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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普通農村家庭18年裏遭遇兩次重病

2024-03-17情感

*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這第二次重聚,像極了18年前的場景。相似的地點,相似的幾個人,相似的厄運與幸運,以及相似的處境:命運未知多舛,除了對彼此的情感,他們近乎赤手空拳。



記者|吳淑斌

攝影|於楚眾

幸與不幸

2024年1月,距離春節不到一個月時間,於金霞在鎮上醫院陪著女兒劉帥。最近一周,劉帥反復高燒39度不退,只好每天來打點滴。起初,所有人都認為這只是一場「嚴重點的感冒」,直到劉帥突然暈厥過去,連線著身體的心電圖機器變成直線,還發出尖銳的報警聲,於金霞感覺自己的心臟也快停了。

時隔18年,一種熟悉的恐懼感再次包裹她。她有一種自己都不願相信的直覺,「那個病又來了」。

劉帥曾經因為先天性心臟病在鬼門關走過一遭。2005年春天,她出生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樹縣孤家子鎮的一個屯子裏。當時,家裏的大兒子已經17歲,父母對新得了一個小女兒十分歡喜,但於金霞很快發現,小劉帥和別的孩子不一樣,「只是哭,沒有眼淚,喘不上氣」。接下來的大半年裏,她和丈夫抱著女兒從屯子跑到鎮上、縣裏、市裏,最終在沈陽陸軍總院(現北部戰區總醫院)確診為先天性心臟病「永存動脈幹Ⅲ型」。這是一種少見的致命病癥,時任心外科主任朱洪玉解釋,該病的發病率在10萬分之3.6,「健康人的肺動脈起源於右心室,主動脈起源於左心室,而劉帥的肺動脈和主動脈共幹起源於左心室」。

十幾萬元手術費是這個家庭無力支付的。那時,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剛推行不到3年,遠在東北村莊的人們還不知道「醫保」是什麽,只知道所有看病的錢都需要自己掏。 劉福成家一年的收入是4000元,這已經是村子裏的中等收入了,而在醫院的ICU重癥監護室裏,劉帥一天的醫藥費平均是2500元。

絕望中,劉帥的父親劉福成做了個大膽的決定——給當時中國的六位富商施正榮、劉永行、黃光裕、陳天橋、魯冠球、丁磊寄求救信,請求他們資助女兒完成手術治療。這一舉動得到了媒體的關註,施正榮、黃光裕和劉永行所在的集團相繼捐款,醫院也宣布免除後續費用。那一次手術很成功。此後的18年,劉帥除了無法做重體力活外,和普通的小孩沒有區別,「心臟病」這個詞也漸漸從於金霞的記憶裏淡去了。

但2024年初,相似的厄運再次降臨。這一次,家人帶著劉帥直奔當年救過她的北部戰區總醫院。劉帥被診出患有「主動脈瓣關閉不全(重度)」,心臟攝入升主動脈的部份或大部份血液倒流至左心室,醫生告訴他們,徹底治療的辦法是開胸做瓣膜修復手術,但按照目前的情況,「極大可能會下不來手術台」。他們只好選擇保守的方案:安裝永久起搏器,確保劉帥的心臟不會停。

18年裏,周圍的一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救治過劉帥的醫院改了名字,老家屯子到沈陽醫院的距離從兩天路程縮短到了4小時,當年捐款的首富有人入獄,有人破產,但不變的是,十幾萬元的醫藥費、檢查費,仍然是這個家庭無法承擔的巨款。 而當初以一封信開始、撬動社會捐款,為女兒贏得一線生機的父親劉福成,已在2015年突發心梗去世。如何再一次應對厄運的突襲,於金霞不知所措。

劉帥出院那天,馮翔(左三)趕到沈陽,陪著一家人離開醫院

夫妻

於金霞已年過六十,臉上的皮膚因皺紋而松弛,但從精致的五官還是能看出年輕時的美麗樣貌。她沒上過一天學,話少,只知道埋頭幹活。丈夫去世後,她盡最大努力維持這個家,雖然她能做的只是在村裏打十幾塊錢一天的零工,把整個院子都開墾成菜地,只吝嗇地留下一小隴過道。這次女兒再度入院,住的是無菌病房,於金霞也跟著在病房裏照顧了三十幾天。她每天照顧女兒換藥、吃飯、上廁所,看著女兒因為疼痛而揪在一起的五官,不敢流淚,默默陪著她。

