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軍飛機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由此爆發。這一天的香港大街上仍然人聲鼎沸、熱鬧非凡，往來穿梭的市民與世界各地彌漫的硝煙仿佛異域。
然而不到一天時間，日軍的飛機已經趁淩晨的夜色飛抵香港上空，經過十幾天的轟炸，香港這座百年繁華的國際都市迎來了黑色聖誕節，香港淪陷了。
160萬香港居民面臨日軍屠戮危機，此前滯留香港的大批愛國人士、民主人士也成為孤懸在外的風箏，命懸一線。
國民政府不聞不問，中國共產黨則秘密關切，延安的毛主席和周恩來不停發報，誓要成功營救這三百余民主人士。在歷經3個月、驚心動魄的大營救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不惜暴露深埋香港的全部地下黨員。
日軍侵占香港
日軍對珍珠港的偷襲發生在12月7日淩晨5點之前，重慶國民政府當天直接對日宣戰，而同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周恩來，第一時間想到的是英屬香港的眾多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巨擘們。
1937年上海淪陷後，一批上海的文藝人士來到香港，1941年皖南事變後，左派文人和擁護民主、有抗日救亡之心的文化人們恥於與蔣介石為伍，也從桂林、重慶等地離開，抵達香港。
而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在香港成立了保衛中國同盟，在國內外進行善款募捐，致力於國內的醫療救助和抗戰事業。
宋慶齡
尤其是八路軍和新四軍遭到蔣介石的打壓和排擠，不僅領不到軍餉，連基礎的武器和服裝都沒有。相當於遊擊隊的新四軍戰士，在缺乏後勤醫療的情況下，一旦受傷染病，就面臨著急劇的生命危機。
宋慶齡在1936年賣掉了上海一處公寓，連同孫中山的撫恤金一起寄給毛主席，助力八路軍的醫藥資源。她對蔣介石敷衍抗戰、背叛革命的行為不滿，早就公開聲明劃清界線，多次為八路軍和新四軍提供物資。
皖南事變發生後，宋慶齡和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等人聯名給蔣介石寫信，斥責他對抗戰和孫中山遺教的背信棄義，要求他釋放葉挺，恢復國共合作。
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些人都在香港。
12月8日淩晨2點，裝飾一新迎接聖誕的香港遭到日軍飛機轟炸，防空警報的轟鳴響徹全城，香港、九龍居民在夜色中四散奔逃。
對香港及宋慶齡等人情況極度關切的周恩來同時向香港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廖承誌和延安方面發電報，商議對滯留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們進行脫險營救。
與周恩來一樣，毛主席早已料到日軍侵略香港的野心。中國遼闊的大地都不被日軍放在眼裏，孤懸海外的香港早晚也會成為日軍的目標。
電影【香港大營救】
因此，當通宵工作剛剛睡下的毛主席被任弼時喊醒時，他是十分疲倦的。等任弼時拿出周恩來的急電，看到上面提及香港一眾民主人士亟需搶救，而宋慶齡的名字赫然列在首位時，毛主席當即召集中央的諸位領導開會。
延安與香港相距實在太遠，中央鞭長莫及，毛主席把任務全權交給周恩來處理，只是一再強調，一定要救出慶齡先生。
此等大事，毛主席如往常一樣交給周恩來，不僅是因為他素來辦事周到、計劃完備，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周恩來是中央特科的創辦人，地下組織遍布全國，香港和澳門兩塊尚未回歸的中華大地，也被周恩來細心顧及到。
香港事變之前，周恩來以八路軍辦事處的名義在這裏公開設立機構，一並領導香港的地下聯絡和交通。在香港這塊只有上海六分之一大小的陸地上，地下組織的力量已經發展到2000余人。
廖承誌
12月8日白天，周恩來和香港八路軍辦事處之間的電台一直未曾停歇，辦事處負責人廖承誌和潘漢年立即召集劉少文、梁廣等分布在香港的地下黨員領導者進行集體商議，制定詳細的營救計劃。
第二天，周恩來又在電報中提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菲律賓、新加坡都無法自保，只能從廣州灣、東江和馬來亞考慮退路。要不惜一切代價，想盡一切辦法把中華民族的這些文化精英和愛國民主人士護送到安全地帶。
中央和周恩來共同點出，第一緊要的任務是營救和確保宋慶齡的安全。
廖承誌等人在12月底才制定出完備的營救轉移計劃，並聯系廣東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尋求幫助。
劉少文
劉少文、潘柱幾人負責部署營救措施，廖承誌和喬冠華在惠州、老隆和韶關等地部署地下交通線，準備後期疏散工作，而民主人士們的護送和接待工作，就被交給了東江縱隊。
