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菲利普·D·摩根
轉譯丨周晨昭 校對丨杜華
本文原刊於2005年第4期的【美國歷史學家組織雜誌】(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作者菲利普·D·摩根(Philip D. Morgan)為美國普林斯大學美國革命史講席講座(Sydney and Ruth Lapidus Professor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Era),代表作【對比奴隸: 十八世紀切薩皮克地區與低地地區的黑人文化】( Slave Counterpoint: Black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esapeake and Lowcount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曾獲得班克羅夫特獎和菲德烈·道格拉斯獎。 經菲利普·D·摩根教授授權,此文由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生周晨昭轉譯,杜華教授校對,小標題為譯者所加。
奴隸制經常被認為是一種美國南部的「特殊的制度」(peculiar institution)。
但是,奴隸制並不是美國獨有的。
在世界歷史上,幾乎每一個社會都或多或少經歷過奴隸制。
迄今為止,澳洲的原住民可能是唯一未曾經歷過奴隸制的群體。
而且,這一遺漏主要是因為缺乏證據,而非其他的原因。
因此,在全面的國際語境下來理解美國的奴隸制,本質上就是講述全球奴隸制的歷史。
受篇幅所限,這項任務基本不可能完成。
因此,本文將主要探討北美奴隸制的一些關鍵的先例,並試圖揭示北美奴隸制的獨特性。
本文希望在論述奴隸制的連續性和分析其重大變遷之間達成平衡;
訣竅在於提出先決條件、預期和聯系,但並不認為它們是決定性因素。
[1]
古典時期的奴隸制
美國奴隸制的幾個重要的前身可以在古典時期找到。世界歷史上只有幾個真正的奴隸社會,其中有兩個誕生於這一時期。奴隸社會(slave society)是指奴隸在其中占據較大比例(20%以上),並起到關鍵作用的社會。古希臘和古羅馬(或者至少是這兩個實體的某些部份或在特定的時期)符合這一定義,可以被視為奴隸制在新世界擴張的典範。特別是在羅馬,奴隸制與帝國擴張同步進行,帝國的偏遠地區提供了大量的奴隸,他們主要進入了義大利南部和西西裏島的大莊園(latifundia),從事大規模農業生產。把奴隸制與理性和普遍的法律相協調是古典時代的傳統,後來被美國的奴隸主所利用;古羅馬為現代奴隸制提供了重要的法律規則和正當理由。古代的奴隸制與新大陸的奴隸制存在諸多相似之處:任何年齡段的男性奴隸稱為「男孩」這種非人化的做法,將烙印和剃頭作為羞辱的方式,為奴隸取滑稽的名字(美國奴隸主只需使用古典名字即可延續這種做法),允許奴隸擁有「財產」(peculium)(部份和暫時享有一系列物品的能力),讓逃亡奴隸戴上金屬項圈的常見做法,以及為家奴穿上特殊的服裝。公元前1世紀,埃及出現了一部虛構的奴隸傳記——【伊索的一生】( Life of Aesop )。它揭示了任何奴隸社會都存在的焦慮和恐懼,其中一些性緊張的情節可以讓人聯想到之後美國的奴隸制。當然,古代奴隸制與現代奴隸制有著根本的不同,它是一種機會均等的制度:所有種族都可以成為奴隸。並且,奴隸制主要被視為一個社會制度,而不是一個經濟制度。古典時代的文化習俗也較為獨特:希臘人奴役被遺棄的嬰兒,羅馬人經常折磨奴隸以獲取證詞。盡管斯多葛學派願意承認奴隸的人性,但在古典時代,包括斯多葛學派在內的所有人,都從未認真質疑過奴隸制在社會中的地位。畢竟,亞里斯多德認為有些人是「天生的奴隸」。[2]
▲ 這幅插圖名為「在開羅的奴隸市場」源自【埃及和努比亞:來自大衛·羅伯茨在現場的繪制】( Egypt & Nubia: From Drawings Made on the Spot by David Roberts )中,展示了北非和中東奴隸貿易的悠久歷史。(圖片由國會圖書館印刷和攝影部提供,LC-USZC4-4043.)
