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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的上海暑氣炎炎，宛平城下未能止息的炮聲震得人心煩意亂。
公共租界捕房的華人探長朱壽齡此刻卻無暇他顧。他正以招商局輪船船主的身份，衣冠楚楚地坐在靜安寺路華安飯店511號房間裏，等候一條「大魚」上鉤。
等 候一條「大魚」上鉤 場景模擬。來源/電視劇【和平飯店】截圖
此前捕房的中西探員已獲知訊息：公共租界存在一個以日本人為骨幹的 偽造法幣團伙 。
租界、略顯拗口的名詞「法幣」，再加上日籍嫌疑人，各種要素組合起來極易讓人誤解這是一起外國人在中國土地上偽造外國貨幣的案件。其實不然，「法幣」是地地道道的中國貨幣。法幣也即「法定貨幣」，自1935年11月國民政府啟動幣制改革至1948年8月金圓券改革的十余年中，法幣都是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定流通貨幣。
也就是說，這是一起外國人在中國偷印假鈔的案件！
經偵查，租界警務當局會同上海市警察局制定了一套「引蛇出洞」的抓捕計劃。計劃兵分兩路，一路由華人探長朱壽齡假扮招商局輪船船主，同團伙骨幹和田木秀夫取得聯系，約他在靜安寺路華安飯店511號房間洽談購買法幣假鈔業務；另一路則安排探員在隔壁513號房靜候抓捕時機。
事前，朱壽齡與飯店茶役約定，一旦自己向茶役喚取 「可口可樂」 ，茶役須立刻通知513號房的伏兵前往抓捕。
於是，一張嚴密的法網在華安飯店緩緩張開。
進入飯店「交易」場景
模擬
。來源/電視劇【和平飯店】截圖
7月19日上午，和田木秀夫應約而來。朱壽齡拿出「船主老板」的派頭，提出以真鈔30元換假鈔100元的價格，向和田購買假鈔2萬元運往天津使用。面對這筆數額不菲的訂單，和田滿口答應，似乎對團隊假鈔產能頗為自信。他當即與朱探長約定，於本日下午3時前往吳淞路610號取貨。
當天下午，朱探長應約前往，要求和田一次付訖2萬元現鈔。但狡猾的和田並未咬鉤，謹慎提出按照「行業原則」辦事，堅持分多次交付。雙方各執己見，談判似乎陷入僵局。
轉機出現在次日——和田似乎不願坐視大額訂單化為泡影，於是帶著助手再次前往華安飯店談判。隨後，和田邀請朱探長前往西華德路142弄23號的「大本營」。在此處，造假團伙的技術負責人石井向朱探長展示了真正的「實力」。如同炫耀一般，他先後出示了團伙出品的中國銀行法幣五元券一張、印制法幣用紙一捆，表示「偽造極易」，暗示朱探長產能並不是問題。對方滿懷誠意，朱探長的口風立刻動搖，雙方在華安飯店511號房間進行交易。
22日上午10時，假鈔團伙成員和田、取田、石井、米山儀兵衛和中國人劉賓一道出現在華安飯店511房間。朱探長料定嫌犯必攜帶假鈔，抓捕時機已然成熟，便佯裝無事地叫來茶役——
「取可口可樂來！」
說時遲那時快，得到訊號的探員們一擁而入，將五名嫌犯同時拿下，抄獲中國銀行五元偽幣400張，計2000元。與此同時，大批探員包圍西華德路142弄23號假鈔團伙大本營，順利查獲印刷偽幣機器1架、鈔票紙3捆、銅版1方、中國銀行五元券偽票1張、中央銀行十元券偽票1張、密碼簿1本。
抓捕嫌犯場景模擬。來源/電視劇【偽裝者】截圖
隨著後續偵訊工作的展開和相關嫌犯落網，一個涉案範圍橫跨滬粵兩地的假鈔制售網浮出水面。據石井供述，民國二十五年 （1936年） 其與鄧次乾及陳言、趙樹生等人合資1萬元專門從事偽造鈔票和法幣，近期印制大批廣東省銀行一元面額假鈔，由陳言攜往廣東流入市場。最後，涉案日本人被送往日本領事館懲辦，涉案華人解送特一法院 （即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管轄地區為公共租界） 刑一庭公訴審理。
