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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明立國以來，其東南沿海地區便長期遭受到倭寇的侵襲。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嘉靖年間，這種長期性的倭寇侵襲已經猖獗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東南沿海地區的百姓時刻都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明代中期轟轟烈烈的抗倭戰爭一浪高過一浪。胡宗憲、譚綸、戚繼光、俞大猷等名將名臣無一不在抗倭鬥爭中書寫過絢麗的篇章。但是非常遺憾的是，他們都沒能最終禁絕東南沿海的倭寇！而真正從根本上結束東南沿海百姓苦難的，卻是由隆慶皇帝朱載垕和名臣高拱所共同主匯出台的一道經濟政策——隆慶開關！今天我們就來詳細的盤點一下這一事件的過程：
一、「海禁」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自永樂大帝時期鄭和七下西洋之後，從明仁宗朱高熾開始便逐漸的停止了國家層面的對外航海活動。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項政策開始從國家層面逐漸延伸到民間，到了明朝中期達到了最高峰，幾乎是「片板不準下海，寸貨不許入番」。
朝廷這樣做的目的實際上主要是為了隔絕倭寇與陸地上的聯系，從而達到孤立倭寇的目的。但是這項政策卻沒有考慮到當時浙江、福建沿海一帶地區的實際情況。
中國古代主要的經濟模式是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但是浙江、福建沿海地區卻存在著根本的不同。這些地域以山地為主，耕地極為不足而且不適於種植糧食，反而適合種植甘蔗、棉花等經濟作物，所以本地產出的糧食根本不能實作自給自足。
如此，多年以來，浙江、福建沿海地區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發展模式，透過民間的海外貿易賺取財物，然後再以財物去周邊盛產糧食的地區購入糧食。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官府不讓下海做買賣了，地裏的糧食又不夠吃，大夥兒的肚子怎麽填得飽？
二、海禁問題催生出的利益集團的矛盾
前面說了，海禁政策引發了沿海老百姓吃飯的問題，那麽隨著這個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接下來就逐漸的衍生成為了利益集團的賽局：
首先是「海禁」的既得利益者，官商集團！
在明朝的海外貿易實際上只承認官方渠道，而不承認民間貿易。所謂的官方渠道，實際上是一種「朝貢」的形式：也就是外國船只帶著貨物來到明朝進貢，明朝也賜還一些禮品和財物，實際上就完成了一個物品交換的過程。那麽既然是官方渠道，其自然就被沿海的朝貢官僚所把持。
另一方面，一些跟官府有聯系，同時與海外商人也有往來的本土商人則是看準了這個商機，充當起了官府與海外商人之間牽線搭橋的角色。時間一長，這些商人和沿海官僚就逐漸的勾連在一起，依靠著壟斷的官方貿易渠道大發其財，進而形成了官商利益集團。這些人當然希望「海禁」政策能夠一直延續，這樣他們就可以長期壟斷海外貿易渠道。
其次是「海禁」的利益受害者，海商集團！
另一方面，就要說到那些浙江、福建沿海那些依靠海外貿易為生的老百姓了。在明朝中期，實際上全球已經進入到了海洋時代，歐洲的地理大發現也已經全面開始。而這一時代的主題便是自由的海洋貿易，這種時代的浪潮同樣也極大地影響了大明東南沿海地區。浙江、福建沿海的百姓們普遍的意識到了海外貿易所能帶來的巨額財富。
正是在這樣強烈的利益驅動之下，朝廷的一紙禁令根本就擋不住民間百姓下海淘金的熱情。這些下海的百姓因為貿易而逐漸聚集著財富，隨著時間的推移其貿易的規模也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人聯合在一起，組建了更加專業化的船隊，招募更多的海員，形成了一整套供貨、運輸、銷售的鏈條……而這些被海外貿易利益捆綁在一起的民間商業團體也就是海商集團！
對於海商集團來講，他們當然希望突破海禁的限制，把民間海外貿易合法化，從而使得自己獲利的途徑能夠得到官方認可和保障。
綜合上述兩點，我們可以看到，官商集團和海商集團對於「海禁」的問題是存在截然相反的態度的，這就造成了二者之間存在著極大的矛盾，進而開始了長期的賽局！
三、官商集團與海商集團矛盾的激化——抗倭戰爭
海商集團與官商集團因為利益的沖突而開始長期的賽局：
首先是官商集團逐步收緊海禁政策。因為官商集團當中存在著大量沿海地區的官僚，他們的優勢在於掌握著極大的行政資源，同時對朝廷的政策又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正是利用了這一點，一方面讓朝廷長期實施海禁，一方面利用手中的行政資源對民間的海外貿易行為進行嚴厲打擊。那麽這樣一來，海商集團的利益便遭到了極大的損害！
接下來海商集團便開始與朝廷對立。由於民間海外貿易的發展，海商集團實際上手中也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他們原本為了維護海上貨物的安全而組建了武裝力量，配備了專門的艦船、火槍，甚至是大炮。由於人家是為了保住自己的財路，自然肯下血本，其武裝力量的實戰能力竟是要超過日漸腐朽的明朝軍隊。
