的立場去思考，我當然想給她手術。我還是那句話：無論如何，讓她活下去。哪怕是出現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況，我也是盡了作為女兒最大的努力，無愧良心。可是我媽媽呢？她能否接受手術？能否接受在肚子上開一個洞？能否接受今後掛著兩個袋子生存？假設她不接受，那麽和活下來相比那些重要嗎？我要怎麽去勸她？整整兩天，我沒有答案。於是我一個一個撥通了我姨媽、我舅舅、我表兄弟姐妹們的電話。
我本以為他們、尤其是長輩們，畢竟他們與媽媽是一奶同胞，有著那麽深的感情，會跟我有一樣的想法——無論如何，讓她活下去。可他們的反應卻比我還要糾結，甚至說，他們更傾向於不做手術。我究其原因，他們跟我說了很多媽媽跟他們說過卻沒有跟我們說過的話。是啊，父母於子女，子女於父母，都很難開誠布公，倒是跟同齡（同輩）人，能說更多的心裏話。可我還是不甘心，我想親耳聽到媽媽跟我說。於是，我記得很清楚，就在除夕的前一天，我跟媽媽有了這樣一段對話。
我：「媽，你怎麽不問問我檢查的結果呢？」
媽媽：「什麽結果我也不去醫院了，更不做手術。」
我：「那怎麽能行呢？有病了就治唄，又不是治不了，大風大浪你都扛過來了，這次也沒問題啊！」我故意讓語調顯得很輕松。
媽媽：「我得的什麽病？」但她卻很嚴肅。
我：「你放心吧，不是癌癥。」
是的，我並沒有告訴她真實的病情，因為「癌」這個字在人們的觀念裏總有它疾病以外的隱喻，心臟病、腦卒中可能都要比癌癥兇險，但是人們並不會對此諱莫如深。 美國心理學家卡爾·梅寧格說：「單是‘癌癥’這個字眼兒，據說就能殺死那些此前一直為惡疾所苦、卻尚未被它壓垮的人。」縱使我媽媽有別於常人，她此前已患過一次，這或許能讓她更客觀地看待這種疾病，但也有一種可能，就是這將會將她推向宿命論的深淵，很少有人能接受自己原發兩種癌癥的事實。我無法判斷，所以沒有和盤托出。
我繼續說：「不是癌癥，不代表不嚴重。你的腸子有一段嚴重的潰瘍，醫生說隨時都有癌變的風險，一旦癌變……」我看向媽媽，媽媽點點頭。「所以醫生的建議是手術切掉這一段壞的，你就沒事了。」「沒事」兩個字我調大了音量，我希望她能把關註點放到這兩個字身上，而非前邊的「手術」，可是媽媽沒有任何反應。「但是呢，有一點我必須先跟你說清楚……」接下來，我給她講了造口的事情。
媽媽沈思了幾秒鐘說：「我謝謝你跟我說了造口的事，你要是瞞著我自己做了決定，哄著我去做了手術，我一覺醒來，肚子上多了個洞，以後又要掛著個糞袋，那還真不如讓我走了。別說造口，就是普通手術，我早跟你說了，我不做，現在又要造口，就更不做了。」
我：「可是媽，你想想不做手術的後果。」
媽媽：「後果，我早就想清楚了。不是現在，十二年前就想清楚了。」
我：「媽，你現在的身體可跟十二年前不一樣了，真要是癌變了，就很難治愈了，不如趁著不嚴重把手術做了。」
媽媽搖搖頭。我想我是時候打感情牌了，於是我說：「你不想再多陪陪我，多陪陪我外婆嗎？」
我外婆九十多歲了，身體康健，在我給媽媽雇保姆之前，我不在的時候多半是外婆照顧我媽。如今算來，她們娘倆已共同生活十年了。
媽媽又沈思了幾秒，說：「我們兄弟姐妹當中，我陪你外婆最久，也可以了。至於你，也是四十幾歲的人了，有自己的家庭，我怎麽也不能陪你一輩子。」
我：「可是媽，就算你不想我外婆，也不想我，有什麽能比活著重要呢？我們付出一點代價，把病治了，好好活著不好嗎？」