以前,這個家的主心骨是丈夫劉福成。劉福成出生在1964年,家裏有兄弟姐妹6人。劉福成的大哥記得,這個排行老二的弟弟「願意吃苦,腦子也活絡」。那時候,村裏家家戶戶都靠種玉米為生,每口人分兩畝地,一到漫長的冬天,土地被白雪覆蓋,屯裏人也進入休息時間,整日窩在炕上聊天、打牌,或是相互串門。但劉福成不止盯著土地,他又在村裏找了個瓦工當師父,跟著對方學砌墻、蓋瓦,「不要學費,幫忙幹活也不會給你錢,冬天戴個手套都會凍僵」。大哥回憶,就這樣跟了兩個冬天,劉福成能單獨接活了。如今,劉帥和母親依然住著三間半平房,屋子四周用紅磚圍出一個大院子,這都是劉福成一點點修繕起來的。

劉福成的大哥說,雖然幹的都是體力活,但他看起來像個「體面人」,長得高高瘦瘦,會定期修剪頭發和胡子,總是看起來很精神。教育孩子方面,他從來不打罵,遇事都是講道理——這在農村是少見的「開明」。他還在時,「一家人日子有奔頭」,才會在大兒子17歲時又要了個小女兒。

查出小女兒劉帥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後,劉福成馬上把家裏的地全都承包出去,拿到了8000元租金,又把親戚朋友都借了個遍。他有一個小本子,上面登記著53個「債主」的名字和借款,多則上千元,少則兩三百。從病發到住進沈陽陸軍總院的ICU,這個家庭已經花光了四處拼湊借來的6萬元。一向穩重的劉福成陷入了絕望,春節前一個月,他給大哥打電話,聲音顫抖著,帶著哭腔,重復問大哥和自己,「往後咋辦啊?沒有辦法了啊!」

辦法最終還是劉福成自己想到了。他在報紙上看到一篇關於無錫尚德太陽能電力有限公司董事長施正榮的報道,「身家已達161億元人民幣,成為2006年中國內地的新首富」。就在當天,劉福成給這位「新首富」寫了封言辭懇切的求助信。他曾念到初中畢業,文字功底不錯。大兒子劉豐記得,白天收工後,父親會在夜裏點燈看書,還曾經給長春電影制片廠寄過自己寫的劇本。在那封求助信裏,劉福成寫道:「施總經理,我在【華商晨報】上看到了你的報道,你說要拿出一部份錢作為社會的救助基金,我感覺到我可能就是第一個向您求助的人……求您了,我給您跪下了!我一個農村人,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上哪去弄這麽多錢,求您了。」

他們還保留著當年做新聞報道的報紙和那些寄給富豪的求救信的快遞單

一周過去了,第一封信沒有收到回音。劉福成決定繼續給其他富豪寫信。他問劉豐,上哪找那些富豪?17歲的劉豐已經學會上網,但對父親的大膽想法十分震驚,「人家會理我們嗎?」他告訴父親,可以去網咖搜尋富比士中國富豪排行榜,在網上查公司的地址。於是,劉福成窩在醫院旁邊4塊錢一天的小旅館裏,給劉永行、黃光裕、陳天橋、丁磊等榜上有名的富豪寫了求助信。同時,他還給沈陽當地媒體【華商晨報】寫了一封信,講述了女兒的不幸和自己向富豪求助一事。

【華商晨報】的報道很快被全國許多媒體轉載。春節前3天,施正榮首先答應給小劉帥捐款2萬元,隨後,其他捐贈紛至沓來:時任國美電器總經理黃光裕和東方希望集團總經理劉永行分別捐贈了5000元,沈陽當地一位建築公司的張姓老板看到報道後,特地給劉福成送去了2萬元。捐贈引起更大的轟動,來自全國的媒體都湧入屯子,擠滿劉福成家。劉福成的大哥幫著招待,他不記得媒體名字,但知道有來自「很南方很南方的記者,連炕都沒見過」。

那一次,劉帥的手術非常成功,當時所有人都覺得,這個家已經渡過了最大的難關,甚至還因此有了新的起色:2008年,劉福成提著兩瓶酒和一袋水果,帶著家人到沈陽感謝捐款的建築公司張老板,後來,對方把劉福成招到自己的工地上,成了一個小包工頭。家裏賬本上的欠款被一個個劃去,越來越少。再後來,大兒子結婚,劉福成向銀行貸了點錢,給這個家添了「大件」——7萬塊錢的新車…… 只是沒想到,2015年劉福成突發心梗去世,幾年後,以為已經越過的難關又橫在了女兒的心裏。

