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失誤的老板：贏了北魏，滅了後秦的劉裕怎麽會栽在赫連勃勃手裏？

2024-06-23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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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這是南宋詩人辛棄疾在京口北固亭懷古之時所作的膾炙人口的名篇，這位久經滄桑的北伐將領此時懷念的正是幾百年前那位從京口（今江蘇鎮江）北上氣吞河山萬裏的「北府將軍」，那位中華千年北伐史中唯一克復長安、洛陽二京的開國皇帝，更是那位力克四國、三擒天子的戰神——劉裕。

劉裕，小名寄奴，一位真正依靠軍功實作帝王霸業的傳奇君主。出生時母親難產而死，一度被父親棄養，兒時家貧以販履為業，又因為賭博而輸的傾家蕩產，這般種種苦難為劉裕的早年生活蒙上了層層陰影，也讓他的人生有了逆襲的底色。

自晉安帝隆安三年（399）開始，投身東晉北府兵行伍的劉裕開始展現出卓越的軍事才能，他對內平定遍布東南沿海的海賊孫恩的起義，消滅了桓楚政權，剿滅了割據西蜀的譙縱，平定了嶺南的盧循起義，戡平了江州的劉毅與荊州的司馬休之，使南方實作了自永嘉南渡後少有的安定局面；而後又對外消滅盤踞黃河流域的鮮卑南燕、羌族後秦等國，降服氐人的仇池國，更在黃河北岸以軍事史上封神的「卻月陣」大破北魏拓跋鐵騎，收復淮北、山東、河南、關中等地，收回青、兗、豫、司、雍五州，光復洛陽、長安兩都，在永嘉之亂百年之後首次「震驚旃裘之心，發舒華夏之氣」。

劉裕一生征戰遍布黃河上下、大江南北，自東南海隅至隴上高原，黃河以南的中華大地上無處不留下他金戈鐵馬的萬裏豪氣，明代大家王夫之曾如此評價他：

「自劉淵稱亂以來，祖逖、庾翼、桓溫、謝安經營百年而無能及此。後乎此者，二蕭、陳氏無尺土之展，而浸以削亡。然則永嘉以降，僅延中國生人之氣者，唯劉氏耳！」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戰功赫赫的皇帝，卻在北伐的最後時刻功敗垂成，如喪家之犬般結束了長安城，覆滅了劉宋華夏一統的最後希望。

南歸VS北伐：史上最難選擇題

公元417年農歷九月，已經成為東晉太尉的劉裕抵達長安。整整一百年前（316），西晉最後一位皇帝司馬鄴在這裏「乘羊車，肉袒銜壁，輿櫬出降」，成為匈奴人劉曜的俘虜，長安淪陷，關中之地盡喪，匈奴人的前趙、羯人的後趙、氐族的前秦、鮮卑人的西燕、羌族的後秦在關中大地輪番走馬上場。一個百年後，代表南朝正統的劉裕終於將晉室的旗幟插在了長安城樓之上。

「長安豐稔，帑藏盈積。公（劉裕）先收其彜器、渾儀、土圭之屬，獻於京師；其余珍寶珠玉，以班賜將帥。執送姚泓，斬於建康市。謁漢高帝陵，大會文武於未央殿。」

【宋書】記載，這場盛大的收復故土儀式結束後，劉裕面臨著兩個選擇，一種選擇繼續北伐席卷秦涼幽冀，以期統一全部華夏故土；另一個便是擁赫赫軍功回朝，行禪代之舉。一邊是席卷寰宇的赫赫威名，一邊是稱帝換代的野心誘惑，劉裕在長安盤桓不定。

正在此時，一個噩耗傳來，作為劉裕心腹的劉穆之突然病故，這讓劉裕頓感後方根基不穩。劉裕作為掌握東晉最高軍事權力的將領，其領兵遠征在外最大的依托就是後方的政局穩定與後勤保障的暢通。劉裕在北伐之前使「轉穆之左仆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教，決斷如流，事無擁滯」。劉穆之便是劉裕在朝中的底氣，此人一失，朝堂上的南渡王謝士族與江東土著必然會在朝堂上掀起不利於劉裕的政治風波。劉裕的北伐前輩們（祖逖、桓溫、謝玄與劉牢之）幾乎毫無例外地失敗於戰場之外的朝堂爭鬥，建康朝堂上的內鬥與內耗可謂是所有南朝北伐將領揮之不去的噩夢。作為北伐集大成者的劉裕更是深諳此道，因此，此時若想穩定政局，他親自返回東方鎮壓朝堂上的各種亂局無疑是最好的方法。

