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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2023|兩周考古:明昭有周,日靖四方;楚地千裏,逍遙來東

2024-06-21歷史

又是一年「考古時」。即日起,「考古2023」系列稿件將陸續見刊,這是澎湃新聞·私家歷史連續第五年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請多位學者撰寫總結性稿件,對過去一年中國的重大考古發現做全時段、全方位梳理,以饗讀者。

文|王含元

2023年是田野考古工作全面恢復、多點開花的一年。 就兩周時期本年度的工作而言,強調延續性的主動發掘計畫堅持問題導向,工作穩步推進,認識持續深入; 配合基本建設和搶救性發掘計畫雖面臨時間緊、任務重、保護壓力大等諸多困難,但仍取得了可喜成果,其中不乏具有填補空白性質的重大突破。 總體上可分為西周時期、東周時期和邊疆地區三個部份加以簡要梳理。

西周時期的王畿與四方

回望兩周,自然當始自周原。陜西周原遺址近年來的工作一直圍繞先周時期大型建築和西周時期城址展開。本年度完整揭露了目前所見先周文化晚期規模最大的建築基址王家嘴一號建築,並開始發掘與北側年代相近的三號建築。王家嘴一號建築的形制與年代稍晚的鳳雛甲組比較相似,體現先周晚期至西周早期周原地區高等級建築布局觀念的延續性。另一方面繼續著眼於西周時期的框架性遺跡和遺址功能布局,特別是對城垣體系的探索取得了新進展,除確認大城西墻南段、發掘大城西南角,明確大城興廢年代之外,更為重要的是本年度在小城內的北部新發現了一座宮城,這一新發現暗示周原遺址至遲在西周晚期很可能存在三重城垣。既往發掘的鳳雛甲組至F10建築群正是位於新發現的宮城內北部,盡管鳳雛建築群的具體性質尚有討論的空間,但其應是周王室重要的禮儀和政治活動場所無誤,對宮城南墻的解剖發掘還顯示墻的外側有寬而深的壕溝,防禦設施完備,更凸顯其重要地位。但需重視的是宮城、小城始建年代比較接近,均在西周初期或早期,而大城系西周晚期擴建,自先周至西周晚期周原聚落核心區經歷遷移和擴張,這一歷時性變化過程將是未來深入探討周原與豐鎬兩遺址之間關系的重要抓手。

陜西周原遺址目前所見西周時期的城垣系統

同為西周時期重要都邑性遺址的豐鎬遺址近年側重於手工業生產和管理的探索。本年度繼續在豐京大原村制陶作坊遺址開展工作,發現西周時期陶窯1座、灰坑10個(含陶窯操作間)、墓葬3座、水井1座、溝1條,出土陶器、制陶工具、殘次品等遺物200余件。透過多年工作已明確該遺址的主體年代為西周晚期偏早階段,主燒夾砂褐陶微分襠疙瘩鬲,產品主要供應豐鎬遺址本地消費,與周原遺址形成不同的產品體系。

在西周王畿地區以外的各諸侯國境內,燕國和齊國的延續性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果。

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自2019年重新開機田野工作,本年度見諸報道的資訊不多。可知一方面延續在城內高等級建築區的工作,揭露二號建築基址改擴建範圍、三號夯土井及其附屬建築,獲取了一批蔔骨、原始瓷殘片等提示高等級建築存在的遺物。夏商周三代的都邑性遺址都曾發現過夯土井,但琉璃河三號夯土井532平方米的夯土基礎面積仍是非常驚人的,遠超周原雲塘、齊鎮建築群J1的面積,那麽解明夯土井和周圍建築的關系以及整個建築群的性質將成為重中之重。另一方面在城外北部清理了一批西周時期低等級墓葬和動物祭祀坑,部份墓葬有腰坑殉狗,提示墓葬很可能與殷遺民有關,這是在黃土坡村西北所見殷遺民墓葬之外的一處新墓地,對於了解琉璃河遺址的人群空間無疑是新的突破。此外,這批墓葬和祭祀坑打破疑似壕溝一條,1996年琉璃河考古隊曾在北城墻中部開設探溝對北城墻和城外護城河進行解剖發掘,本次又發現城外北側有壕溝跡象和相關打破關系,二者之間是否有關聯將關系到對琉璃河城址以北區域的功能和布局的認識。

