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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煙霧繚繞的戰後國際政治舞台上，史達林和蔣介石這兩位國家領袖的互動充滿了復雜性。歷史的長河承載了無數的「如果」，但對於蔣介石來說，這些「如果」並不只是虛構的歷史假設，它們是深深的遺憾和不甘。

在他晚年的反思中，或許常常會回響起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史達林是「騙子」嗎？如果蔣介石沒有聽從史達林的建議，歷史會不會有所不同？

01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背景

1945年8月14日，中華民國政府與蘇聯政府在莫斯科正式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一事件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正值蘇聯紅軍準備進入日本占領的中國東北地區之時。

簽約儀式在蘇聯外交部大樓舉行，雙方代表團隊在緊張而嚴肅的氛圍中交換了文本和意見。中方代表團由時任外交部長宋子文領導，宋子文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外交家，此次簽署條約是在其外交生涯中的一個重要時刻。

蘇聯方面由外交人民委員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代表，莫洛托夫以其強硬的外交風格著稱。會議桌上放置著條約的草案，兩位外交官各自審閱檔，確認條款無誤後，互換了條約文本。

條約的主要內容包括蘇聯對中國的軍事援助承諾，這一承諾對中國來說至關重要，因為當時中國正努力從日本長期的侵略中恢復。

具體而言，蘇聯承諾在必要時提供軍事援助，包括武器和軍事顧問，以幫助中國恢復對東北的控制。

此外，雙方同意在戰後經濟重建方面進行合作，蘇聯將向中國提供必要的經濟援助和技術支持。

更為敏感的是條約中關於外蒙古獨立的內容。蘇聯一直支持外蒙古的獨立運動，而中國則因歷史和地理因素對外蒙古的主權問題持保留態度。

條約中明確提到，蘇聯承認外蒙古的獨立，並將在公民投票後正式確定其獨立狀態。

為此，雙方約定在適當的時間內在外蒙古舉行公投，以決定其是否成為獨立國家。

02

外蒙古獨立的爭議

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署後，關於外蒙古獨立的邊界問題成為未來談判中的一個懸而未決的議題。

條約中關於外蒙古獨立的條款，盡管在政治上具有裏程碑意義，但其邊界問題的模糊性，未來給雙方的外交關系帶來了不小的挑戰。

在1945年8月的條約文本中，外蒙古的獨立是以「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界」為條件，這一表述僅在形式上確認了外蒙古的主權獨立，卻並未具體明確邊界的具體走向和關鍵細節。

這種表述方式實際上留給了雙方未來解釋和調整的空間，也預示了可能的邊界爭議。

在簽約過程中，雙方代表對邊界的討論多次出現在閉門會議中。

盡管會議記錄未完全公開，但據可靠訊息源透露，雙方在討論中均試圖保護各自的國家利益，蘇聯方面希望透過模糊的邊界描述為將來可能的地緣政治活動留出空間，而中方則在力求保證國家的領土完整性上表現出謹慎態度。

條約簽署後不久，中方開始組織專家團隊，研究外蒙古的歷史邊界和實際控制線，希望在未來的詳細談判中能夠有據可依。

這些專家從歷史文獻、地圖和以往的邊界協定中搜集資料，試圖構建一個合理的邊界主張。

同時，蘇聯也沒有停止其在外蒙古的影響力擴張。蘇聯政府在條約簽署後支持外蒙古建立健全的國防和行政體系，顯然是在為外蒙古的長遠獨立做準備。

蘇聯的這種行動雖然部份基於對日本的防範，也反映了蘇聯希望在這一地區維持強有力的影響力。

在接下來的幾年裏，中蘇兩國就外蒙古的邊界問題進行了多輪的交涉。這些談判往往圍繞邊界的具體定位、邊界線的歷史依據以及雙方的安全需求展開。

每一輪談判都是圍繞具體的地圖進行，雙方專家嘗試解釋和論證各自的歷史記錄和地理標識。

這種持續的不確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蘇關系的穩定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本在條約中為了政治和戰略考慮而采用的模糊表述開始顯現出其復雜性和風險性。

在國際政治的大背景下，這一邊界問題不僅關系到中蘇兩國的雙邊關系，也影響到整個東亞地區的戰略格局。

盡管有多次的談判和交流，但雙方在邊界的具體劃分上始終未能達成一致的結論。

03

蔣介石的外交策略與挑戰

盡管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表面上承認了外蒙古的獨立，蔣介石和他的政府仍然把外蒙古視為中國領土的一部份。