跨撒哈拉奴隸貿易
最早利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人的是阿拉伯人及其穆斯林盟友。他們在七世紀就開始進行長途奴隸貿易,一直持續到了二十世紀。在此期間,數百萬非洲人被迫穿過撒哈拉沙漠,越過紅海和印度洋,被運往北非、地中海和波斯灣。雖然跨撒哈拉或印度洋奴隸貿易持續時間更長,販賣的女性奴隸更多,但販賣的非洲人口總數與後來的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相差不大,甚至可能更多。這些早已存在的奴隸貿易推動了奴隸市場的建立,為之後的大西洋奴隸貿易提供了便利。在某一時期,如果某地區存在著大量的黑奴,可能會爆發大規模的奴隸起義。例如,869年,在如今的伊拉克南部就爆發了奴隸起義,起義者是為被阿拉伯人稱為贊吉人(Zanj)的黑奴(主要來自斯瓦希裡海岸和更北部),他們在那裏從事為沼澤地排水等艱苦的工作。盡管【古蘭經】和伊斯蘭教法本質上不歧視膚色,而且穆斯林也奴役了許多所謂的「白人」,但是到了中世紀,阿拉伯人逐漸把最有辱人格的勞動形式與黑人奴隸聯系在一起。阿拉伯語中「奴隸」一詞「`abd」衍生出了「黑人奴隸」的義項。許多阿拉伯作家對黑人抱有種族歧視,中世紀的中東人對黑人的刻板印象可能傳播到了伊比利亞半島。[3]
長期存在的跨撒哈拉奴隸貿易表明,早在大西洋奴隸貿易之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就存在著奴隸制。在某些地方——也許是大多數地方——奴隸制往往是一種次要的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奴隸可以從外人變成家族的一員。而在另一些地區,尤其是一些已經伊斯蘭化了的政權中,奴隸制則更為重要,可以更明顯地發現奴隸遭到暴力虐待和經濟剝削,且缺乏親屬權利。這主要是因為非洲人口稀少,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依附關系,奴隸制只是其中一種;奴隸扮演著廣泛的角色,從農民到士兵,從家仆到管理人員。撒哈拉以南非洲存在各種族裔,這種分裂意味著幾乎沒有國家強大到足以阻止投機的非洲國王或商人從劫掠奴隸中獲利。那些反對出口奴隸的王國也沒有辦法阻止這一行為。由於非洲缺乏共同的宗教信仰,也沒有實作政治統一,所以並沒有形成「非洲人」這一概念。因此,非洲人可以奴役其他非洲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適應了熱帶氣候,習慣於農業勞動,能夠在嚴酷的流行病學環境中長大。因此,他們被認為是效率較高的奴隸。[4]
歐洲奴隸制在中世紀到近代早期的興衰
10世紀至11世紀,隨著歐洲經濟開始擴張,富裕的地中海地區得到了廣泛的關註。到了12世紀,地中海東岸建立了多個十字軍國家。威尼斯和熱那亞商人率先在這些被征服的阿拉伯地區發展制糖業,並向該地區提供奴隸。最初遭到販賣的是達爾馬提亞海岸的斯拉夫人。之後,切爾克斯人、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等黑海沿岸的居民也陸續被卷入奴隸貿易。正是這一時期,表示斯拉夫人的拉丁語單詞「sclavus」,成為英語中奴隸一詞的詞源(也是法語「esclave」,西班牙語「esclavo」,德語「sklave」的來源),並取代了不含種族色彩的拉丁語單詞「servus」。因此,在中世紀,歐洲絕大多數的奴隸是「白人」。制糖業逐漸從地中海東部,途經賽普勒斯和西西裏島,傳播到西部的加泰隆尼亞。白奴貿易也隨之擴散。這種貿易與後來的跨大西洋奴隸貿易非常相似,都具有復雜的組織結構,修建了堅固的堡壘,最終透過海運將奴隸販賣到多個國家的市場。但是,在1453年後,鄂圖曼土耳其人占領了君士坦丁堡,基督教歐洲主要的奴隸來源被切斷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成為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案。[5]