山東高青陳莊遺址曾發現西周早期城址和東周時期的環壕聚落,是探索早期齊國的重要遺址。因配合小清河復航,本年度重新開機發掘工作,發掘區選在城址中心地帶,主要發現有西周時期的3處夯土基址、4座「甲」字形墓葬和5座小型貴族墓。其中夯土基址被西周中期墓葬打破,其營建和使用應均在西周早期,與陳莊城址的使用同時。這9座墓葬的形制與此前已發掘的同類墓葬相似,「甲」字形墓M39出土青銅器銘文顯視器主與「引」有關,既往出土「引簋」的「甲」字形墓M35年代屬西周中期晚段,M39年代也應與之相當,晚於出土多件「豐」器的西周早期墓葬M18。其他小型貴族墓年代亦應屬西周中期。值得註意的是,本年度發掘的小型貴族墓中有2座墓主人系俯身葬,為此前該遺址中所未見,尚不明確反映的是性別、人群還是其他差異。現階段仍無法定論陳莊遺址是否為齊國初都營丘,特別其城址面積不足4萬平方米,遠不及同時期作為燕國始封地的琉璃河,似乎不具備周初重要諸侯國都城的規格。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必然與齊國公室密切相關,且從西周早期至中期存在性質功能和所屬家族的改變。

山東高青陳莊遺址M39

山東高青陳莊遺址墓葬出土陶器組合

長江中下遊地區本年度則湧現出一批重要的新發現,特別是繼赤壁大湖咀遺址之後,湖北省境內又發現兩處屬西周時期的存在鑄銅活動的一般性遺址。

其一為地處大別山西南的武漢新洲曾家墩遺址。本年度發現並清理了一批西周中期的灰坑、墓葬和房址,且在遺址邊緣地帶發現了大量木炭和紅燒土堆積,出土了青銅錠、熔爐殘壁、銅渣、陶鼓風管等鑄銅相關遺物,還出土了一件保存完好的用於鑄造銅鏃的石範。從公布的遺跡平面圖來看,灰坑與墓葬互有打破。文化面貌明顯受周文化影響,形成了一套具有多種文化因素的器物群,總體上看與距其不遠的麻城吊尖遺址非常相似,雖有來自東南方向大路鋪文化的影響,但二者間仍存在明顯差異。近年新洲的倉埠地區集中發現了包括曾家墩在內由4處西周時期的墩台遺址構成的遺址群,既往也在鄂東北地區發現了幾十處墩台遺址,但經科學發掘者不多,曾家墩遺址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填補區域考古學文化空白的意義。其鑄銅活動從目前公布的資訊來看似乎以鑄造小型器物為主,吊尖遺址也曾出土用於鑄造魚鉤的石範,而大路鋪文化社會的冶鑄活動也似乎偏向零散分布,但尚需更多發現來確認在大別山南麓地區是否存在不同聚落各自鑄造小型器物的共性特征。

湖北新洲曾家墩遺址出土陶器舉例

湖北新洲曾家墩遺址出土石範

其二為地處隨棗走廊東部的隨州夏家灣遺址。該遺址距葉家山曾國墓地直線距離約60公裏,西周時期遺存多見灰溝、灰坑和燒面遺跡,出土了大量鬲、豆、罐、甗、盆等陶器殘片,箭鏃等銅器和鹿角、豬頜骨、牛牙等動物牙齒或骨骼,還發現了坩堝殘片。發掘者認為鑄銅遺物、燒面遺跡和銅器的存在共同指示了該遺址的功能和性質。此前在緊鄰葉家山墓地的廟台子遺址也曾出土陶範、鼓風管、銅塊等鑄銅相關遺物,廟台子遺址被認為是西周早期曾國的政治中心,而夏家灣遺址系一般聚落,兩相對比或可形成對西周曾國不同層級聚落內鑄銅手工業情況的系統性認識。另一方面,曾家墩、夏家灣兩處遺址圍繞江漢平原的邊緣分布,均位於「金道錫行」的重要通道沿線,聚落等級亦接近,但二者的文化內容和背後所代表的國別、人群並不相同,亦有開展對比研究的空間。