除了劉穆之暴斃帶來的「根本空虛」外，劉裕也面臨著與當年亞歷山大東征時一樣的難題，即軍隊長途遠征帶來的思歸之情。據【資治通鑒】記載：

「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

【晉書·郭澄之傳】同樣記載：

「（劉裕）既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僚屬議之，多不同。」

劉裕軍隊的基本盤是京口和廣陵所在的南徐州和南兗州，是東晉北來僑民以及淮河流域的流民武裝，這部份軍隊早以江淮為家，以之攻略河、洛尚有余力，西入關中則明顯屬於勞師遠征的範疇（與今天不同，自漢以至於唐，中國古人都將關東與關西視為兩個不同的地緣板塊，跨越這一文化地理界限所帶來的陌生環境和文化隔閡經常困擾著遠征的軍隊將領）。不僅如此，劉裕的軍事團隊核心成員更希望在此次戰爭之後獲得與軍功相一致的政治利益，劉裕大將王鎮惡曾對劉穆之言道：「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這番話側面也透露了劉裕軍事集團對名望利益的渴望。

從北朝人士的角度看，奪取長安、洛陽二都的輝煌勝利讓劉裕自認為已經取得了禪讓的基本要素，離開長安正是為了篡奪晉朝帝王之位。如【魏書·島夷劉裕傳】：

「裕誌傾僣晉，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許，乃西伐姚泓。」

又如赫連勃勃的謀臣王買德言：

「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為意。」

這些說法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以劉裕的赫赫軍功，實則不需要專以討滅後秦來獲得篡位的政治資本，但是討滅後秦的成功也確實讓劉裕獲得了東晉王朝建立以來空前絕後的功勛。劉裕東歸後的目的地仍然是其指揮北伐的戰時大本營彭城，而並非東晉國都建康，更沒有馬上逼晉室禪讓，這也表明了他東歸的主要目的仍然是為了穩定東方局勢，將關東的中原與江淮之地牢牢把握在手中。

同時要強調的是，黃河北部局勢短期內無法解決，也讓劉裕對統一北方存在疑慮，當時陜北的大夏和河北的北魏國勢初興，即使以劉裕的軍事才能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對其取得決定性勝利。且江南士族習於偏安，不願北歸，難以與劉裕同心。在眾多原因之下，劉裕選擇先固根本的保守性戰略，自己先行帶主力離開長安返回關東，留下幼子劉義真與部份參佐將領，外加萬余「長安兵」鎮守關中，但這也為後來的大敗埋下了伏筆。

骨肉相殘：劉裕手下南北系將領的瘋狂內訌

【南史·宋武帝本紀】載：

十二月庚子，（劉裕）發自長安，以桂陽公義真為雍州刺史，鎮長安，留腹心將佐以輔之。

劉裕在離開長安時，曾犯下了嚴重的用人錯誤。首先是讓自己12歲的幼子擔任都督雍、梁、秦三州軍事的安西將軍，淩駕於所有功勛將領之上，使得整個留守長安軍團的生死決斷於一個幼兒手中，荒誕之余，更增加了北方赫連氏的輕視之心。

另一個巨大的用人錯誤就是並沒有安排好留守人員之間的責任和統屬關系，也對自己軍隊內部嚴重的南北分歧沒有預判，甚至直接在派系鬥爭之中拱火澆油。縱觀劉裕軍隊，其取得輝煌戰功的核心在於擁有一批優質的將領，但其內部也一直存在南北分裂的問題，以王鎮惡、王修與王仲德為首的「三王」皆為前秦末年大亂之際投靠南宋的「新北來人」，其中王鎮惡更是前秦丞相王猛的孫子，王修同樣也是京兆灞上人，其在關中地區的巨大人望是劉裕戡平關中的助力，同時也是劉裕集團中南方派系所忌憚的力量。史載：

「關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為多，由是南人皆忌諱之。」

以沈田子、沈林子為首的南方武力強宗與傅弘之為首的「舊北來人」向來對王鎮惡這樣的北方降人抱有強烈的芥蒂之心，懼怕這些北人在回歸故裏之後趁勢做大，不利於他們這些孤懸北方的南人。

劉裕任命王鎮惡為安西將軍司馬，又任命王修為雍州長史，表面上似乎把關中的軍政大權托付給了兩位「北人」，但同時又任命南方將領沈田子為鹹陽、始平二郡太守且兼任中軍參軍，傅弘之為雍州治中從事史，實際為制衡之意。但可惜的是，這種人事任命上的制衡在缺乏劉裕本人威望加持的情況下實際十分脆弱。