當時非洲有兩個勞動力來源。首先,長期以來的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阿拉伯商隊貿易為利比亞、突尼西亞以及西地中海地區提供了更多的黑人奴隸。其次,熱那亞的資本和技術增強了葡萄牙的海上力量,從15世紀40年代開始,葡萄牙人跨越大西洋在裏斯本進口了大量非洲黑人奴隸。不過,在十五、十六世紀,北非和穆斯林奴隸數量超過了在伊比利亞半島的黑人奴隸。然而,到了17世紀初,黑奴人數已有約1.5萬人,占裏斯本總人口的15%。非洲奴隸湧入伊比利亞半島,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黑海——地中海奴隸販運網路為新興的大西洋奴隸販運網路提供了大量販奴人員和相關技術。[6]
與此同時,制糖業正在向西擴張,尋找新的土地。因此,到了15世紀晚期,伊比利亞人開始在遠離他們海岸的大西洋島嶼上開拓殖民地。起初,他們驅使加那利群島上的關切人(Guanche)從事奴隸勞動。加那利群島的土著與柏柏爾人長相相似,西班牙和葡萄牙對他們的奴役暗示著之後加勒比、墨西哥、中美洲和巴西印第安人的命運。此外,大西洋上的馬德拉島(Madeira)和聖多美島(São Tomé)成為了在新大陸傳播種族奴隸制和甘蔗種植園的先驅。誠然,馬德拉島的奴隸數量有限,奴隸創造的財富通常很小,大部份的甘蔗是由小農和佃農提供的。但到了15世紀末,馬德拉島擁有歐洲最大的制糖業。之後,巴西人也效仿了它的經營模式,學習了它的生產技術,並很快成為大西洋世界主要的蔗糖供應國。從15世紀晚期到16世紀中期,幾內亞灣的聖多美島進口的非洲奴隸比歐洲、美洲與其他大西洋島嶼的總和還要多。另外,在聖多美島,奴隸的使用範圍非常廣泛,這與美洲很像。[7]
正當奴隸制在南歐復興之時,它在西北歐地區卻逐漸消亡了。經濟發展有助於解釋這種變化,但文化的限制也許起到了更關鍵的作用。在整個中世紀,基督徒經常彼此間犯下令人發指的暴行,但他們越來越避免互相奴役。顯然,基督教歐洲已經形成了一種團結的意識,有效地禁止了對歐洲同胞的奴役。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長期鬥爭無疑在這一行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1500年到1800年,穆斯林奴役了100多萬西歐人。其中許多人後來被贖回,並被視為自由的象征,這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歐洲人永遠不應該成為奴隸。然而,正是這些所謂的推崇自由勞動的國家,卻在美洲發展出了一套最為嚴酷的奴隸制度。正如大衛·布裏昂·戴維斯(David Brion Davis)所說,「這是一個驚人的悖論——世界上最早擺脫動產奴隸制的國家——如英國、法國、荷蘭,甚至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在17世紀和18世紀成為支持以非洲奴隸勞動為基礎的種植園殖民地的領導者。」他把這條分界線比作一條原始的梅森-迪克遜線(Mason-Dixon line),「畫在大西洋的某處,將自由土地的主權國家與奴隸土地的附屬國分隔開來」。[8]
新大陸奴隸制的興起
這一悖論說明了美洲事件的不可預測性。沒有哪個歐洲國家前往新大陸是為了奴役他人。歐洲人並沒有制定一個完整的計劃,實行奴隸制更多是在實用主義支配下的一個偶然的結果。歐洲人起初強迫印第安人勞動(實施「encomienda」,即一種半封建的貢稅勞役制度),但正如泰諾人(Tainos)在伊斯帕尼奧拉(Hispaniola)所發現的那樣,他們付出了代價。早期,印第安勞工數量快速下降。為了彌補短缺,西班牙征服者在16世紀襲擊了巴哈馬群島及其他島嶼,將五萬多名印第安奴隸從中美洲運到巴拿馬、秘魯和加勒比地區。同樣,大約從16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葡萄牙人在巴西依靠印第安人奴隸來生產糖。南卡羅來納早期也是依靠印第安人奴隸。在18世紀的頭十年,印第安人奴隸占南卡羅來納殖民地奴隸總數的三分之一。從1670年到1715年,在一場印第安人奴隸貿易中,多達5萬名來自卡羅來納和佛羅裏達的印第安人被賣到西印度群島和北部大陸殖民地。然而,使用印第安人奴隸存在一些基本問題。首先,印第安人認為任何型別的農業都是只適合女性的工作。其次,歐洲人對奴役印第安人的看法顯然是矛盾的,正如胡安·吉恩斯·塞普爾韋達(Juan Ginés Sepúlveda)和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於1548年在西班牙的著名辯論所揭示的那樣。最重要的是,印第安人非常容易感染舊大陸的疾病。印第安人奴隸無法存活足夠長的時間,這意味著主人難以獲得足夠的利潤。由於遭受災難性的損失,印第安人勞動力遭遇滅頂之災。在伊斯帕尼奧拉島上,在與殖民者接觸前,泰諾印第安人的總人數約為50萬,但半個世紀後就幾乎滅絕。在墨西哥中部,1500年時大約有1500萬印第安人。一個世紀後減少到150萬。這場災難的規模是驚人的。[9]