1937年前後，這般緝拿境外勢力偽造法幣團伙的「貓鼠遊戲」，屢屢見於報端。這似乎為我們揭開了歷史帷幕的一角——風雨如晦的30年代，日本人為什麽要偽造中國法定貨幣？這樣的假鈔攻防是否僅限於零打碎敲的貓鼠遊戲？而當時的中國政府對此又有何反應？
就讓我們共同回到歷史現場，走入這場紙面攻防戰。
假鈔戰的前奏
30年代的日本政府對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可謂關註已久。
經過1935年11月起國民政府實施的幣制改革，中國成功扭轉了長期以來貨幣混亂的狀態。法幣改革之前，中國貨幣長期采用銀本位制，貨幣種類多、發行主體多，從鼎鼎有名的「袁大頭」到不遠萬裏輸入中國的「鷹洋」，再到外資或中資銀行發行的銀兩券……這些名目繁多的貨幣給商品交易帶來了巨大阻礙。更為不利的是，30年代的經濟大危機造成了世界白銀市場價格波動。多重困境之下，國民政府窮則思變，在取得英美支持的基礎上斷然實行法幣改革：廢止銀本位制，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發行鈔票為法定流通貨幣，流通白銀一律收歸國庫作為準備金，實行法幣與英鎊、美元的固定比價。
此時，日本政府將法幣改革視作危險的訊號。長期以來，日本主張在東亞建立以日元為主導貨幣的經濟圈，30年代曾多次向國民政府提出「提攜經濟」，試圖以此幹涉中國的貨幣經濟制度。而經過此次幣制改革，中國法幣與英美貨幣掛鉤，進入英美貨幣體系，無異於在相當程度上削減了日本控制中國貨幣制度的可能性。由此，日方強烈抵制法幣改革，采取各種手段，阻撓法幣準備金的正常儲備。但盡管日本百般阻撓，法幣改革還是成功了，法幣排除一切幣種成為中國當時的唯一法定紙幣。截至1937年7月，中國的通貨儲備達到3.79億美元，法幣信用良好、匯率穩定。
漢口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外景。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然而，隨著1937年7月全面抗戰的爆發，中日圍繞法幣的交鋒愈加激烈。全面抗戰初期，在英美的支持下，中國法幣仍可在上海租界、香港等地的中外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再從國際市場購買大宗物資支援抗戰。而日本同樣將緩解軍費壓力的「新招」落在了法幣上。日本資源貧乏，長期受到外貿入超的困擾，用於國際市場結算的外匯儲備不足。發動對華戰爭後，巨大的軍費開支使得日本外匯問題雪上加霜。與此同時，侵華日軍在作戰初期以日元直接充作軍費，致使華北華中地區有相當數額的日元流通，而日元流通的急速增加又導致對日不利的日元價值跌落。
一面是對外匯的迫切需求，一面是本國貨幣貶值的潛在威脅，兩面夾攻下，由日軍參謀本部支持，日本軍方偽造中國法幣的「杉工作」應運而生。
登戶研究所和所謂的「匠の精神」
登戶研究所是日本發動十四年對華侵略戰爭期間，研究和偽造中國法幣的主要根據地，舊址位於今神奈川縣川崎市。專門負責機密武器及材料的研究、制造和實驗。
鑲銅把漆鞘腰刀，清，這類刀在日本稱為「梨花菊桐紋蒔繪系卷太刀」，太刀是日本武士的象征。來源/故宮博物院
登戶研究所奉行嚴厲的保密政策，各科室之間研究內容不互通。專事研究假幣制造的是其下轄的第三科。第三科下設有北方、中央和南方班，分別負責制造假幣用紙、分析鑒定原鈔印刷用墨和制版印刷。
而在機構設定完備之前，登戶研究所偽造中國法幣的技術和產能已經較為成熟。
早在1936年，日本參謀本部中國課就提出偽造並使用中國法幣以擾亂敵國經濟的構想。1938年，擔任登戶研究所負責人的山本憲藏提出【法幣謀略工作計劃】，受到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的高度重視，這就是「杉工作」的由來。