在劉裕離開長安之際，南方將領沈田子等屢屢進言王鎮惡家在關中，無可保信，而劉裕面對這一說辭竟然表示：

「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足自滅耳。」

同時又私下裏叮囑沈田子：

「卿等十余人，何懼王鎮惡！」

這一令人瞠目結舌的拱火說辭不僅助長了南方派系的氣焰，更可以說是直接縱容了沈田子等人的內訌行為。

於是乎當赫連勃勃大軍進攻之際，王鎮惡與沈田子俱出北地郡抵抗匈奴，軍中竟然傳出了「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千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叛」的謠言，而此時有了口實的沈田子矯詔劉裕軍令「於弘之營內請鎮惡計事，使敬仁於坐殺之」。沈田子殘殺王鎮惡的行徑馬上拉開了關中將領內訌的序幕，同為北人的長史王修以擅殺大將的罪名「收殺田子於長安稿倉門外」，而幼童劉義真則聽信左右讒言再殺王修。作為劉裕欽命的關中行政長官王修既死，關中「人情離駭，無相統一」。於是，在古都長安城內外的這出「一月死三將」的鬧劇徹底擊碎了留守長安的軍政集團，喪失軍政輔助的劉義真只能「悉召外軍入於城中，閉門距守。關中郡縣悉降（赫連勃勃）」。

長安寥落：南朝強兵的無奈之處

在劉裕進入關中之前，羌族建立的後秦姚氏曾經與赫連勃勃有著長期的對峙經驗，作為關中本土起家的姚氏在百年間經歷姚戈仲、姚襄、姚萇（cháng）與姚興四代人的經營，不僅在關中地區擁有一定政治威望，更對關中軍事地理十分熟稔，以羌人為核心的後秦軍團在渭水以北的平涼、杏城、定陽、三城、安定與上邽等重鎮都設有重兵防守，可以說在關中平原周邊山川形成了一圈防禦點。

赫連勃勃在與後秦的早期作戰中就曾說：

「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並力於我，眾非其敵，亡可立待。」

這說明後秦在關中周邊尤其是渭北的城壘對於赫連勃勃具有很大的震懾作用。

以此來看，劉裕的長安軍團與後秦政權的實力相比，差距甚遠。劉裕在進入以長安和鹹陽為中心的渭南地區後，將其作為主要的經營區域。史料中記載的唯一一次出擊記錄僅僅是沈林子「追擊（羌眾）至槐裏」（今興平市，距離長安僅百裏之遙），而以沈田子與王鎮惡分別所領始平郡、馮翊郡太守來看，劉裕軍團所掌握的基本上僅僅是潼關附近與渭南一帶，渭北廣闊的城鎮營壘根本沒有占領，也就自然談不上經略關中大部。

不僅如此，劉裕的保守政策也讓關中地區的漢民大失所望：

「時隴上流人，多在關中，望因大威，復得歸本。及（劉裕）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意，鹹共嘆息。」

連百姓都對劉裕的關中戰略一看便知，更何況北面虎視眈眈的大夏之眾。

夏主赫連勃勃早在劉裕伐秦之時便「厲兵秣馬，馴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將關中平原的北方命門基本全部納入囊中，以居高臨下之勢面對劉裕，勝負之勢立顯。且赫連勃勃所屬的匈奴鐵弗部繼承了匈奴人的遊牧習性，長期遊蕩在朔方、雲中一帶（內蒙古河套地區），其騎兵數量與作戰機動能力較之劉裕以步兵為主的軍隊在關中平原上具有十分顯著的優勢，用赫連勃勃自己的話講：

「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遊食自若……吾取之如拾芥耳！」

後秦多年經營的渭北堡壘防禦體系在關中變亂之後徹底消亡，劉裕所部的南方步兵不僅數量稀少，對於當地地理環境和軍事條件也都相當生疏，客場作戰水土不服，面對久經沙場的匈奴騎兵，更是毫無勝算可言。

盡管當年的劉裕曾「掃伊、洛，修奉園陵，震驚旃裘之心，發舒華夏之氣」；盡管他創立的戰功為「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而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千古英雄終會因為歷史大勢的制約而與克竟全功失之交臂，長安之敗是劉裕愴然哀嘆的畢生恥辱，卻也是歷史縱橫中常態版的「遺憾」，也正是這些「遺憾」，才讓華夏帝王將相的故事如此真實而激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