浙西的衢州地區近年重要發現頻現,先後對衢江西周土墩墓群和石角山-黃甲山古城遺址開展發掘工作,推測可能屬姑蔑古國的遺存。本年度為配合基本建設搶救性發掘了雲和獨山土墩墓群。該遺址西北距衢江一百多公裏,可分為北崗、南崗和南北崗之間三個墓區,墓葬基本為土坑石床墓,墓外多有器物堆,墓葬隨葬品有青銅器、原始瓷、石器等,其中青銅器中不乏屬中原文化因素者,原始瓷與衢江既往土墩墓中所見比較相似。據報道,北崗墓區多青銅器墓,等級略高於其他兩個墓區,但獨山土墩墓群整體等級並不高,與孟姜村、廟尖山等高等級墓葬群的等級差異十分顯著。

浙江雲和獨山土墩墓群M28出土燕尾銅矛

東周時期的各諸侯國

本年度東周時期各國的發現以楚國為最多,其中最受矚目者當屬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

武王墩墓位於壽縣古城以東,與李三孤堆墓大致呈南北一線。以主墓即武王墩一號墓為核心,與外圍的車馬坑、祔葬墓、祭祀坑和陵園圍壕等重要遺跡共同構成一處戰國晚期楚國最高等級的貴族獨立陵園。主墓為一座大型「甲」字形墓葬,有底徑超130公尺、高約16公尺的覆鬥狀封土,墓室平面近方形,邊長約50公尺,東西向,墓道在東側,長約42公尺,車馬坑在西側。槨室呈「亞」字形,有8個側室,中央槨室內設有棺室。從規模來看,其陵園面積、車馬坑長度超過熊家冢楚墓,封土底徑、墓道長度也比推測為楚幽王墓的李三孤堆墓更長。顯然武王墩一號墓應是一座楚王墓,墓主人可能正是遷都壽春城的楚考烈王。武王墩墓的科學發掘將填補楚國最高等級墓葬發現的空白,更重要的是該墓年代上處於戰國晚期,也是楚國勢力重心轉向東方的時期,武王墩墓將成為江淮地區楚漢文化之先聲的重要實證。

除主墓以外,雖然目前對武王墩陵園圍壕的範圍、走向以及陵園功能布局已經有了初步了解,但尚待更多工作。楚國至遲在戰國早期已經形成了以王墓為核心的獨立陵園制度,但迄今楚王陵園的發現主要集中於江漢平原西部的紀南城周邊,對楚都東遷後的楚王陵園制度了解不甚清晰,例如楚王夫婦南北並穴制度的消亡就是值得註意的現象之一。

安徽淮南武王墩墓地遺跡分布示意圖

距武王墩墓地十余公裏外,壽春城遺址的發掘工作也在同步進行。近年壽春城的工作主要圍繞尋找城墻和城址四周展開,在壽縣古城正南略偏西新發現一處城墻遺跡,初步判斷年代與西南小城遺址相當。新發現的城墻遺跡被發掘者暫稱之為「壽濱古城」,位於壽春城遺址西部正中,且經勘探發現其西墻超出南墻、北墻的範圍而繼續向南、北兩側延伸,發掘者稱楚壽春疑似外城可能與壽濱古城共用一部份西墻。發掘者目前推測楚壽春城面積約14.6平方公裏,略小於紀南城,整體上位於壽縣古城的東南部。如果壽縣古城為楚壽春的宮城,那麽宮城將處在外城西北角,且部份突出於外城城墻。類似的布局可見於臨淄齊故城,但其宮城突出於外城西南角,略有差異。但更重要的是早於壽春城的楚都紀南城、淮陽陳城平面形狀均比較規整,紀南城的宮城位於城內中部略偏東南也是相對明確的,則與目前推測的壽春城在規劃觀念上存在較大區別。總之尋找壽春城城墻的工作目前已取得了較大進展,但仍需更多解剖試掘進行確認。

