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底，新四軍軍長葉挺率領鄧子恢、羅炳輝、賴傳珠等人，從皖南來到江北，成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統一指揮新四軍江北所部，並再次命令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迅速率部向合肥、定遠、全椒地區開進，建立抗日根據地。高敬亭像以往一樣不以為然，不僅按兵不動，還密令已經東進的七、九兩個團，再返回大別山。葉挺憤怒了，隨即以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的名義，直接給四支隊第七、九團下令，要求他們繼續東進到合肥青龍場、埠子裏一帶候命。此時，高敬亭才不得已率支隊部跟進到青龍場。
高敬亭將軍塑像5月10日，葉挺來到舒城縣西港沖，召開軍事會議，要求高敬亭就「四支隊是否遵命東進」表態，高敬亭以「醫院和後方機關一時間走不了」為由拖延。葉挺聞言斷然下令: 限四支隊在兩個星期內必須出動東進！高敬亭被迫勉強同意。但會後，高敬亭依然按兵不動，這導致他與葉挺的矛盾驟然加劇。6月21日至23日，葉挺在青龍場召集四支隊連以上幹部開會，對高敬亭的抗命不遵進行鬥爭，同時宣布高敬亭4條罪狀:1.擁兵自重，不服從軍部領導，不聽調遣；2.排擠延安派來的黨政幹部；3.搞宗派，任用親信，縱容部下；4.山頭主義，家長作風，用人不察。
新四軍軍長——葉挺將軍對於這四條罪狀，高敬亭一條也不承認。他諸條辯駁，以大量事實證明自己是正確的。會場上寂靜無聲，與會人員大多都是四支隊的指戰員，最清楚高敬亭所講的事實真相。講到動情處，高敬亭哽咽了，他說:「紅28軍在艱難困苦中戰鬥了三年，才有了這支部隊，我沒有錯！我們與中央失去聯系三年多，孤軍在大別山作戰，能堅持到今天，這容易嗎？」高敬亭拒不承認錯誤，隨即招來嚴酷的鬥爭和無情的打擊。早在6月20日，新四軍領導人項英、葉挺等就同時向延安和重慶發出兩份電報，以「高敬亭可能反黨、反中央及叛變投敵」等罪名，擬請槍決高敬亭。
1938年武漢，中:項英，右:高敬亭蔣介石收到電報，頓時喜出望外，立即回電批準: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葉挺接到蔣介石的回電後，沒等到延安來電，就於6月24日，也就是三天鬥爭大會結束後，將高敬亭就地槍決了。臨刑前，高敬亭很平靜，這位身經百戰、國民黨懸賞10萬大洋企圖買其人頭而不得逞的紅軍高級將領，此刻卻要被自己人所殺。他坦然地說:「作為共產黨人，我不怕死，只是由蔣介石下令處決我，我想不通。我是共產黨員，我的做法是正確的，要死就死在紅地毯上。請轉告史玉清(高敬亭的妻子)同誌，將孩子送給人民撫養。我是忠於工農革命軍的軍人。」隨後，高敬亭給葉挺敬了個標準的軍禮，葉挺還禮，說:「你是個真正的革命軍人。」隨後，高敬亭慷慨赴死。時年32歲。
高敬亭將軍高敬亭被執行後，延安的電令才到，因為當時新四軍軍部和延安不能直接通訊，要經過長江局轉達到皖南軍部後，再傳達至江北指揮部，既麻煩又耽誤時間。項英、葉挺看過延安的回電，才幡然醒悟，可為時已晚。原來，中央采取的是過渡一下的辦法，要求將高敬亭送到延安來學習，以便教育挽救他。毛主席得知高敬亭被殺，非常生氣，責問項英、葉挺:「我們是要求高敬亭來延安學習，你們為什麽不聽？為什麽要殺了他？速查明原因上報中央。」後來，項英、葉挺、張雲逸、鄧子恢等新四軍領導人，都就此事做了深刻檢討。1942年整風期間和解放之初的1952年，毛主席又兩次提及高敬亭，對他被錯殺深感惋惜。