劉少文是中央交通局駐港澳辦事處處長，也是留守香港負責具體搜救工作的負責人。他向來心思縝密，接受營救任務之後，制定了營救脫險環節的各個細節，包括確認安全的臨時集中地、搜羅漁民、難民服裝用以化妝掩飾、重金租賃偷渡船只、確認各環節的接頭暗語及遇到意外時應如何處理等等。
為保萬無一失，他還讓潘柱帶人全程預演了一遍。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根據制定的營救計劃，要先找到分散在香港及九龍各地的文化界人士們，與他們取得聯系後再安全轉移到駐香港的東江縱隊遊擊根據地。
12月25日，在港外國人迎來了一個黑色聖誕節，日軍攻占香港，並對這個三面環海的小島進行封鎖。
日軍飛機轟炸香港
廖承誌在封鎖之前沖進宋慶齡的住所，經過勸說，護送她來到尚未淪陷的啟德機場，讓宋慶齡乘坐最後一班前往大陸的飛機，安全離開。
之後，廖承誌的主要任務就是將剩余的三百多名文化界人士安全轉移，然而尋找這些人的行蹤卻成了營救撤離工作最大的一個難題。
這批文化人士來到香港後，致力於抗日救亡宣傳，掀起了香港的文化大繁榮，在香港形成熾熱的文化風潮，引起了國民黨頑固派的仇視，也引來了日本人的覬覦。
蔣介石對他們痛恨不已，國民黨內部屍位素餐，無一人願意冒著生命危險伸出援手。
早在香港發生戰事之前，日軍的大量特務已經潛入，秘密搜集內地人士在香港的活動軌跡。
日本透過報紙、熒幕等手段列出文藝界名人的名字，表面上邀請他們自行前往參加會晤，實際是讓他們自投羅網。
英國戰俘被送入集中營
對待屈服投降的人，等待他們的是賣國求榮，在淪陷區內為日軍所謂的「大東亞共榮」服務；而堅守不屈的人，則面臨著日軍的集中營或死亡威脅。
這些文化人士來到香港的時間並不算長，原生的親朋極少，社會關系單一，卻因為名氣非常容易暴露在街市中。
日軍的「通緝令」下發以後，他們各自分散躲藏，選擇的地點隱蔽而不起眼。住在貧民窟的鄒韜奮已經搬了六次家，茅盾夫妻倆搬了四次，行蹤不定，難以尋覓。
劉少文等人尋找他們費了很大的周折，2000多名地下黨員全部被發動起來，利用各自的人脈關系進行打探。這時他們已經顧不上周恩來多年來潛心布置的暗線是否暴露，也顧不上日軍隨時可能撲過來的危險。
香港市委書記楊康華利用著名學者徐伯昕酷愛古玩的特點，找來了一件極其逼真的贗品，在文物市場上大張旗鼓地宣揚，第二天就等到了徐伯昕親自上門拜訪。
並透過他找到了柳亞子及其女兒柳無垢，還有居住在羅便臣道的何香凝。
每找到一個人，都是一個巨大的驚喜，這段「隱藏與尋找」的奇特故事在很多人的回憶錄裏都有提及。
找人工作歷經一周，日軍已經完全封鎖了香港的外出通道，並封禁了所有出海船只，以防他們這些文化人士和地下抗日力量離開。
周恩來在一個月內始終保持著和廖承誌的頻繁電台聯絡，直到廖承誌聽說日軍準備在1942年元旦後轉移一批難民離開，才在周恩來的指示下確定了「三水路一陸路」的撤離路線。
大撤離行動從1月5日開始，柳亞子、何香凝、夏衍等人走水路，假扮成漁民或難民，從香港偷渡到澳門或者廣州灣，再轉移到內地。
途中有日偽設立的崗哨關卡，還有打劫的海盜土匪。他們的船只因被日軍沒收了動力設施，只能靠風力推動，因此在水上漂泊了兩天，糧食和淡水都快耗盡。
幸好及時遇見了東江縱隊，靠著他們提供的雞蛋和燒雞成功度過危機。
東江縱隊紀念館
第一批人士撤離後，日軍對中央策劃的撤退行動有所警覺，加強了對香港的嚴密封鎖，巡邏盤查的隊伍出現頻率上升。
1月9日下午，鄒韜奮、茅盾等人打扮成難民混在逃離的人群中，在東江縱隊交通員的帶領下，從小船轉移到大船，又分批乘坐小船，趁著夜間的日軍守衛換崗，一路疾行抵達九龍紅磡碼頭。
茅盾說他們在一天之內走了70多裏，從大路到小路，經過山坡、峽谷，這些文弱的文化人們竟然一路堅持下來了。轉移到深圳的交通站後，所有人都擁抱著淚流滿面，激動得說不出話。
在東江遊擊隊的安排下，他們逐步向大陸各地疏散。
東江縱隊
但名氣相對更大、露面也更多的電影節和戲劇界的大腕們，就無法走陸路撤退了。廖承誌想辦法找到了幾艘走私船，從長洲島過伶仃洋，再從澳門轉回內地。
途中遇到盤查的日本兵，會說日語得夏衍謊稱是在日本做過生意的商戶，和他們套近乎，才有驚無險地抵達澳門。在澳門地下黨的幫助下，他們又繞道台山，開平等地，經過梧州、柳州才到達桂林。
這次大營救，歷時100多天，途中經過了10多個省市，300多名被營救的民主人士基本都是社會各界的精英，但也有一些外籍人士和國民黨官員的家屬。
這次營救被茅盾成為「抗戰以來最大的搶救工作」，1981年，畫家許欽松、蔡迪支創作了版畫【曉風殘月】，昂首大步走在最前面的茅盾身姿挺拔、神情堅毅，後面眾人也都步伐矯健、唇角帶笑，蘊含著傳遞中國文化和革命火種的信心。
版畫【曉風殘月】
可惜的是，這次行動中暴露的2000余名地下黨員們，都無法再安然回到原先的崗位上潛伏。
但東江縱隊和香港地下黨以大無畏信念、在復雜環境中的鬥爭技巧，完成了轉移香港民主人士的任務，掐滅了日本人挾持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為其侵略服務的野心。
營救英國人及國民黨家屬的行為，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對推動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外國勢力的關系也有所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