媽媽：「好好活著？」媽媽用了一個疑問語氣。
「今天咱們娘倆聊到這了，我就把這些年來的心裏話都跟你說說。你知道嗎，你爸走了之後，十年來，我沒有一天真正開心過。我那些老同學，原來我身體還行的時候我們每次聚會人家都是成雙成對的，就我一個人沒有老伴，我表面上跟他們有說有笑，心裏會好受嗎？我為什麽不讓你把你爸的東西收起來？我看到那些東西心裏也難過，但是那些東西擺在那裏，就好像他還在我身邊陪著我一樣。你對我足夠好，我七十多歲的人了還有個老媽媽，兄弟姐妹對我也不錯，現在又有保姆照顧我，可是，都代替不了你爸。他不在，我活著沒意思。還有我的身體。我跟你說，十二年前得乳癌的時候，我根本沒把它當回事，活就活，死就死。可是我現在腦袋得的這個病（她記不住「腦白質病變」這個名字），從上到下，讓我沒有一個好地方。看也看不清，走也走不了，手抖得像篩糠一樣，吃個飯撒一地，誰好好的一個大人願意整天讓別人給她洗尿濕的衣物？你願意嗎？現在又帶上了這個尿袋子，誰來誰盯著看，我一點尊嚴都沒有了。」 說著，媽媽把臉轉向了窗外，好像連我也不願意面對。我知道她還有話要說，便沒有做聲。
「我知道做了手術能活得長一些，但是也得看活著的品質啊。我不求十分健康，到了我這個歲數，誰還沒點毛病？你看我那幾個老同學，也都是這病那病的，但人家沒有十分，好歹有六七分、五六分。我呢？現在也就剩下三分了，再做個手術，肚子上再挖一個洞，再掛個糞袋，我連一兩分都沒有了，我那是活著嗎？除了遭罪我還有什麽？你多留我一天，我就多遭一天罪；你多留我一年，我就多遭一年罪。」
媽媽說完這一番話後，我忽然想到了一部德國小說，叫【朗讀者】。小說的女主人公漢娜是個文盲，但是她一直守護著這個秘密，即使是她最親近的戀人，漢娜也沒有告訴他。漢娜曾參加過納粹，在戰後的法庭審判時有一個筆跡比對的環節，她只要承認自己是文盲，不認字，更不可能寫字，就能證明她不是那一次屠殺的罪魁禍首，就可以減輕刑罰。但她沒有，她依然守護著自己的秘密，為此，她代人受過被判終生監禁。但經此一事，她的戀人知道了她是個文盲。她在獄中表現優秀，十八年後獲得假釋。她的戀人滿懷欣喜等她出獄，而她，卻在出獄的前一天自殺了，她不願面對那個已經知道她秘密的戀人。
文盲的確是個缺陷，但它跟牢獄之災、死亡比起來那麽重要嗎？或許我們覺得並不，但如果去問漢娜，她的答案則是肯定的。如果在尊嚴的基礎上再加上各種病痛的折磨呢？我那個「無論如何，讓她活下去」的信念感再次搖搖欲墜。
就在我楞神的時候，媽媽說了那天我們談話的最後一句：「算我求你了，別給我手術。」
在我答應媽媽不給她手術後，她的心情看起來好了許多，除了偶爾來親友看望她時的惶恐不安，其他時間都能像文章一開始我描述的那樣平靜。另一方面，我也聯系了好安寧病房，一旦她的身體開始有嚴重不適，就馬上住進去。既然我們放棄了生命的長度，就在盡可能地在她最後的日子為她減輕痛苦吧。有時候我也在想，如果當時我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給她做了手術，現在還能聽見她的笑聲嗎？而她此刻的笑聲，又是用什麽樣的代價換來的呢？
或許，就像我跟幾個表兄弟姐妹開電話會議時大家說的，這是一道沒有正確答案的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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