安徽淮南壽春城遺址歷年主要發現分布

安徽淮南壽春城遺址壽濱古城勘探平面圖

在湖北省境內,楚都紀南城周邊的秦家咀墓地值得關註。秦家咀墓地位於紀南城東約一公裏的廟湖北岸,雨台山墓地之南,屬紀南城近郊。繼上世紀80年代的工作之後,本年度重新開機發掘,清理中小型楚墓數百座。墓地中部屬戰國中期的M1093中出土了大量楚簡,出土楚簡揭取編號3910枚,字數約30000字,是目前所知單座墓葬中出土楚簡數量、文字最多者,記載的內容亦具有突破性。除楚簡外,墓地的布局特征亦值得重視。秦家咀大部份墓葬的墓向為東西向,符合戰國楚墓的一般特征,卻不同於流行南北向墓的雨台山墓地。秦家咀與雨台山墓地相距不遠,整體等級接近,均為埋葬低等級貴族和平民的邦墓地,那麽墓向的區別很可能表示楚都城近郊同時存在楚人墓地和外來人群墓地,體現的仍是「各以其族」的族葬制。

湖北荊州秦家咀墓地M1093頭龕內出土竹簡

本年度東周秦國相關重要發現亦不少,主要集中於春秋秦國核心區的寶雞地區,包括都邑、墓葬和祭祀遺址三類。

春秋早期秦人東遷入關中地區,秦文公於「汧渭之會」營建都邑,進一步,文公「汧渭之會」與非子始封地「秦邑」是否為同一地點仍有爭議,因此找到「汧渭之會」在早期秦文化研究中就顯得尤為重要。陜西寶雞魏家崖遺址正是位於汧、渭兩河交匯處以東的夾角地帶,遺址總面積約100萬平方米,發現有居址和墓葬,遺存的主體年代屬春秋早期。近兩年的工作不僅發現有五鼎四簋的春秋早期高等級秦人墓,而且還有一批西周時期的小型周人墓。魏家崖遺址在地理位置、遺址規模、主體年代特別是高等級秦墓的年代等方面均與「汧渭之會」比較符合,但西周時期的發現仍顯單薄,尚不足以定論「秦邑」之所在。

陜西寶雞魏家崖遺址M4頭廂發掘現場

墓葬方面值得關註的工作來自寶雞雍城秦公一號大墓車馬坑。大墓的南側有車馬坑2座,其中2007年發掘的一號坑規模小,坑底僅擺設五組車馬。出土馬骨的DNA研究顯示部份馬可能有來自土庫曼馬種的基因,並且這類基因型在東周時期的西北地方和長城地帶並不罕見,這不僅涉及秦人與戎狄的關系問題,更關系到騎馬術在中國境內的出現與傳播。二號坑位於大墓東墓道南側,呈「凸」字形,其規模不僅遠大於一號坑,而且也大於目前發掘的其他秦墓陪葬車馬坑。本年度啟動第4次發掘,但尚未公布詳細情況。此前發掘已清理大量盜洞,並對通道和坑體東端進行解剖式發掘,明確坑內結構與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十分相似,以生土隔梁將坑內空間縱向分隔為三條巷道,每條巷道兩側有壁槽,用以搭蓋木棚。

秦文化考古中最令人期待的無疑是秦東陵一號墓的工作。該墓本年度完成保護大棚主體結構的搭建並基本清理完墓上封土,未來幾年內將持續開展發掘。

祭祀遺址的發現主要是寶雞下站遺址,2018年以來的工作確認該遺址為一處春秋至西漢晚期的大型祭祀遺址,即文獻記載中秦漢設「雍五畤」中秦宣公所設「密畤」,至此「雍五畤」已發現其四。下站遺址總面積約23萬平方米,目前清理祭祀遺跡99個。這批祭祀坑形制多樣,可分為長條形、長方形、洞室三大類,坑內埋藏的主要遺物也有動物、車馬、模型車馬等不同種類,還出土大量銅器、玉器、金器等。祭祀坑形制與埋藏遺物均存在歷時性變化,為探討從春秋中期秦國至大一統漢帝國的六百余年間國家祭祀和禮制的變化提供了可靠的實物資料。