在蔣介石看來，外蒙古的問題不只是領土問題那麽簡單，更是一個涉及到國家主權和國際地位的重大外交問題。

為了應對蘇聯的擴張和影響力，蔣介石決定與蘇聯進行一系列的外交談判，目的是在保持表面的友好關系的同時，實際上爭取到對中國更有利的條件和支持。

國民政府派遣了一批外交官和專家到蘇聯，與蘇聯官員就一系列問題進行討論，其中就包括外蒙古的獨立問題以及中國東北和新疆的軍事和政治安排。

談判過程中，雙方的互動復雜而微妙。中方代表團在討論中強調了中華民族的團結與領土的完整，試圖讓蘇聯方面理解和支持中國政府對這些失地的主權要求。

同時，中方也盡力展示出願意與蘇聯在其他區域合作的姿態，例如在經濟重建和技術交流方面提出合作計劃，以此來平衡和緩和雙方在敏感問題上的分歧。

在這些外交活動中，國民政府還特別強調了一個中國的政策，即所有中國領土包括台灣、香港、澳門以及外蒙古都應當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盡管這一政策在國際上受到了一定的支持，但在對蘇聯的具體談判中，蔣介石清楚，這一立場難以完全得到蘇聯的支持，特別是蘇聯已經在外蒙古建立了堅實的政治和軍事影響。

04

史達林的承諾與背叛

隨著國共內戰的加劇，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的控制力日益減弱。特別是在東北和新疆兩個戰略要地，國民政府面臨的挑戰尤為嚴峻。東北作為中國的工業中心，一直是國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爭奪的焦點。

而新疆由於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以及豐富的自然資源，同樣成為了兩黨爭鬥的關鍵地區。

在這種背景下，國民政府將部份責任歸咎於蘇聯，認為蘇聯透過其在地區內的政治和軍事影響，間接支持了中國共產黨，加劇了國民政府的不利局勢。

在東北，盡管史達林曾承諾在戰後撤出蘇聯軍隊，但實際上蘇軍並未完全撤離，而是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了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控制。

蘇聯軍隊在撤離前拆除了大量工業設施並運回蘇聯，嚴重破壞了當地的經濟基礎，同時也留下了對共產黨有利的政治和軍事環境。

在新疆，蘇聯的影響同樣顯著，透過支持地方民族分離主義勢力，蘇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國民政府的權威，使得該地區的政治局勢變得更加復雜。

面對這些挑戰，1949年8月，國民政府決定在國際舞台上采取行動，向聯合國大會提出了「控蘇案」。

此舉意在揭露蘇聯在東北及其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試圖透過國際社會的壓力來改變局勢。

國民政府在送出給聯合國的檔中詳細列出了蘇聯違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種種行為，特別指出蘇聯在東北的軍事行動及其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直接違背了條約精神，損害了國民政府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國民政府的這一行動在國際上引起了一定的關註，許多國家對蘇聯在東亞地區的行為表示關註。

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國民政府持續向聯合國成員國闡述自己的立場，試圖贏得更多的國際支持。

終於在1952年，經過國民政府的不懈努力和廣泛的外交活動，聯合國大會透過了「505號決議」，正式譴責蘇聯在東北問題上的行為以及其在支持中國共產黨方面的違約行為。

05

條約的失敗與國民政府的反思

1950年代初，蔣介石政府宣布【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所有相關協定無效，並重新聲明不再承認外蒙古的獨立。

這一舉動在國際法上具有重大意義，表明蔣介石政府仍然堅持中國的領土完整，不承認外蒙古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地位。

這一決定也反映了國民政府在台灣的固守立場，盡管在實際上，他們已經失去了在國際舞台上對外蒙古國際地位產生重大影響的能力。

1961年10月，外蒙古的國際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在蘇聯的大力支持下，外蒙古被正式接納為聯合國的一員國。

這一事件在國際上被視為外蒙古獨立地位的最終確認，同時也是冷戰時期全球政治版圖中的一個重要變動。

外蒙古的加入不僅為該國在國際上的法律和政治地位提供了正式的認可，也標誌著蘇聯在亞洲的影響力擴充套件。

對於蔣介石政府而言，外蒙古成為聯合國成員國是一個重大的外交挫敗。

這一事件進一步表明，盡管國民政府在台灣有著堅定的政治立場和國際政策，但它在影響國際決策和地區政治格局方面的能力已大為減弱。

國民政府只能在台灣島內繼續堅持其對中國統一的主張，同時目睹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逐步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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