新四軍領導層，左起:周子昆、張雲逸、葉挺、項英、曾山1975年，高敬亭之女高鳳英給毛主席寫信，請求中央為父親平反，毛主席接到信後非常重視，立刻做出指示。1977年4月27日，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通知，為高敬亭同誌平反昭雪。認為高的功是大於過的，將其處決是錯誤的。1978年6月，民政部追認高敬亭為革命烈士。至此，高敬亭將軍已經冤死39年了。高敬亭，河南光山縣人，1907年出生，1928年參加革命，歷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特區蘇維埃主席、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黨委書記、紅25軍75師政委、紅28軍政委等職，參加過黃麻起義，是鄂豫皖根據地及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之一。
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高敬亭的功績主要在於，他在主力紅軍長征後，重建紅28軍，率部堅持在大別山打遊擊，始終保持紅旗在大別山不倒，屢次打破敵人的圍剿，成功殲敵五千、牽制國民黨軍數萬。三年的時間，紅28軍在極端艱苦的情況下，不僅給敵人以重創，自身也發展到3000多人。成為根據地人民心目中的一面旗幟。高敬亭革命信念堅定，軍事才能出眾，指揮28軍與數十倍的敵人周旋於鄂豫皖邊區45個縣，創造出一套成熟有效的對付敵人的策略和戰術，保證部隊能聚得攏、散得開、打得贏、拖不垮，確立了「傷亡小就打、敵情明就打、地形利就打、繳獲多就打」的戰術方針。
右一為葉挺，左二為項英在地方上，高敬亭在邊區建立了100多個便衣隊，依靠「紅軍與地方部隊結合，山地戰與平原戰結合，內線與外線結合」的作戰原則，屢次取得反圍剿的勝利，連國民黨綏靖公署也哀嘆:「此等赤匪，皆為本地土著。所到之處，有人通風報信，引領帶路，以致行動自由，來去自如，飄忽不定，兵來匪去，捉摸不透，已成慣伎。」到1937年，紅28軍在鄂豫皖邊區22個縣建立了遊擊根據地，牽制大量敵人，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紅軍長征。1936年，毛主席在延安表揚高敬亭率領的紅28軍，他說:「紅28軍與敵人鬥爭很有成績，很了不起。」1938年，周副主席在武漢接見高敬亭，當面稱贊道:「主力紅軍長征後，你們在十分艱苦、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堅持鬥爭。你們的成績很大，在敵後保存下來這樣一支紅軍隊伍，非常了不起。」
葉挺與張雲逸、鄧子恢新四軍成立後，紅28軍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高敬亭任司令員兼政委，下轄七、八、九三個團及手槍團，共3100余人，是新四軍四個支隊中兵力最多、武器最精良的一支部隊。四支隊成立後，隨即開赴皖東北地區與日寇作戰，屢次打擊日軍，先後取得多次勝利，連蔣介石都發來賀電，表彰新四軍四支隊。但是，事物都有兩面性，利弊是相互的。高敬亭是遊擊戰高手，也具備不錯的軍事能力，在三年困難時期，他率部屢次重創敵人，使得部隊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然而，就因為如此，養成了他武斷、專橫、一言堂的作風。由於是獨立作戰，與組織上幾乎斷絕聯系，鄂豫皖邊區的所有事情都是他說了算，他聽不得別人的意見，更反對軍部和延安派來的軍政幹部，不想受組織約束。不得不說，在特殊時期，他這種做法有利於部隊機動靈活地生存，但所部改編為新四軍四支隊後，就跟以前不一樣了，不僅要有大局觀，還得服從新四軍軍部及延安的指令。很顯然，高敬亭缺乏這種眼界和格局，這是導致他與組織格格不入、矛盾叢生的根本原因。