大哥

父親去世後,大兒子劉豐是家裏「主事兒」的人。他今年37歲,一米七幾的個子,身板有些消瘦。最近一個多月,妹妹在沈陽入院期間,劉豐瘦了10斤。

病房裏只能留一個人陪護。母親於金霞守在病房裏寸步不離,劉豐就租住在醫院附近的一個老舊單元樓裏,隨時等候來自院裏的「差遣」。松動的鐵門銹跡斑斑,顯得門鎖都有些多余。劉豐租了其中一個10平方米左右的房間,裏面擺著兩張一米二的單人床、一個已經壞掉的電視和一個燒水壺,廁所和浴室是和其他三個房間的人共用的。在巨額醫藥費面前,每一分錢都要掰開、揉碎用:這個出租房原本每天80元,劉豐成功談到了40元;他每天只吃兩頓飯,用醫院門口10塊錢的盒飯對付一下。

雖然這樣盡力省錢,錢還是不夠的。大部份時間,劉豐都在為籌錢煩惱。從住院以來,妹妹做了兩次臨時心臟起搏器手術,每次約兩萬元;最後一次永久起搏器手術大約花費10萬元,再加上一家人在沈陽的食宿和往返交通費用,各種花銷已經將近14萬元,耗光了積蓄、親戚的借款和社會各界的捐贈。他們沒有太多的籌款渠道。和18年前相比,劉帥參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農合」),但由於是異地就醫,最終只能在醫保範圍內報銷35%~45%,這筆錢還需要自己先墊付。劉豐想過給妹妹買商業保險,但曾經做過先天性心臟病手術的劉帥是「高風險人群」,沒有任何保險公司願意做這筆註定「虧本」的生意。

這是大多數普通人面對「大病」的困境:醫保能覆蓋的比例不高,其他支撐途徑匱乏。 曾經當過湖北省巴東縣縣委書記的陳行甲如今是深圳市恒暉公益基金會理事長,他研究農村貧困人口「因病致貧」問題已經8年,目前正在探索以慈善力量降低「大病家庭」的負擔。陳行甲告訴本刊,行政力量是有邊界的,「醫保的原則是‘廣覆蓋、低水平、保基本’,不可能給每個人徹底兜底。就像修路,政府可以出錢修高速、省道、縣道甚至村道,但從公路連線每家每戶的最後一百米,難道也要政府修嗎?」即使財政「有心」,最終也「無力」。陳行甲統計過一組數據:從有醫保政策以來,每年國家用於醫療保障的支出增幅都遠遠高於中央財政收入的增幅,但依然無法解決因病致貧,「我們的國家太大、人口太多、病種太復雜,歷史包袱沈重。在體制之外還有商業保險,能解決一部份人的問題,但大多數農村居民沒有意識也沒有能力購買商業保險」。

我們第一次和劉豐見面是在那間小小出租屋裏,他坐在床上,雙手在背後撐住,看起來很累。他說自己「每天晚上兩三點還睡不著覺」,前一天為了給妹妹辦異地就診手續,以便最後能多報銷10%的錢,他開了4個小時的車回老家,第二天早上6點出發趕過來,就怕母親和妹妹有事找不到他。

「有時候我就尋思,日子咋能過成這樣。」劉豐苦笑。

回家後,劉豐時不時過來看看妹妹的情況

劉帥第一次確診心臟病時,劉豐才17歲,從打工地山東趕回家,看到父親在家嘆氣,眉頭皺得緊,然後下了決心一樣走出門,到村裏挨家挨戶借錢。那時候,聽說父親要去網咖給富豪寫信,劉豐還發楞,「我現在理解我爸了,真的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父親去世後,劉豐代替父親成為「大家長」。壓力都轉移到了劉豐身上。車子的貸款、妹妹第一次生病時向親戚借來的一部份醫藥費,都沒有還清,母親、妹妹、妻子、兩個女兒的生活,也需要劉豐操心。但他只是一個普通的農村青年,高中輟學後,劉豐輾轉多地打工,去過瓷器廠、編織袋廠,開過網約車,每份工作都只是臨時工,從沒交過社保。唯一幹得比較長久的是電工,不巧的是,房地產經濟騰飛的那幾年,劉豐還是個學徒,每天的薪資只有幾十塊。等到他終於學成,能夠獨當一面時,建築行業已經不算火熱了。好在母親和妻子都在做零活填補家用,直到劉帥生病之前,這個家庭的經濟維持著一種脆弱的平衡,難以抵抗任何風險。

