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5-22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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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中國古代法制文明發展的又一高峰。這時不僅湧現出了諸如範仲淹、王安石等心憂天下的士大夫，還出現了像包拯、宋慈等著名的司法官員。尤其是包拯，其事跡被後世的戲劇、影視等藝術形式進行了多重加工與演繹，最終形成了「包青天」的形象，成為古代司法公正的重要象征。在眾多關於包青天的傳說中，有一個名叫「雙釘記」的故事，其情節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而這個故事在歷史上也確有其事。只不過這一事件的主理官員並非包拯，而是同為北宋名臣的張詠。

張詠（946—1015），字復之，北宋著名官員。少年任性，不拘小節，太平興國五年（980）考中進士。他在擔任益州知州期間，不僅勸課農桑，發展經濟，還推動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的出現。由於政績突出，宋真宗贊嘆「有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了」，足見其才能卓越。而「雙釘案」正是在其治蜀期間發生的……

明察秋毫：路遇殺夫案

中國古代案例集【折獄龜鑒】卷五記載了這件「雙釘案」的始末：

張詠尚書鎮蜀日，因出過委巷，聞人哭，懼而不哀，亟使訊之。雲：「夫暴卒。」乃付吏窮治。吏往熟視，畧不見其要害。而妻教吏搜頂發，當有驗。及往視之，果有大釘陷其腦中。吏喜，輒矜妻能，悉以告詠。詠使呼出，厚加賞勞，問所知之由，令並鞠其事。蓋嘗害夫，亦用此謀，發棺驗屍，其釘尚在，遂與哭夫俱刑於市。

從史料記載來看，雙釘案的案情比較簡略。大致是講：張詠在治理蜀地期間，一日外出，路過偏僻的小巷之時，突然聽到有婦人在哭。哭聲雖然恐懼，卻令人無法感到哀傷。這一下就引起了張詠的註意，於是他派遣吏員前去一探究竟。婦人說：「丈夫突然死了。」這讓張詠感到更加可疑。因為按常理，丈夫去世，作為妻子不可能沒有哀傷之情。於是，他將婦人帶回官府，交給吏員審理，以查明真實情況。

現代如果出現命案，往往需要法醫進行司法檢驗。宋代也是一樣，對於可疑的案子，也需要派出仵作等專業人士對屍體進行詳細地初檢與復檢，以明確死因，確定證據。南宋時期的法令集【慶元條法事類】中載有檢屍格目 [驗狀（驗屍報告）的輔助檔] 的完整形式，中國古代的法醫學著作【洗冤集錄】中還載有「檢驗正背人形圖」，詳細地區分了人體的致命處與非致命處。

然而，當吏員前往屍檢時，卻並未找到有什麽致命的傷痕。他一籌莫展地回到家中。他的妻子見狀詢問事情經過，便胸有成竹地對吏員說：「你去看看死者的頭頂的發髻，或許能發現什麽。」吏員將信將疑，返回現場，照著妻子的話，檢視了死者頭部。不料大吃一驚，果然在死者頭頂發現了一顆大釘子，深深地陷入死者的腦中。吏員趕緊將這一情況報給張詠。張詠提審了死者的妻子，面對官府的檢驗結果，婦人只好供述了殺害親夫的犯罪事實。自此，真相大白。

尋根問底：離奇犯罪手法牽扯案中案

如此離奇的犯罪手法讓吏員的妻子發現，使吏員不禁對妻子刮目相看，逢人便誇耀妻子的賢能，並在張詠詢問破案經過時，詳細地將妻子的提醒進行了匯報。按理說，案件發展到此，兇手已經供認不諱，就該判刑結案了，但是張詠感到十分好奇，一個婦道人家怎會知道如此怪異狠毒的犯罪手法呢？

張詠讓吏員將他的妻子帶到衙門裏來。厚加勞賞之後，張詠問出了心中疑惑，可吏員的妻子卻支支吾吾，顧左右而言他。這引起了張詠的警覺，作為司法官員，常年的職業訓練使他能夠註意到任何可疑的蛛絲馬跡。

「這不是你的原配吧？」張詠突然向吏員詢問道。

吏員果然回答：「是再嫁的」，並且補充道其妻子的前夫乃是病死，這才改嫁於他。

這一回答使張詠進一步確定了心中猜想。於是，他一面派人繼續審訊吏員妻子，一面找到其前夫墓地，發棺驗屍，竟然在其亡夫的頭頂也發現了一顆大釘子！原來，吏員的妻子曾經以同樣的犯罪手法殺害了丈夫，並謊稱丈夫是病死，才改嫁吏員，所以才會熟知這種怪異的犯罪手法。這種方法能造成身體沒有傷痕的假象，騙過了吏員的檢驗，但最終在明察秋毫的張詠面前露出了馬腳。

宋代基本法典【宋刑統】規定：

「諸謀殺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斬。」

在中國古代「夫為妻綱」的社會背景下，謀殺親夫乃是重罪，因此，「雙釘案」中的兩位兇手均被處以極刑。

除了「雙釘案」的故事，在【折獄龜鑒】中，還有莊遵和韓滉兩名官員斷案之事。它們與「雙釘案」的情節如出一轍，均是聞聽婦人哭聲的怪異，進而發現以釘子釘入頭部殺害親夫的犯罪。正如春秋時期的子產所言：