在山本的主持下，登戶研究所將五元面額的法幣作為偽造重點，後續又大量偽造中國農民銀行發行的一元、五元和十元面額法幣。
然而，想要偽造「合格」的法幣並非易事。法幣改革後，國民政府委托若幹家信譽優良的英美印刷公司代印法幣。這些公司在印制時大量采取包括埋入式金屬安全線技術在內的先進防偽工藝，在鈔票底紋、暗記圖案方面也都加入了復雜色彩或防偽標識。技術壁壘無疑為登戶研究所的偽造提高了難度。
此時山本和他的「研發團隊」發揮起了所謂的「匠人精神」，進行技術攻堅。他們首先采用照相制版技術，發現用這種技術印制的假鈔效果並不理想後，轉而使用傳統的雕刻制版。為此登戶研究所特地向大藏省造幣局秘密征調兩名雕刻技師，用放大鏡在鋼印板上一絲一縷地雕刻出人像、花紋和其他影像，效果良好。在此基礎上，1940年初登戶研究所購入大型印刷機，開足馬力進行偽造。按照當時最高印刷速度，每天偽造法幣最高產量可達十萬張，總金額最高可達百萬元。
隨著戰事的擴大，登戶研究所透過前線日軍的劫掠逐漸獲取了法幣印刷的「核心技術」。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於1941年12月占領香港，「接收」了國民政府秘密設立的法幣印刷機關，將大量現成的法幣印刷材料運回日本，由登戶研究所印成假鈔投入中國市場。1942年日軍攻占緬甸，占領國民政府設立的法幣印刷廠，再次攫取大量法幣半成品、印刷裝置和原料，法幣編碼暗賬底冊這一機密材料也落入敵手。僅用這一批材料，登戶研究所就印制了總額近20億元的假鈔。
【堅持】編印的傳單【日本鬼子拿一錢不值的偽票買中國東西屠殺中國人以戰養戰!】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偽造法幣「頗有巧思」，流通環節同樣「匠心獨運」。為了保證偽造法幣得以順利輸入中國並進行流通，1939年10月，日軍「支那派遣軍」參謀本部第二部第八課岡田芳政牽頭設立「松機關」，專門負責偽法幣的運輸和流通。「松機關」采取海上運輸形式，將偽法幣由登戶裝船，經長崎運往上海。在上海，「松機關」的下屬機構「阪田機關」 （負責人阪田誠盛） 一面勾結上海青幫，再由青幫將偽造的法幣向全國輸送，另一面與「梅機關」「松林堂」「萬和通商」等機構相互配合，掠奪中國的木材、桐油、石油等戰略物資。
據統計，登戶研究所-松機關體系在抗戰期間，偽造法幣總額共約40億元，流入中國市場的約有25億元！
貓鼠遊戲？假鈔之戰！
「杉工作」與登戶研究所並非日方偽造法幣的起點。全面抗戰爆發前，日方零星偽造法幣並輸入中國市場案例已經屢見不鮮。
【申報】1936年8月4日第6版【北平特信】報道：
「（北平）地方貨幣價格漲落不定，貨幣流通呈一種滯澀狀態。去年下半年一直到今年二三月間，又發生某國浪人及漢奸私運銅元出境，以致市面銅元頓形缺乏，交易上生出甚大之窒礙……而通行之法幣，又發現大規模偽造、改制之機關，予法幣流通之安全以重大打擊……於是一方面日用物價上騰，一方面中小工商業紛紛倒閉，一般居民莫不叫苦連天。」
【申報】1936年11月2日第4版【晉南發現偽法幣】報道：
「晉南各縣發現一元、五元偽幣甚多，每百元值洋十七元，系某外人在海南設機關、大批偽造，此項偽幣紙質甚軟、印刷模糊。」
【申報】1937年5月29日第11版【滬西康腦脫路工部局破獲日人私造偽幣機關】報道：
「自去冬以來，公共租界警務當局因據報有日本、高麗兩國僑民同不肖華人在滬秘密組織偽造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法幣機關制造大量鈔票流入市場、擾亂金融、破壞幣政信用……（嫌犯）計為日人高草準雄、日婦松田朝子、韓人全又壽、金永金、尹智燮，華籍之蘇州人林世忠、常州人錢金甫、寧波人沈義福（又名沈勵吾）、周雲鶴（即邱雲鶴）等九名口；搜出制版機器兩架、印刷機器一部；中、中、交三行一元、五元、十元票之銅版六塊；已即就中國銀行五元假票七十張，三行一元、五元、十元樣券各一紙；只印成一部份之票紙一袋、已切就之紙二十磅、各色油墨十六聽、化學原料四十八聽、油漆兩桶、攝影器具多件，並有煙槍等物，一並帶回捕房……」