秦雍城遺址與寶雞地區祭祀遺址(四畤)位置圖

陜西寶雞下站遺址出土帶「密」字陶文陶片

晉陜地區還有一些持續性工作本年度取得了新進展,特別是在晉陜交界的南部近年持續有周代封國相關的重要發現。被認為是「京」邑的陜西韓城陶渠遺址,本年度在大中型墓葬區南部新發現了目前規模最大的「甲」字形大墓M36,以及目前高等級墓葬中唯一保存完整的M41;在高等級建築區揭露建築基址一處;在西趙莊地點清理小型墓葬4座。陶渠遺址與梁帶村芮國遺址直線距離僅22公裏,M41出土銅容器總體特征與梁帶村M28相似,年代也應相近,發掘者判斷為春秋早中期之際,但該墓所出簋和壺的附足形態富有特色。「京」為嬴姓,雖然與姬姓芮國位置臨近、隨葬品風格接近,但葬俗迥然不同,墓向為東西向,多為西北西,中型墓M32有腰坑殉狗,二層台上有呈屈肢的殉人,確與秦人相似。陶渠遺址作為周代畿內罕見的異姓封邑,年代又集中在春秋早中期,當與周王室東遷後的周代封國變遷有關。另一方面,韓城地區所在的南流黃河沿岸也是溝通中原與北方的重要通道之一,既往在梁帶村和劉家窪兩處遺址中均發現了典型的戎狄文化因素,陶渠亦不例外,其與戎狄文化接觸的深度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陜西韓城陶渠遺址M41出土銅容器

山西垣曲北白鵝墓地新發掘規模、等級有別的墓葬4座,部份墓葬的銅容器上仍有銘文。

山西聞喜上郭-邱家莊對上郭古城東城墻進行解剖,明確該城墻在春秋早期修築並使用,至中期廢棄,城址作為一般居址沿用至戰國初期;在城內西北部進行發掘,從分布大量居住遺跡到零散墓葬的變化過程與東城墻的營建與廢棄互為印證,灰坑中出土一件完整的銅鍑和兩件陶鼓風管。新發現的一千余塊春秋早期陶範、大量銅渣等鑄銅活動相關遺物,填補了這一時期範鑄資料的空白。春秋早期晉國腹心地區的範鑄資料,上可與周原李家鑄銅作坊相接,下可與侯馬牛村、白店鑄銅遺址以及鄭州大學發掘的滎陽官莊遺址陶範相比,甚至可以作為兩周之際三晉兩周地區範鑄工藝的標尺資料,意義重大。同時,上郭古城面積達四十萬平方米以上,周邊曾出土「刖人守囿」銅車、「荀侯匜」、「子範編鐘」等銘文銅器及其他高等級遺物,邱家莊墓地也有高等級墓葬分布,基本符合都城的規格。但上郭城址規模不大,若屬晉小宗桓叔的「曲沃」,似乎不像「曲沃邑大於翼」的樣態。該城究竟是曲沃,還是申生之「新城」,還是魏采邑,還是晉小宗宗廟所在,目前證據都還不足。但對城墻的解剖厘清了其興廢年代,春秋早期是其作為都城最為繁榮的階段,與文獻記載「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經「曲沃代翼」後,曲沃主要作為宗廟所在而非政治中心這一過程相符合,是上郭古城就是「古曲沃」這一觀點的有力證據。

山西聞喜上郭古城遺址T19H2③出土銅鍑

浙江紹興地區越國核心區的大型聚落遺址也有新發現。亭山遺址群以亭山為核心,由周邊其他9處大型聚落遺址共同組成,各遺址內部又普遍存在較為明確的功能分區,很可能是越國政治中心的組成部份,其中亭山遺址在北區揭露出臨水碼頭和祭祀坑,南區則發現在人工台地上修築的大型建築基址。此前東周越國的發現以墓葬為主,近年紹興地區的工作極大補充了既往對東周越國聚落形態認識的不足,為越文化的研究增添了居住、祭祀、鑄銅等多方面的材料。

浙江紹興亭山遺址南區大型建築基址

其他東周時期的重要遺址如山東臨淄齊國故城「稷下學宮」遺址、南馬坊墓葬、鄒城邾國故城,河南商丘宋國故城遺址、葉縣焦莊遺址、滎陽南城遺址,河北容城南陽遺址、白龍遺址,江西樟樹國字山戰國墓及築衛城遺址等地也在持續開展工作。湖北京山蘇家壟遺址在與鑄銅業相關的羅興地點新發現一批早期鐵器,江蘇連雲港地區新發掘了尤莊、李莊兩處重要的制鹽相關遺址。