「夫人之於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其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奸也。」

而張詠能夠發現犯罪，也正是因為察覺出了婦人哭聲「懼而不哀」。盡管這一系列小故事可能是後人附會而成，但是古今雖殊，事理無異。子產的話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

良吏善法：雙釘案背後的宋代法制建設

雙釘案得以勘破，其重要原因有兩點：一是得益於司法官張詠超乎常人的洞察力；二是案件偵訊過程中，屍體檢驗的套用。這兩點的出現恰恰得益於宋人對法制的不斷完善。

趙宋政權建立在五代十國分裂割據的局面之上。為避免五代時期司法黑暗、軍事政權草菅人命的現象，宋朝的統治者認為「法制立，然後萬事有經，而治道可必」，著力重建法制秩序。立法上，不僅沿襲唐律制定基本法典【宋刑統】，還廣泛地開展編敕（指將一個個單行的敕令整理成冊，上升為一般法律形式的一種立法過程），使得國家各項事務「有法可依」。司法上，構建將審與判分離，由不同官員分別執掌的鞠讞分司制；以及保障犯人申訴權利，減少冤假錯案的翻異別勘制等。

而正如荀子所提出的著名論斷：「有治人，無治法。」兩宋統治者在力行法制的同時，也十分註重司法官吏的選拔和任用。

熙寧四年（1071），神宗下詔創立新科明法科（針對科舉士子的法律考試）；同時，除進士科外，明經科以下全部廢除——意圖透過這種辦法，鼓勵士子改學法律。在這次的科舉改革中，新科明法取消了經、疏等儒家經義內容，專註考察【刑統】大義和斷案，而且新科明法的地位大幅提升，「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註司法，敘名在及第進士之上」。這些政策使得士子對「學法」抱有極大熱情。

除此之外，宋代還有專門針對現任及任滿遷轉官員的試刑法，其目的在於選拔高級法官。它與科舉考試不同，是由刑部、大理寺等中央司法機構主持的，針對官員的法律考試。其應試標準也較明法科嚴格，此後雖放寬參試條件，但反而擴大了應試範圍，提高了官僚隊伍的整體素質。關於試刑法的考試內容，真宗鹹平六年（1003）十二月規定：

自今有乞試法律者，依元敕問律義十道外，更試斷徒已上公案十道，並於大理寺選斷過舊條律稍繁、重輕難等者，拆去原斷刑名、法狀、罪由，令本人自新別斷。若與原斷並同，即得為通。如十道全通者，具狀奏聞，乞於刑獄要重處任使。六通以上者亦奏加獎擢，五通以下更不以聞。

試刑法不僅考察法律的基本原理、立法原意等，還挑選大理寺所判決的疑難案件，只保留案情，將其作為案例分析題，讓應試者重新擬判。只有應試者的擬判與大理寺原判相同，才能合格。根據成績劃分等級，十道案例分析全部合格者，將擔任司法要職。六道合格及以上者，也會給予相應的獎賞。此後，仁宗、神宗等皇帝均對試刑法進一步完善，以適應官僚隊伍建設的需要。

除了選拔良吏之外，雙釘案背後還反映出宋代司法檢驗制度的發達。其實，自西周始，我們就有一套比較科學的「測謊技術」（五聽決獄）。【周禮·秋官·小司寇】記載「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

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毦然）。

也就是在審訊時透過觀察嫌疑人的神態、語氣、言辭等來判斷供詞之真假。前述以哭聲判斷事有蹊蹺實際上也屬於五聽。宋代仍然重視五聽斷獄，以口供作為定罪的決定性證據，但這種導向往往催生刑訊逼供。中國古代的立法者為了防止刑訊逼供的濫用，一方面限制刑訊的範圍和頻率，一方面始終在提高物證的重要性。【宋刑統】規定：

「若贓狀露驗，理不可疑，雖不承引，即據狀斷之。」即在物證確鑿的情況下，可以據此定罪，不需口供。

宋代正是中國古代物證理論的發達時期。【折獄龜鑒】一書收錄395個案例來介紹治獄之道、破案之法，並提出了審案需要「察情」與「據證」並重，要求將二者兼用，互相補充，互相印證。據證就是收集與案件有關的物證，並據以定罪。可以說，雙釘案的破獲是人和制度共同作用的結果。具有較高法律素養的張詠於細微之處發現異樣，推動這件不起眼的事件進入司法程式，透過細密完善的司法檢驗制度找到證據，最終伸張了法律的正義。

正是良吏與善法的雙管齊下，推動中華法制文明在宋代走上又一個高峰。

參考文獻：

1.（南宋）鄭克：【折獄龜鑒】卷5，【察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71頁。

2.（北宋）竇儀等編：【宋刑統】，嶽純之點校，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34頁。

3.（南宋）鄭克：【折獄龜鑒】卷5，【察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71頁。

4.【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43，慶歷三年九月丙戊。

5.【荀子·君道】。

6.【宋史·選舉誌】。

7.【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五之三三。

8.【周禮·秋官·小司寇】。

9.（北宋）竇儀等編：【宋刑統】，嶽純之點校，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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