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麗葉·巴克
英王亨利五世是虔誠的基督徒，因此，縱然作為國王，他仍有國王所需要的權謀和野心，但其王權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基督教教義的約束。為了讓神喜悅，亨利五世做了許多秦式皇權不可能做的事情，而英國王權的這種行為模式，對於英國率先進入近代具有巨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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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五世的加冕禮於1413年4月9日舉行。那一天也是耶穌受難日。
那個日子因肆虐整個王國的暴風雪而被長久地銘記，「漫山遍野的大雪淹沒了人、動物和房屋，甚至淹沒了山谷和沼澤，造成了巨大的危險和大量的生命損失」。
在那個年代，人們把一切事情都看作「上帝之手」在背後操縱的結果。這並不是一個好的兆頭，但是亨利五世不會讓這種迷信擋住他前進的道路。
正因為他是篡位者之子，他決意不管他人的質疑，並建立他王權的合法性。為了做到這一點， 他精心打造了一個完美的中世紀君主的形象，加冕禮則是他策略中的關鍵組成部份。
按照傳統，加冕禮被視為教會的聖禮之一。儀式中，最重要的部份是塗油禮（授予新國王神聖的以及世俗的權威）和加冕宣誓。
自從聖油被「發現」以來，塗油的舉動便有了更深層次的含義。根據傳說，聖油是童貞瑪利亞賜給聖湯瑪斯·貝克特（St Thomas Becket）的。
她向他預言，一位塗上這些聖油的國王將會收復他的先祖所失去的諾曼第和阿基坦的土地。他會將異教徒驅逐出聖地，並成為最偉大的國王。
直到被大主教湯瑪斯·阿藍道「重新發現」之前，聖油一直被藏在倫敦塔，正好可以用在亨利四世的加冕禮上。
這個故事無疑是蘭開斯特王朝政治宣傳中的一部份。但是，無論是這個故事還是亨利四世沒能實作這一預言的事實，都沒有打消亨利四世的兒孫們在他們的加冕禮上使用聖油的念頭。
他的兒孫們也沒能實作這一預言。即便是最接近童貞瑪利亞所說的目標的亨利五世也使用了武力，與這個預言的細節並不符合。
可以看到，預言特別指出，諾曼第和阿基坦將會被「和平地」和「沒有使用武力地」收復。
加冕儀式的另一部份也同樣強調了國王的責任。這便是在聖壇前的加冕誓詞。其中，國王承諾要謹遵法律、保衛教會和公正地對待他的所有臣民。
別有含義的是，亨利四世試圖憑借加冕禮的這個環節來為他的篡位行為尋找合理的解釋。他控訴理查二世打破了他要為這個國家帶來「良好統治」的承諾，因此不配再做國王。
在這裏，亨利強調的是國王的責任而非權利。這一舉動的危險性馬上便顯現了出來。他讓自己成了命運的人質。 縱觀他的整個統治生涯，他沒有能夠履行的承諾都將被反復提及，成為人們反對他的借口。
亨利五世將兩個本質上有缺陷的理念轉換到了一個有利於他的位置。這是他的慣常操作。
在他看來，毫無疑問，他是被上帝派來統治的。像理查二世一樣，他堅持認為威嚴並不是源於他自己，而是源於他的地位。
理查要求，當他看向他的廷臣們時，他們都必須下跪行禮。而至少有一處原始資料顯示，亨利不允許任何人與他對視，並因此罷免了他的法蘭西元帥。
盡管亨利個人更偏向於簡單（幾乎是禁欲）的生活方式，但當他認為有必要之時，他便會精心裝扮，穿上莊嚴華貴的服飾。
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那樣，他將在山頂的亭子中接受阿夫勒爾「反叛」城鎮的正式投降（當戰敗的法蘭西人靠近他的時候，他便能夠居高臨下地俯視他們）。
他安坐在王座之上，王座的上方則是華蓋（由金色的優質亞麻布制成）。他帶有王冠的凱旋頭盔掛在他身旁的騎士槍之上。
然而，當他首次進入這個城鎮的時候，他便下了馬，以一種謙卑的朝聖者或懺悔者的姿態赤腳走向聖馬丁（St Martin）的堂區教堂，並為「他的好運氣」而感謝上帝。