兩周時期的西南和北部邊疆

本年度兩周時期邊疆地區的發現不算太多,但在西南地區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內蒙古中南部、新疆地區亦有所收獲。

兩周時期的西南地區文化面貌復雜,四川鹽源老龍頭墓地是本年度該區域內公布的最重要發現。該墓地規模龐大,是目前西南地區發現數量最多的墓地,至今共清理墓葬1893座,出土遺物達7000余件(套)。墓葬年代自商末延續至西漢早期,可分為三期,葬俗、隨葬品組合各有不同,時代特征鮮明。鹽源地區雖然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盆地,但處在連通甘青、川西與雲貴的重要地理走廊上,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其文化面貌的復雜性。此前學界對老龍頭的興趣多集中於其獨具特色的青銅器群上,以枝形器為代表的本地青銅文化是其底色,來自滇文化和北方草原地區的影響亦不容忽視;隨葬陶器方面以各類雙耳罐為主,雖與滇文化主要器類不同,但滇西北的寧蒗、德欽等地皆有類似的發現,從形態看很可能與北方的寺窪文化有所關聯。

除文化面貌的復合性及由其衍生的文化交流問題之外,老龍頭墓地的葬俗存在顯著的歷時性變化,是否還暗示著人群也存在復雜的變遷與融合?其中東周墓葬流行的疊葬,即分層叢葬的葬俗常見於滇文化墓葬中。而頭蹄葬一般被認為與北方主營牧業的人群有關,老龍頭戰國至西漢大型墓葬中常見頭蹄葬,其中殉馬占據一定比例,大量青銅馬具、枝形器上的騎馬形象、三輪馬車模型、動物紋青銅器等遺物的出現,均暗示著老龍頭人群與南下的乘馬駕車人群或許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除此之外,該遺址西周至春秋時期大量出現鑄銅工匠墓,也極為值得重視,對當地的銅器生產、技術來源和鑄銅業組織管理等問題來說都是突破性的發現。

四川鹽源老龍頭墓地發掘區總平面照

四川鹽源老龍頭墓地M115出土銅枝形器

四川彭州竹瓦街遺址在上個世紀曾兩次發現青銅器窖藏,引起學界的重視。這兩批銅器年代稍有早晚之別,整體屬西周早期。使人自然聯想到兩千公裏外的喀左青銅器窖藏,二者的年代、器類組合甚至具體器形皆有共通之處,均為中原式或仿中原式禮器與地方風格兵器同出,因遺跡型別、器類組合單純,文化內容判斷困難,因此同樣應將工作重點放在尋找與窖藏關系密切的居址、墓葬上。近年竹瓦街遺址重新開機工作,本年度在多個地點開展發掘工作,其中石頭墊地點出土了銅礦石,張家碾地點發現了西周早期的石料坑、居住遺跡和墓地,在遺址周邊的調查工作還新發現了有關玉料和銅礦石的線索。竹瓦街新發現的意義不僅在於解明窖藏的考古學文化歸屬,解決多年懸案,更重要是探索竹瓦街遺址及周邊區域的整體布局、功能性質等問題,進一步有助於厘清從三星堆到金沙的歷史脈絡,特別是商周王朝更替是如何對成都平原古蜀王國施加影響的。