高敬亭將軍雕像葉挺所宣布的高敬亭的「罪狀」，實際上是存在的，只不過二人站立的角度不同，高度不同，所以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不過話說回來，高敬亭所犯的是錯誤，不是罪，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遠未上升到敵我對立的高度。然而，高敬亭屢次拒絕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不聽中央的指示，置抗戰大局於不顧，只打自己的小九九，這肯定是不對的。延安來電打算讓他去學習，正是出於教育挽救他的目的。可惜的是，在當時那種環境下，幾種都對高敬亭不利的因素綜合到一起，使得新四軍領導層誤認為高敬亭有「反」心，項英給延安的電報中也說高敬亭有叛變投敵的可能。加之原紅四方面軍的最高領導人張國燾叛變，他到處遊說拉攏舊部，而王明把持的長江局，又堅持新四軍要服從國民黨的領導，高的親信部下——第七團團長楊克誌與副團長曹玉福，在此節骨眼上叛變投靠了國民黨桂系，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致使新四軍領導層覺得殺高敬亭，來挽救數千名四支隊的指戰員，是當務之急、刻不容緩的任務。
周副主席與葉挺因此，高敬亭之死是個無法避免的悲劇，是那個特殊時代的悲劇，既不是葉挺殺了他，也不是項英殺了他，蔣介石也不過是順水推舟而已。向延安和重慶請示，擬請處決高敬亭，是新四軍領導層集體做出的決定，並不是哪一個人的命令。試想一下，槍決一個支隊司令員，而且還是高敬亭這樣資深的老革命，項英有這個權利嗎？即使有，他也不會單獨這樣做。葉挺更沒有這個權利，他是黨外人士，處決高敬亭，葉挺不過也是奉命行事罷了。假如沒有蔣介石那張電令，葉挺斷然不會那麽做。
周副主席與陳毅、葉挺、粟裕等新四軍領導人合影那麽，高敬亭為什麽不願意離開大別山率部東進呢？這個問題很好理解:高敬亭是土生土長的大別山本地人，在當地既有威望，又非常熟悉地形地勢、風土人情，群眾基礎好，與根據地的老百姓關系融洽，他自然是不願意放棄熟悉的地方，到另一個陌生的地方開創根據地了！這事擱誰身上都會這麽做。早在1938年4月，高敬亭就與長江局書記王明、安徽省工委，在建立大別山根據地的問題上發生爭執，王明、項英斥責高敬亭留戀大別山根據地是「破壞統一戰線，消極抗日」，不允許高敬亭在大別山留一兵一卒。高敬亭則指責王明、項英是「右傾投降主義」，雙方鬧翻了臉。
高敬亭將軍故居綜合分析來看，高敬亭之死，多少帶有一些無奈和不得已而為之的因素。當年這起事件的參與者如鄭位三、朱理治後來都曾表示，把高敬亭關起來教育是最好的辦法，殺他也是迫不得已的，殺了他，就有把握挽救四支隊幾百名幹部。好在偉人主持公道，他沒有忘記高敬亭這位大別山的紅軍元老，在接到高鳳英的申訴信後，及時作出了批示。高敬亭隨後就被總政平了反，緊接著民政部也批準他為革命烈士。高將軍的遺孀史玉清和女兒高鳳英倍感欣慰。
高敬亭將軍故居而今，高敬亭將軍故居被列為大別山紅色教育基地的一部份，與鄭維山將軍、許世友將軍的故居相距不遠，但相對於熙熙攘攘的許世友故居，管理完善的鄭維山故居，高將軍故居門可羅雀，異常冷清。這可能是因為將軍過早地犧牲，已經湮沒於歷史的長河中，不太為人所知的緣故吧！【免責聲明】：轉載自其他平台或媒體的文章，本平台將註明來源及作者，但不對所包含內容的準確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證，僅作參考。本公眾號只用與學習、欣賞、不用於任何商業盈利、如有侵權，請聯系本平台並提供相關書頁證明，本平台將更正來源及作者或依據著作權人意見刪除該文，並不承擔其他任何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