亨利的品格與言行舉止甚至令他的敵人們也印象深刻。被派去與他進行談判的法蘭西大使們在幾年後歸國時為他高唱頌歌。
據他們描述，他身材高大，是個十分出色的人物，又有王子的做派。但是，他對待每個人（無論他出身哪個等級）的態度都是和藹可親而彬彬有禮的。
不像絕大多數的人，亨利並不會發表冗長而空洞的演講或者隨意而不敬的褻神言論。他的回答總是簡短有力而切中要點：他會說「這不可能」或者「應當這樣做」。
如果他要起誓，他就會呼喚基督與他的聖人的名字。他們最為敬佩亨利的是，無論是面對好訊息還是壞訊息，他總能時刻保持冷靜的頭腦。
他能夠從容面對軍事征戰中的挫折，並用如下的話語來鼓勵他的士兵們：「正如你們所知的那樣，戰事無常。但是，如果你們想要得到一個好結果，你們就必須時刻鼓起你們的勇氣。」
在阿金庫爾的戰場上，這樣的理念始終激勵著亨利和他的手下們。
亨利能分清自己作為個人和國王的不同角色，這也給同時代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像大多數現代評論者那樣，他們能夠看到，他入侵法蘭西並不是出於個人的擴張野心，而是因為他認為他有責任去保證王位的「正當繼承權」。
另一方面，那個時代的人與現代的評論者們有時都會為他的這種雙重人格而感到困惑。
一旦他感到底線被觸及，自己的自由受到了侵犯，那個友善、坦率直言且平易近人的士兵「哈裏」就會迅速地轉變為一個冷酷、粗魯且傲慢的獨裁者。
有關亨利的編年史記述大多距離他統治的時期很遠。這些編年史家寫過亨利年輕時是如何地瘋狂而虛度了自己的青春的，又是如何在他的加冕禮上戲劇性地轉變為一個冷靜、公正和正義的國王的。
盡管因為莎士比亞的創作，這些故事蒙上了一層真實性的面紗，但在當時人的記錄中，只有從亨利的朋友諾裏奇主教理察·考特尼（Richard Courtenay, bishop of Norwich）的評論當中，我們才能感受到一絲對亨利品行不端的暗示。
他認為，自從亨利成為國王之後，他便變得道德高尚了。這些故事的重要性並不在於它們的真實性，而在於它們以一種傳聞逸事的方式展示了加冕儀式中所發生的精神轉變。
塗油禮將一個普通人轉變為一個獨一無二的存在。他的一部份為世俗人士，而另一部份為神職人員。他被上帝選中，成了上帝在地上的代表。
盡管亨利堅信，他的君權是上帝授予的，但他也極其強調他的加冕宣誓，並將其作為他國王身份的核心。
與他的父親不同，他「幾乎把它看作一個宣言，或是一個政府的施政綱要」，並且致力於它的實作。他會維護法律，保護教會，並且公正而平等地對待所有人。
在他繼承王位的那一刻起，他便說得很清楚，即他要與先前20年的人生劃清界限。
在亨利加冕禮的前夜被他冊封為騎士的年輕貴族當中，至少有5人是在反對亨利四世的叛亂中死去或被處決之人的兒子或繼承人。
其中，最重要的是21歲的馬奇伯爵艾德蒙·莫蒂默。他曾經是理查二世所指定的繼承人。在兩次為罷黜亨利四世而實施的陰謀當中，他都是人們關註的焦點。
人們希望，他能夠取代亨利四世成為英格蘭國王。他童年時代的大部份時間都在囚禁中度過，但在1409年之後，他便被不那麽正式地囚禁在未來的亨利五世的內廷當中。
現在，亨利已經給予了他充分的信任。他不僅賜給了艾德蒙自由，還冊封他為騎士，並且恢復了他的所有地產。他允許莫蒂默在他任期內的首屆議會當中擁有一席之地。
盡管在兩年以後，他將卷入貴族反對亨利五世的陰謀，但正如他向國王所展示的一樣，他個人的責任感一直都沒有變過。在他的余生中，他始終對亨利保持忠誠，並為王室竭誠效勞。
對於另一個潛在的對手23歲的約翰·莫布雷（John Mowbray），亨利五世也展現了他的寬宏大量。這同樣獲得了不錯的報酬。
莫布雷的父親與亨利五世的父親曾爆發過激烈的沖突，致使兩人都被理查二世流放。他的哥哥湯瑪斯·莫布雷（Thomas Mowbray）則在 1405 年因叛國罪被亨利四世處決了。
直到亨利四世去世的前兩周，約翰才繼承了湯瑪斯的地產。亨利五世一登基就恢復了他的世襲頭銜，讓他擔任司禮大臣。
這並不是一個空名，復職的時機也是精心安排的。這樣一來，莫布雷就能在加冕儀式上扮演他們家族的傳統重要角色，並向公眾展示，這兩個家族的世仇終於結束了。