更何況這次的風險是致命疾病。在東北村子裏,遇到大事時,人們最先能求助的依然是有血緣之親的人。父親去世後,一些關系遠的親戚漸漸斷了來往,而這次借錢的近親大多在18年前就已經支援過,有的至今沒還上借款。但一個普通的農村家族,即便緊緊團結在一起,也難以抗衡重病的風險。

劉豐的大伯今年72歲,一輩子都在村裏種地和打零工,為了攢點養老的錢,68歲時在老鄉的推薦下,到了北京一家物流公司的食堂裏幫忙做飯。那時候,他的精神頭看起來還不錯,「年紀太大的人,打工是不要的,還好人家也沒具體看我身份證」。去年,他因為肺癌做了一場大手術,花費了十幾萬元,自己辛苦攢下的幾萬塊錢杯水車薪,最後還是靠兒子和女兒籌錢,才過了那個難關。這次知道了劉帥的病情,大伯也來探望。怕劉豐不收他的錢,偷偷塞給於金霞。

家族親情還在——這可能是這個兩次被厄運擊中的家庭值得慶幸之處。 來家裏探望的親戚絡繹不絕,地板上的水果和營養品堆得小山一樣高。劉豐招呼親戚,向他們道謝,介紹妹妹的病情。直到回到隔壁的空屋子時,他才苦笑,「我見到人家,心裏很不是滋味」。他手裏還保留著18年前厚厚的醫藥費清單,以及尚未還清的親戚欠款名單,「人家雖然不提要我們還錢,但看到一個人,我腦子裏就會想到:哦!我還欠著多少錢呢」。

吉林四平孤家子鎮通往劉帥老家的道路

馮叔

劉豐床邊的塑膠袋裏,放著一張全家福。那是妹妹劉帥2歲時,全家去照相館拍的。那時候,妹妹手術成功,心臟功能恢復得也很好,家裏每個人都笑得很開心。 塑膠袋裏還有一沓按時間順序放好的媒體報道——這是這個家庭在每次災難來臨時和社會聯結的紐帶。劉豐也小心地把它們收起來,仿佛是某種寶貴的無形資產,看著它們心裏能有點安慰。

「馮叔」是2006年最早報道劉福成求助富豪一事的記者,在他的持續跟進下,最終一家人得到了捐助。18年後,馮翔早已不當記者,從沈陽搬到了北京,當年供職的【華商晨報】也已經停刊,但這一次劉帥心臟病發,最早伸出援手、四處奔走求助的依然是他。

2006年,馮翔剛到【華商晨報】一年多時間,是專門跑社會新聞的記者。那個年代,「求助類」的新聞特別多,報道劉福成一事的那個月,他一共發表了三篇影響力很大的求助文章,有自己的操作經驗:「人禍」比「天災」更容易得到同情;更深入挖掘感人的細節;采訪物件最好能表達對社會救助的感恩。當月的一篇「路邊產子」求助報道,講的是一位農民工到沈陽討薪,冰天雪地裏,他的妻子在路邊生下一個瘦小的孩子。馮翔跟著農民工到他們租住的大雜院裏,發現墻上掛著一斤多的酸菜——妻子懷孕期間想吃酸的,丈夫只好買來兩斤酸菜,而桌上一盤青椒炒豆腐幹就是懷孕期的營養品。

馮翔作為記者的責任感和成就感很強,或許跟那個年代的時代背景有關。一篇篇報道發出去,很快能得到社會的回應和幫助,在一篇記者手記裏他寫道: 「作為媒體,我們天生就有更多思考和呼喊的義務。」

18年前,收到劉福成寄來的信時,馮翔被這個「聰明的農民」打動了。那個年代,報社收到太多來自農民的求助,很多人的辦法是跪在路邊乞討,「幾個人能想到給富豪寫信,還能查到對方的地址?」他還記得一個細節是,當攝影記者來到劉福成住的小旅館拍攝時,即使記者不明說,劉福成也能很快意識到對方想捕捉的畫面是什麽,並擺出動作配合。

馮翔報道了劉帥的病情和劉福成向富豪的求助,每天跟進那些寄出的求助信件行程:打電話問郵局是否投遞、打電話問公司是否收到、追問是否捐款,並把過程報道出來。當時是冬天,沈陽下著大雪,醫院在沈陽南邊,報社在北邊,馮翔一趟趟地在北邊和南邊往返,和劉福成商量下一步的計劃。他形容,那段時間,自己和劉福成就像戰友一樣。