因此,歐洲人面臨著巨大的勞動力短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封鎖了通往黑海和波羅的海的通道。歐洲國家不再奴役基督徒戰俘。一些空想家談到奴役窮人或其他邊緣群體,但恢復歐洲奴隸制將面臨相當大的理論和實際難題。另一個權宜之計是運送囚犯,但他們的人數遠遠不夠。臨時奴役,比如契約仆,是最明顯和最廣泛使用的選擇之一,特別是在美洲殖民的早期。但是,如果仆人一直活了下來,他們終將獲得自由。所以,大多數仆人基本不會去最需要勞動力的地方。因此,非洲奴隸幾乎成為迄今為止最佳的勞動力。從1500年到1820年,約有900萬非洲奴隸被送往新大陸,而白人則不到300萬。就移民而言,新大陸的黑人多於白人。[10]
▲ 在巴西,對印第安人的奴役讓位於對非洲人的奴役,直到1888年巴西廢除奴隸制。這幅描繪了巴西的非洲人的畫作:【1819-1820年來自裏約熱內盧的小販】( 「Peddlers or Hawkers from Rio de Janeiro, Brazil, 1819-1820」 )出自亨利·張伯倫(Henry Chamberlain)的【巴西裏約熱內盧城市和周邊地區的景觀與服飾】( Views and Costumes of the City and Neighborhood of Rio de Janeiro, Brazil )。這些畫作由皇家炮兵中尉張伯倫於1819-1920年繪制,並附有描述性的解釋。(London, 1 822).
然而,奴隸制的重心並沒有立即轉移到大西洋西岸。直到1700年,非洲從奴隸出口中獲得的收入才高於貴金屬和香料的出口。另外,直到17世紀晚期,新大陸的黑人奴隸數量才超過舊大陸白人奴隸的數量(當時白人奴隸主要分布在信仰伊斯蘭教的中東地區、北非和俄羅斯)。馬格裏布(Maghrib)的白人奴隸數量相當多,他們發起了多次重大的叛亂。例如,1763年,艾爾及爾(Algiers)的4000名基督教奴隸發動起義並殺死了看守,這「可能是羅馬帝國末期至海地革命之間,大西洋和地中海世界最大的奴隸起義」。[11]
新大陸奴隸制的特點
如果非洲奴隸的實用性強,以及缺少可用的替代勞動力,足以解釋新世界種族奴隸制的發展,那麽種族主義完全與此無關嗎?反黑人的種族主義或原始種族主義(proto-racism)是否特別指向非洲奴隸,以滿足新世界巨大的勞動力需求?還是說只有在與黑人奴隸進行長期的互動之後,種族主義才會加劇?種族主義是從一開始就存在的,還是奴隸貿易發展的結果?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且本文篇幅有限,無法在此進行細致的討論。古希臘羅馬的藝術和文學作品中就有對黑人的較為誇張的描寫。雖然此類描寫很少,但最能說明問題。中世紀關於非洲人的形象,從黑魔法師到魔鬼的代理不一而足。在很多情況下,黑色與貶低之間有密切聯系。比如,在中世紀的歐洲,農民經常被描繪成「黑人」,因為他們在陽光下勞作並與泥土親密接觸;近代的俄國族甚至聲稱農奴的骨頭是黑色的。在西方文化中,黑色具有強烈的負面象征意義,讓人聯想到死亡和罪惡。不過,雖然存在這些消極的聯系,但歐洲人對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的態度十分矛盾。例如,中世紀的歐洲人並沒有主動將【聖經】中的含(Ham)與非洲聯系起來。相反,亞洲常常被認為是含的後代,含受到的「詛咒」也被歐洲人用來為其實施農奴制和奴役斯拉夫人辯護。但是,無論如何,在西半球,奴隸制與非洲人的後裔結下了不解之緣。動產奴隸制中普遍存在的對人的羞辱、非人化和野獸化,在新大陸與黑色結合在一起。種族因素也就成為新大陸奴隸制的最顯著特征之一。[12]