亨利五世也開始就恢復亨利·帕西（Henry Percy）和約翰·霍蘭（John Holland）的地位展開磋商。
亨利·帕西年僅 19歲，他是熱馬刺哈裏的兒子，也是諾森伯裏亞伯爵的孫子。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死在反對亨利四世的叛亂中。
18歲的約翰·霍蘭是亨廷登伯爵（earl of Huntingdon）之子，他的父親在1400年被亨利四世處決。
在為國家挑選大臣之時，新國王也展示出了智慧與老成。他組建了一個以他為中心的團隊。亨利五世之所以能夠在阿金庫爾取得勝利，這些人功不可沒。
無論何時， 只要發現青年才俊，他總是想要提拔重用他們。與此同時，他也留下了為他父親竭誠服務的老臣。
這些人既有可能是政府官員，如主事官約翰·韋庫林（John Wakering，亨利在1416年將他提拔為諾裏奇的主教），也有可能是大貴族，如威斯特摩蘭伯爵雷夫·耐維爾（他被任命為蘇格蘭西境戍邊大臣）。
在另一方面，亨利也讓他自己的親信們擔任重要職位。早在他作為威爾斯親王時期，他們就已經聚集在他的身邊了。
在國王開始統治的第一天，他的叔叔（同時也是長期的盟友）溫徹斯特主教亨利·博福特就取代了60歲的阿藍道大主教，擔任英格蘭的大法官和掌璽大臣。身兼這兩職讓博福特成了英格蘭王國最有權勢的大臣。
阿藍道伯爵湯瑪斯（大主教的侄子）代替約翰·佩勒姆爵士（Sir John Pelham）擔任英格蘭的財務大臣，並被任命為五港同盟總督和多佛爾的主管，構成了守衛國家的第一道防線。
年輕的沃瑞克伯爵理察·比徹姆已經展示了自身傑出的談判技巧和軍事才華。他被任命去完成幾個重大的外交使命，並在1414年初被委任為加來長官，而這一職位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與謀士的選擇同樣重要的是，亨利拒絕了對另一些人的提拔。那些人可能期待著從新國王這裏獲取官職、榮耀和利益。
亨利·博福特的理財能力、具有煽動性的演講以及他在下議院的強大影響力，讓他成了一個模範大法官。但是，這一職位仍然不能填滿他無止境的欲望。
當阿藍道大主教於1414年2月19日去世時，博福特便將目光投向了坎特伯里大主教的職位。然而，亨利並沒有任命他，而是任命了亨利·奇切利（Henry Chichele）。
相較於阿藍道和博福特等貴族而言，他既是一個新來者，也是一個局外人。
亨利·奇切利正是新國王所想要留在身邊的教士。他是一個倫敦人，他的兄弟們都是十分傑出的倫敦市議會議員。
他本人畢業於牛津大學，是一位大陸法專家。他曾擔任駐法大使，還是國王在羅馬的代理人和披薩公會議（Council of Pisa）的代表。
自1408年起，他已經開始擔任威爾斯聖大衛教堂（St David’s）的主教。在1410至1411年間，作為威爾斯親王，亨利主導了禦前會議，而奇切利就在其中任職。
值得註意的是，在亨利被免職之後，奇切利也離開了此地，這充分說明，他已經是亨利親王的手下了。
當奇切利被任命為坎特伯里大主教時，他已經52歲了。無論是作為官員還是外交使節，奇切利都擁有豐富的經驗，但在兩個重要的方面上，他都是國王的叔叔的對立面。
首先，他可靠、可以信賴，並且世故老練，對教會與國王忠心耿耿，對滿足自己的野心則沒有多大的興趣。
再者，不像張揚且世俗的博福特，他非常虔誠，有點過分自律。這一點正是亨利本人所擁有的品質，而他也十分欣賞帶有這樣的品質的人。
亨利本人十分虔誠，不會任命一個沒有將教會的精神利益牢記在心的人為英格蘭教會的領袖。
透過低調而有效地履行外交使命和處理教會事務，奇切利充分地報酬了亨利五世的信任。
他被任命一事也向其他人發出了警告。這表明，無論他們的身份等級有多高或者為國王服務效勞的時間有多長，任何人都沒有辦法指望新國王能夠主動給予他們賞賜。
博福特本應在1414年便吸取這個教訓，但他是在幾年之後以一種更為殘忍的方式接受了這一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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