「求助富豪」的新聞得到了極大關註,馮翔寫了好幾篇後續報道,包括【施正榮捐兩萬,黃光裕送紅包】【吉林國美將送紅包】【尚德公司將捐助兩萬】。爭議隨之而來,短短一周裏,學界、業界發表了超過30篇評論文章,認為這種「逼捐」「道德綁架」的方式違背了新聞倫理。醫院也出面做出了回應,宣布免除劉帥一家的後續治療費用。馮翔感覺到,醫院是「有壓力的」,輿論火熱之後,院方不願意再接受任何媒體采訪,「社會上這麽多人盯著這件事,醫院也會擔心,萬一手術做得不好,該怎麽收場」。

幸運的是,這次手術最終十分成功。 「我也跟老劉說,咱們很幸運,把孩子治好了,但媒體不能把這種報道常態化。」 劉帥做完手術後,馮翔便漸漸和這家人斷了聯系,一直到2022年,機緣巧合之下,馮翔來到劉福成的吉林老家。他見到了於金霞,也見到了劉帥,看到並不比十幾年前好的家,才得知老劉已經在2015年去世,就土葬在屯子周邊,「太可惜了,老劉這麽聰明的人如果還在,肯定能把日子過得不錯」。

2024年,馮翔正在北京逛書店時接到了於金霞的電話,心裏一緊,「我一看到電話就猜到是怎麽回事。當年劉帥的主治醫生說,這孩子的心臟有基礎病,即使手術完成得不錯,將來還會有事。我當時心理壓力極大,充滿了恐懼,因為我知道這家人的生活條件不好,上一次是‘綁架富豪’救了孩子的命,這回呢?還要再重復一次嗎?還怎麽‘綁架’人家?但我還是硬著頭皮把電話接了」。

當時,劉帥已經發生了心臟停搏,於金霞和劉豐兩眼一抹黑,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麽辦。馮翔能做的,似乎也不比18年前能求助的資源更多。他給劉豐轉去5000塊錢,幫忙聯系沈陽的醫院辦理接收,又給18年前捐了2萬元的建築公司老板打電話,請他在沈陽接應。這位老板再次委托人送來了2萬元現金。唯一增加的一個求助資源是民間籌款平台。劉帥順利入院後,馮翔幫著寫了一篇求助文章,由劉豐釋出在一家民間籌款平台上,籌到了大約2萬元。做永久起搏器手術之前,劉永好的新希望集團也在網上看到了求助資訊,新希望基金會因此捐助10萬元,正好覆蓋手術費。這一次手術難關算是又過了。

別告訴她 】劇照

劉帥出院那天,馮翔也趕到了沈陽。每個人的狀態都輕松不少,笑著聊天,但每個人的心裏都有一絲擔憂:還會不會有下一次?如果第三次真的來臨,還有這樣的好運可用嗎?更重要的是,還有資格使用嗎?扶著劉帥走出住院區時,馮翔叮囑兄妹倆, 「這一次我們又順利過關了。社會救助過兩次,現在你已經18歲,也到了回饋社會的時候,以後我們是不能再向社會伸手了」。

劉帥

對於未來,劉帥還來不及想那麽多。18年來,她是在全家人的特殊關愛下長大的。因為年紀小,又生過大病,家裏人格外寵著她,不讓她幹重活,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劉帥的頭發都是媽媽或嫂子幫著洗的,這讓這個女孩身上還保留著很明顯的小孩心性。

我們第一次見到劉帥是2024年2月26日,她出院的日子。這個兩次死裏逃生的18歲女孩穿著病號服躺在病床上,微胖,臉色發青,手一直捂著左胸口開刀的地方,想能減輕一些疼痛。母親於金霞說,每次做完手術,劉帥都疼得掉眼淚。住院的日子裏不方便洗頭,於金霞就把女兒的長頭發紮成了兩個麻花辮,顯得更稚氣點。出院前,劉帥的胃口好了許多,她不想再吃醫院食堂的病號午餐,發微信讓哥哥從外邊餐館打包了一份打鹵面。