四川彭州竹瓦街窖藏出土的牛首紋銅鉞

再將目光投向北方,長城地帶本年度最值得註意的發現當屬內蒙古和林格爾縣二鋪梁墓葬群。為配合基本建設,本年度該遺址清理墓葬64座,推測主體年代在戰國晚期。其重要特征為在一座、兩座或多座墓葬的外圍挖有壕溝。既往在和林格爾縣土城子古城周邊曾發掘過一組圍溝墓,隨葬品為晉系仿銅陶禮器和中原式銅帶鉤,但成規模的圍溝墓群在內蒙古地區尚屬首次發現。更重要的是,二鋪梁墓葬群這批墓葬的墓向並不一致,東西向、南北向皆有,但同被同一道圍溝環繞其中的墓葬往往采用相同的墓向,且以對子墓為多,也有三座同向墓葬處於同一圍溝內的情況,顯然墓主人間有非常親密的關系,搞清究竟是何種關系將是後續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此外,和林格爾縣及周邊岱海地區在春秋至戰國早中期活躍著以毛慶溝文化為代表的具有北方草原風格的若幹考古學文化,並普遍自戰國中期以後受到來自中原文化圈的強烈影響。二鋪梁墓葬群正處在戰國晚期這個關鍵的時間階段,其發掘者稱不同墓向的墓葬在陶器和銅器風格上看並無明顯差異,可以期待後續公布更多關於隨葬品的資訊,以討論戰國晚期趙國擴張至秦統一之前岱海地區經歷的人群變遷和華夏化過程。

內蒙古和林格爾縣二鋪梁墓葬群發掘區總平面照

在東北地區,遼寧沈陽馬壩遺址本年度清理了東周時期的房址、灰溝、灰坑等遺跡,出土遺物包含的文化因素復雜,且展現出新的因素,發掘者認為應代表下遼河流域一種新的文化型別。既往已知下遼河地區東周時期有雙房文化、鄭家窪子遺存、戰國燕文化等多種考古學文化遺存,新文化型別的出現令人期待。

在西北地方,寧夏彭陽姚河塬遺址持續開展工作,本年度的發掘區包括鑄銅作坊區、東部墓葬區、宮殿建築基址區,其中在宮殿建築基址區發現三開間的房址1座,房址西南側有一大型灰坑,應為一處地坑式房屋。位於新疆塔裏木盆地北緣的庫爾勒玉孜幹古城近年也取得重要成果,對古城周圍城墻的形制、修築方式,以及城內高台、高台上大型居址的形制、年代、營建和使用過程等問題均有了較為深入的認識。

回顧2023年度兩周考古的新發現,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歸納和展望:

其一,周代封國都城探索取得諸多突破。國都是封國研究的錨點,後續手工業、社會結構等研究皆需以之為基石。將考古發現的重要遺址與見於文獻記載的國名、地名相對應的嘗試往往是具有風險的,但又是兩周考古中最難以回避的課題。本年度在楚壽春、秦「汧渭之會」與「秦邑」、晉「古曲沃」等多年來懸而未決的問題上皆有所進展,但魏家崖遺址開展工作的時間尚短,期待未來有更多框架性遺跡和西周時期遺存的發現。越國統治的中心區域也已經相對明確,都城重現世間指日可待。燕國首尾兩座都城是明確的,但中間的多次遷都就只有線索和猜測,容城南陽遺址近年的成果公布在即,「易」和「臨易」之謎是否能夠就此解開,仍待更多工作。

其二,從不同等級的遺存中獲得多層次的歷史資訊。除幾處國都之外,武王墩一號墓和秦東陵一號墓無疑將成為未來幾年學界甚至社會關註的焦點。高等級的墓葬和祭祀遺址普遍形制復雜、出土遺物豐富,自然會蘊含大量歷史資訊。但本年度也有一批中小型遺址值得註意,特別是鑄銅、制鹽等手工業相關遺址,不同層級聚落中是否存在手工業的組織、分工或傳統的區別是值得關心的問題。另一方面,隨著科技考古的繁榮,多學科合作的理念貫穿自發掘前至研究的全流程,可以從有限的工作和材料中提取更多考古學資訊。

其三,邊緣地區百花齊放。「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是邊疆考古研究中的經典論述,老龍頭墓地清晰勾畫出北方長城地帶的文化甚至可能是人群的南下過程,為這一經典論述增添了新的關鍵性證據。邊緣地區往往更多展現出文化因素的復雜性特征或歷時性變化,本地、中原以及其他外來因素此消彼長,代表其背後往往有政權興替、人群流動,竹瓦街的新成果將促使我們更加重視中原王朝更替等重大歷史事件對邊緣地區的影響。此外,戎狄的華夏化也是兩周考古的重要課題之一,厘清不同地域戎狄的華夏化過程固然重要,但已入華夏的戎狄人群是否仍可以被辨識,以何種標準辨識,科技考古手段可以提供多少幫助則是更為復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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