「貓鼠遊戲」的幕布之下，是「日造」假鈔的滲透日深和居民大眾的不堪其憂。
為應對日益猖獗的假鈔問題，國民政府積極采取措施守禦法幣安全。1939年9月22日，國民政府頒行【日人偽造法幣對付辦法】。該辦法共九項規定，提出各關卡嚴密檢查偽券；嚴厲懲辦收藏、轉運、使用偽造法幣的行為，等等。在抗戰金融業務的實際執行中，「四行」 （即受權發行法幣的四家國有銀行：中國銀行、中央銀行、中國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 作為辨別假幣的骨幹中堅，定期調查匯總市面行使流通的偽造法幣式樣並函告各機關單位、社會民眾。
【堅持】編印的傳單【日本鬼子拿一錢不值的偽幣吸收法幣到外國買軍火來屠殺中國人】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同時，國民政府還采取了「以假對假」的策略應對日軍的假鈔戰。國民政府內遷重慶後，在盟軍協助下，中國情報機關在歌樂山建立了一座專門偽造日偽鈔票的工廠。工廠所需的紙張和印刷裝置均從美國購得，主要業務即偽造日元鈔票等。我方偽造的日偽鈔票與淪陷區流通的「真鈔」在紙張、印刷方面高度接近，難以辨別。國民政府以此為手段向淪陷區套購了大量黃金、棉紗、布匹等大宗物資，對日軍的假鈔進行了回擊。
落幕： 荒謬的終結
但是，真正對日偽「杉工作」產生致命打擊的，是國民黨政權治下出現的嚴重通貨膨脹。
國民政府財政部發行的救國公 債萬元券。 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法幣發行總量不過10多億元。到了1944年，法幣發行總量竟快速膨脹到1890億元，7年間增長了100多倍，甚至出現千元、萬元甚至10萬元面額的法幣。而日本長期以來將偽造法幣的重點放在百元以下的鈔票上，法幣快速增長的新面額和快速膨脹的市場投放量，讓日本始料未及。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和英美對日海外資金的全面封鎖，日本對華經濟戰的重點也 由貨幣戰轉向了物資戰。
假鈔攻防落幕已近百年，當我們透過歷史風煙再次審視這段別樣的歷史時，會想到些什麽？是津津樂道於「真幣」與「偽 鈔」的貓鼠遊戲，是擊節贊嘆於國民政府以假對假、還諸彼身的巧妙策略，還是沈思感嘆於飽受偽幣橫行、通貨膨脹之苦的工商百業？
無論作何思考，假鈔之戰已然給後人留下了一份真切的歷史記憶。
參考文獻
[1]王乾. 1935年國民政府法幣改革研究[D].中共中央黨校,2023.
[2]申晴. 抗戰時期偽造法幣問題研究[D].中南民族大學,2022.
[3]陳忠海.看不見的硝煙：抗戰時期日本對中國的偽鈔戰[J].文史天地,2020(02):61-65.
[4]徐德莉.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治理偽造貨幣政策探析[J].求索,2015(07):151-155.
[5]齊春風.論抗戰時期日本的對華經濟戰[J].歷史檔案,2002(03):121-128.
* 本文系「國家人文歷史」獨家稿件，歡迎讀者轉發朋友圈。
END
作者 | 夏伯陽
編輯 | 胡心雅 郝芮（實習）
校對 | 苗祎琦 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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