那天下午,哥哥劉豐開了4個小時的車,把劉帥和母親載回老家。天已經擦黑,氣溫大概是零下10度,劉豐兩個14歲和4歲的女兒站在院子門口,臉上凍得通紅,見到分別了一個多月的「老姑」興奮得又跳又叫。在家時,劉帥每天都和兩個小侄女玩在一起,像家中的第三個孩子一樣。那天晚上,三個「孩子」又在炕上打撲克牌,伴隨著一陣陣得分時的歡呼。

不和侄女玩耍的時候,劉帥會靠著墻,繪聲繪色地給我解釋自己的成長過程——她在鎮上念完小學和初中,成績不好,快畢業前,一所長春的中專學校來招生。「招生老師瞅著就不是很專業,跟我歲數差不多,你問他啥,他都挑好聽的回答。我故意問,學校能不能染頭發、做美甲啊?他說行啊,咋不能染。還承諾畢業出來就是高待遇、高級護士,進部隊醫院。搞了個面試檢查人的視力、普通話啥的,你猜最後咋地?我還在學校見到了殘障人!」不過,即便察覺到了學校的問題,劉帥最後還是因為「玩得好的幾個同學都報了」,也選擇入學。

劉帥(左)和侄女玩撲克,她只比侄女大四歲

她對這所每年學費一萬多塊的學校有許多不滿:每天6點要起床跑操3000公尺,即使她有心臟病也無法免除,只能硬著頭皮跟著跑,心臟仿佛要從胸腔跳出來;寢室裏的被子要疊成豆腐塊,否則查寢的老師就把被子扔到走廊裏;老師都是來實習的大學生,一年時間裏換了4個班主任;班主任偏心某些同學,指定對方當班長……

2022年,她決定從這所「不怎麽正經」的學校輟學,外出打工。她先是去東莞一家生產傳真機的工廠裏幹了4個月,每天從早上7點工作到晚上10點,一個小時掙17塊錢。在這裏,劉帥第一次感受到了社會的殘酷,「晚上回去再玩會兒手機就12點了,第二天一打卡,‘滴!遲到’。這裏可不像上學時老師罵你兩句,人家動真招,不說你,直接扣錢」。

短暫的工廠體驗後,哥哥劉豐又幫她找了個去處,在長春一位化妝師的私人工作室裏學化妝。劉帥對這項手藝很滿意,像個大人一樣對我復述化妝師的市場分析:現在旅遊寫真很火熱,但要去南方更有前途,比如雲南的西雙版納,以後還可以考證當影視化妝師。她的房間桌上散落著化妝品和化妝工具,以及一個長發模特頭,都是住院前用來練手的。如果不是被突然的高燒打斷,她會在2024年春節前學完課程,開年後跟著化妝師一起「南下」。

說著說著,劉帥的語速越來越快,臉開始漲紅,還有點喘不過氣來,大口喝完一杯水才慢慢緩過來。這是兩次心臟手術給她的身體留下的銘印。也只有說到心臟病時,她的神情才流露出害怕的陰翳。尤其回憶在沈陽住院時,「有時心跳得老快了,120多,完了又瞬間降到30多。我整個人一會兒暈死,一會兒醒過來,眼淚瞬間就掉下來」。第一次做的臨時起搏器安裝手術是局麻,劉帥不疼,但能感覺到醫生在自己的胸口「開了個洞,在那裏掏掏掏」。這是她18年裏來「最怕的一次」,「突然之間,自己連呼吸都做不到了,24小時都得帶氧氣,用機器檢測心臟還跳不跳」。

我問劉帥,在病房裏會擔心醫藥費的事嗎?劉帥說:「咋可能不想?肯定會想。我大哥就說他會想辦法,都夠用。」不過,她似乎並不太相信這樣的說辭,靠著墻,盯著遠處桌上的那套化妝品,有點猶豫,「好了以後我還是想跟著去南方化妝。不知道什麽時候能去了。」

「不知道」或許是這個家庭對未來最大的疑問和陰影。按醫生的說法,安裝永久起搏器只是克服心臟停搏的問題,但是瓣膜關閉不全的根本問題因為修復手術成功率太低,沒有處理,心臟後續還會有發病的可能。在沈陽出院時,臨上車前,於金霞拉住馮翔的手臂,靠著車門大聲哭了很久。後來她告訴我,歇斯底裏的痛哭是因為「實在太累了,如果沒有馮老弟,我們怎麽活下來」。這第二次重聚,像極了18年前的場景。 相似的地點,相似的幾個人,相似的厄運與幸運,以及相似的處境:命運未知多舛,除了對彼此的情感,他們近乎赤手空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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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樹樹 / 稽核:然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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