新大陸奴隸制的另一個最顯著特點是具有高度的商業性。雖然種植園——即大型的農業企業,它們要求盡可能地盈利,種植的作物多用於出口,並建立了等級制組織——在新大陸之外也可以找到,但種植園制度在新大陸發展到了頂峰。規模經濟、單元規模的擴大,幾乎完全使用黑人奴隸,勞動力高度商品化並受到高度的管制,以及嚴密的管理制度,都顯著提高了種植園的利潤水平。這種生產體系需要相當多的勞動力。早在17世紀30年代,一名遊客在造訪耶穌會會士位於巴西的一個蔗糖種植園時,生動地描述了當時令人難以忍受的恐怖景象:「人們的膚色像黑夜一樣,一邊忙碌地勞作,一邊呻吟,沒有片刻的寧靜,也不曾休息。即使是見過埃透納火山和維蘇威火山的人,看過這些混亂而又嘈雜的景象後,也會承認這確實是地獄的場景」。[13]
新大陸的奴隸制在內部也隨著時間和空間發生變化。其中最突出的有三點。首先,盡管在新大陸的所有地區,輸入的非洲男性都多於女性(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新大陸奴隸制的殘酷性,因為龐大的男性群體會帶來治安問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新大陸奴隸的性別比例趨向平衡。在這方面,北美的奴隸人口是最值得註意的,因為這裏的女奴數量增長最快,所以它成為世界歷史上為數不多、實作自我繁殖的奴隸群體之一。這種早期而迅速的自然增長解釋了為什麽北美購買的奴隸數量在整個跨大西洋奴隸貿易中所占的比例如此之小:只有大約5%。其次,與拉丁美洲或加勒比地區相比,北美對種族混合的容忍度也要低得多。人口統計學,尤其是白人男性與白人女性的比例(北美比拉美和加勒比更平衡),以及黑人女性的可用性,再次成為解釋這一現象的關鍵。不過,教會和文化習俗的作用也同樣重要,這些風俗在很大程度上基於舊世界的種族共存或隔離模式。
幾個世紀以來,西班牙人一直與穆斯林混居在一起;英國人在其位於愛爾蘭的定居點建立了特定的控制區。只有在北美,「黑人」這個極其武斷的概念——指任何據稱有明顯非洲血統的人——才被認為是一種顯著的恥辱。第三,在不同的社會,黑奴獲得自由的機會有所差異。除了美國獨立戰爭前後,其他時期,北美殖民地以及後來的美國各州對釋放奴隸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同樣,人口統計學——白人和黑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和經濟和文化因素一樣具有一定的解釋力。[14]
很難將北美的奴隸制視為一個整體,它包括各種形態:新英格蘭地區與奴隸關系密切的「家庭奴隸制」;大西洋中部地區的混合了奴隸勞動和勞役勞動奴隸制;切薩皮克地區的奴隸制以父權制的小種植園為主,混合了農業和煙草業,存在大量本土出生的奴隸;低地地區奴隸制主要由非個人化的大種植園組成,主要生產棉花和靛藍,非洲黑奴的數量更大。此外,在邊境地區還存在何種形式的奴隸制:在下密西西比河谷,有一個充滿流動性的跨種族聯盟世界;在西屬佛羅裏達,存在一個由逃奴和前奴隸制構成的自由的世界;在法屬加拿大,印第安人奴隸從聯盟的象征變成了可供交換的商品。[15]
種族奴隸制在新世界的殖民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這種制度既不是一種異常現象,也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部份。相反,奴隸制的發展,是支配西半球發展行程的一個嚴酷而不可抑制的主題。北美(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新大陸)奴隸制最為本質的特征是:以種族為基礎,實作了徹底的商品化。自由與奴役之間的對立日益明顯,因為對奴隸的貶低,讓他人獲得了解放,使得他們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夢想著自由與平等。這是美國最核心的矛盾,即一個以自由立國的國家卻根植於奴隸制之上。美國夢總是有其黑暗的一面。然而,追夢者最終會努力擺脫噩夢。同時,受害者也在竭力改變這一現實。與以往其他形式的奴隸制不同,新大陸的奴隸制並不是在一段較長的時間中逐步消亡,而是戛然而止。解放奴隸的過程僅持續了一百多年:從1776年費城出現第一個反奴隸制協會,到1792年裏程碑式的海地革命,再到1888年巴西廢除奴隸制。一個實施了上千年的制度在大約一個世紀內消失了。因此,北美奴隸制最後一個特點就是廢除行程如此快速和新穎。[16]
(註釋從略,請參考原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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