現在官商集團利用手中的行政資源打擊民間海外貿易，一些有實力的海商集團便索性調轉槍口直接和官府進行武裝對抗。所謂利益讓人瘋狂，這些海商集團又與混跡於中國東南海域的日本浪人、海盜聯合在一起，統一以倭人的身份與朝廷官兵對抗。單是對抗還不夠，後來發現手裏有刀槍，搶錢比做買賣利潤來得快，於是就逐漸演變為燒殺搶掠無惡不作。
到了這個時候，很多海商集團實際上就已經變了質，從原先的商業團體逐步變成了強盜團伙。而由於明朝軍隊的腐朽，又使得這些強盜集團屢屢得手、越做越大。到了嘉靖中期，以汪直、徐海為首的海盜集團動輒便能聚集上萬人，甚至敢強行攻打沿海城池並深入內陸劫掠。
到了這個時候，官商集團與海商集團的矛盾沖突便已經上升到了戰爭的範疇，這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抗倭戰爭，而戚繼光、胡宗憲、譚綸等剿倭名人實際上就是官商集團的代理人。當然這裏並沒有貶低或者否定抗倭戰爭正義性的意思，而是為了剖析抗倭戰爭的本質！
四、東南沿海打爛了，朝廷也就坐不住了
隨著沿海地區倭寇肆虐，明朝的整個東南沿海地區幾乎全部陷入戰火之中。到了這個時候，朝廷方面朝廷中樞層面就不淡定了，這抗擊倭寇搞了幾十年，倭寇不僅屢禁不絕反而越剿越多，這個問題就不得不讓人重視了！
當時新登基的隆慶皇帝朱載垕和內閣首輔高拱等人在弄清楚事情真相之後，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沿海這麽多的倭寇，都是被咱們自己給逼出來的啊！
既然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那麽接下來便是解決問題。隆慶皇帝朱載垕深邃的目光在地圖中大明朝廣袤的疆土上來回的遊移，最終他的目光投向了福建的漳州月港……
1567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皇帝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跡般聚起座座金山，春雷啊喚醒了長城內外，春輝啊暖透了大江兩岸……咳咳，跑題了，不過從這一刻開始明朝在東南沿海出現了一座「經濟特區」！
首先是朝廷承認民間海外貿易的合法性。在福建的漳州月港設立專屬海外貿易港口，要求所有的民間海外貿易，貨船必須要全部在月港停靠進行貨物交易，而月港也是大明朝唯一的對外通商港口。而月港的開放，在後世便被稱為「隆慶開關」。
其次是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稅收體系。包括「引稅」、「水餉」、「陸餉」、「加增餉」四種稅收，其中「引稅」是指朝廷下發海外貿易官方授權證時收取的稅銀；「水餉」是根據停靠月港內的商船大小尺寸收取的稅銀；「陸餉」是商船攜帶的商品貨物收取的稅銀；「加增餉」則是針對個別船只未攜帶貨物而只有白銀所加征的額外稅銀。
五、隆慶開關的影響
隆慶開關根本的目的還是在於解決倭寇的問題，但是隆慶皇帝、高拱、張居正等人都沒想到，這一事件對大明的後續走向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是利益集團矛盾得到充分調和。對於海商集團而言，民間海外貿易合法化是最大的、也是最核心的收益，從此以後大家可以堂堂正正的做買賣，不用過刀口舔血的苦日子了，當然是天大的好事。而另一方面，官商集團的壟斷地位被打破，當然會在利益層面遭受損失，但是朝廷設立的「引稅」、「水餉」、「陸餉」、「加增餉」不都掌握在他們手中嗎？他們當然有更多鉆空子撈錢的機會，在民間貿易活躍的前提下，實際上官商集團增加的稅收利益還要遠大於遭受的損失。正是因為利益得到了調和，使得大明東南沿海地區重新恢復了穩定，肆虐明朝多年的倭寇基本絕跡。
二是白銀開始大量流入中國。由於民間海外貿易合法化，老百姓看到了致富的途徑，各種貿易活動絡繹不絕，而明朝的瓷器、絲綢等貨物原本在海外就有極好的口碑，這就造成了海外的白銀開始大量的流入中國，而明朝也逐漸開啟了以白銀為貨幣流通的新時代。在此基礎上，原本日漸雕零的明朝經濟也開始重新獲得新的生機，為後續的張居正變法奠定了相當的經濟基礎。
三是為明朝提供了經濟手段解決問題的經驗。事實證明在國家治理層面，經濟層面的利益調整往往要比單純的戰爭壓制手段要有效許多。這一事件也讓高拱、張居正等人積累了經驗，從而在後來的「通貢互市」中，采取類似的手段與北方蒙古諸部也實作了長期的和平。這樣一來，就使得明朝南北兩面難得的都呈現出和平狀態，為後續的張居正變法贏得了寬松的空間！
六、隆慶開關的局限
隆慶開關雖然成效顯著，但是其局限性亦是非常明顯的：
一是月港的局部開放始終未能上升為國家戰略。隆慶開關實際上為大明朝開啟了一扇「窗」，讓明朝能夠從封閉的狀態中開始逐步接觸全球的變化。如果明王朝能夠透過此次契機充分認識全球貿易的趨勢，那麽大明朝極有可能從「內卷化」的困境中擺脫出來，在全面開放中實作更高層次的社會發展模式。
但是明朝統治階層僅僅局限於緩解東南局勢，然後又為了維持自身的利益不受沖擊，於是繼續躺在封閉式自給自足的老套路中停滯不前，最終使得明朝「完美」的錯過了大航海時代，為東方的沈淪埋下了伏筆。
二是官僚階層集體腐敗使隆慶開關的成果喪失。如前文所述，朝廷設立的「引稅」、「水餉」、「陸餉」、「加增餉」等稅收實際上是掌握在官商集團手中，隨著明朝後期官僚階層的全面腐敗，這些稅收也大多流入了利益集團的私人腰包，國家的利益被進一步侵蝕。另一方面，嚴苛的稅收和層層盤剝也進一步抑制了海外貿易的發展，最終使得月港的興盛僅僅只是曇花一現，在幾十年之後隨著大明王朝一起走向了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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