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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是士,吳用是遊民——三國與水滸謀士對比

2024-05-09歷史

▲左諸葛亮,右吳用

諸葛亮和吳用,分別是【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中最經典的謀士形象,兩人都是讀書人,都是「軍師」,因此常被人們拿來對比。

但有人覺得,他倆根本沒任何可比性:

·讀書品味上: 諸葛亮讀的是治國平天下之書,未出茅廬,就已名動天下;吳用讀書則是為了求取功名,可惜連個秀才也沒考上。

·定力上: 諸葛亮出山之前,天下大亂,群雄並起,但他沒有選擇走捷徑,去投靠某個已稱雄一方的諸侯,而是靜候「潛力股」劉備三顧茅廬;而吳用卻為了一筆橫財,劫取生辰綱,鋌而走險,最後落草為寇。

·認知上: 諸葛亮未出茅廬,【 隆中對 】已定天下三分;吳用卻對北宋以及當時的天下大勢,沒有任何戰略層面的認識。

·謀略上: 諸葛亮草船借箭、空城計、七擒孟獲,早已被奉為中國式謀略教科書級別的案例;吳用智取生辰綱、拱火林沖火並王倫,賺取盧俊義、秦明,用的全都是小聰明、鬼點子、黑手段。

·品德上: 諸葛亮在劉備死後,依然鞠躬盡瘁,輔佐平庸的劉禪,被奉為「忠君愛國」「清正廉潔」的榜樣;而吳用在宋江上梁山後,很快就拋棄晁蓋,站隊宋江。

·成就上: 諸葛亮大治川蜀、開疆雲南,【出師表】更成千古名篇,文治武功,無一不是讀書人的天花板;吳用雖然混成梁山實際意義上的「二號人物」,但並沒有帶領梁山兄弟走出一條光明大道,最後連自己性命也搭進去,「梁山軍師吳用」也因此成了一個貶義詞——無用。

總之,諸葛亮和吳用,同為四大名著裏讀書人出身的軍師, 但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

這種比較雖然淺層,但也直觀,好處是能快速抓住人物的優劣,缺陷就是沒有深入的分析,也沒有闡釋出兩個相似的角色,為何表現如此不同。

三國與水滸,諸葛亮和吳用,一直是文學、評書、影視劇的大熱門,幾乎人人都耳熟能詳, 但是我們 很少看到能從中國歷史文化基因的深度來比較 、思考這一現象,進而幫助我們把精彩、鮮活的故事,昇華為對歷史與現實有深刻洞察的作品。

比如:

水滸中都是些「殺人越貨」的勾當,這樣的作品如何成為了中國小說藝術的巔峰作?

諸葛亮高風亮節,其他人物也多塑造他們忠厚仁義的正面價值,這與水滸截然相反的精神面貌,到底誰代表了中國文化?

又如:

水滸中嚴重不符合道德價值觀(不僅不符合當下,也不符合古代)的情節,我們到底該怎樣理解?

當下很多家長要求將【水滸】章節從學生課本中刪除,是對塑造正確價值觀的要求,還是曲解了這部經典?

對於文學藝術作品,很多的爭議、不解,其實都源於對現實的不解。 三國與水滸作為兩部以歷史為依托的小說,背後深埋的是中國歷史的邏輯,很多人不解經典,只是對歷史現實的陌生。

然而,卻鮮有人有能力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認真探討這一現象。直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歷史學家王學泰先生的【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一書的出版。

王學泰告訴我們,中國文化有兩個面向,有大雅之堂的士文化,也有底層社會的遊民文化,而主導中國歷史的,不僅是士,還有龐大的遊民群體。

諸葛亮被塑造成儒家士大夫心目中的完美人設,甚至達到了「神」的級別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在他身上都被體現的淋漓盡致。

這種儒家思想主導的「士文化」,在【三國演義】成書的明朝初年,已經非常成熟了。 但是,「士文化」無法解釋吳用以及【水滸傳】。

吳用既不是士大夫,也不是農民,王學泰給吳用和大部份的梁山好漢起了一個準確而又形象的名稱:「遊民」。這一群體的處事風格和心理特質,就是典型的「遊民文化」。

用遊民視角看水滸,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了。明白了水滸中為何全是殺人越貨,但卻是藝術經典;明白了施耐庵對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的深刻洞察。也許從這一角度來說,水滸的成就,要遠遠高於三國。

作為「遊民學」的奠基之人,王學泰的【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是該領域第一本,也是出版即封神、迄今無人超越的唯一一本。

歷史學家張鳴說: 【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有兩個非常大的貢獻:第一,它揭示了我們的社會中,還有我們的革命中,一些遊民的痕跡。第二,從遊民文化的高度,研究民間通俗文化和遊民知識分子問題。因此,讀本書後就會明白,吳用與諸葛亮之間巨大差別的原因所在:

諸葛亮祖上是瑯琊望族,他的父親也是一位官員;他能「躬耕於南陽」,有自己的財產和土地;他結交的也都是有學之士,不說「談笑有鴻儒」,至少「往來無白丁」。總而言之,他的起點要比吳用高太多,所以才可以隱居臥龍崗待價而沽。

臥龍崗

相反,吳用的生存狀況則要困苦得多,他完全是平民出身,靠著在鄉野山村做私塾先生艱難求生,結交的基本都是文盲,甚至還有流氓,生活從來沒有著落。用王學泰的說法,他們本質上都是「遊民」。

遊民與平民百姓不同,他們不從事農業生產,也沒有固定的居所,沒有穩定的職業和收入,常常在溫飽線上掙紮;他們不相信未來,不相信原則,只相信利益, 往往會以暴烈的手段求取「翻身」的機會,哪怕是落草為寇,甚至是造反,他們也願意豁出一條命。

這就是吳用不同於諸葛亮,李逵不同於張飛、宋江不同於劉備的原因,也是他們之間差距的關鍵, 因為遊民文化只能是「官文化」「士文化」的陪襯,甚至犧牲品, 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無數次的農民起義,絕大部份都最終失敗的根本原因(如李自成、洪秀全)。相反,成功的改朝換代,大部份都是豪強或軍閥與士大夫的組合(如劉秀、楊堅、袁世凱)。

曾任周總理外交秘書的李慎之高度評價王學泰的【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這項工作無異乎發現另一個中國,它蘊藏著中國兩三千年歷史所謂一治一亂的謎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還指向中國未來歷史走向的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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