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詩詞中的戰略思想】 限時特惠包郵 ￥ 34.5 （ 原價￥69 ）， 2024年3月20日活動結束。
1945年，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曾應詩人徐遲之請，親筆題詞：「詩言誌」。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召開中央會議期間，參觀杜甫草堂，評價杜甫的詩是「政治詩」。我曾在杜甫草堂的簡介中看到毛澤東的這一評價，這對我理解毛澤東詩詞啟發很大。毛澤東說杜詩是政治詩時，難道毛澤東自己的詩就不是政治詩嗎？不從政治的角度看，我們肯定不能準確地把握毛澤東詩詞的精髓。
1973年7月17日，毛澤東會見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楊振寧說：「我讀了主席的【長征】詩，‘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特別是‘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我很想去看看。」毛澤東說：「那是長征快完時寫的。講了一個片面，講不困難的一面，其實裏邊有很多鬥爭，跟蔣委員長鬥爭、跟內部鬥爭。有些註釋不大對頭。如【詩經】，兩千多年以前的詩，後來做註釋，時代已經變了，意義已不一樣。我看，過百把年以後，對我們這些都不懂了。」毛澤東顯然對一些詩詞專家對他寫的【長征】一詩的解釋不甚同意，就借【詩經】表達自己對「過百把年以後」人們對他詩詞的解釋也會遇到與【詩經】同樣被誤解的命運。毛澤東糾正了人們對杜詩的附會和誤讀，我們後人也應當從政治的高度，不能單純從文學的角度來端正自己對毛澤東詩詞的誤讀。毛澤東首先是偉大的政治家，他的詩詞文學性是服從政治性的。因此從政治的角度來把握毛澤東詩詞，可能最接近毛澤東對自己詩詞的理解；只有這樣理解毛澤東詩詞，才可能在「百把年以後」避免出現後人「對我們這些都不懂了」的結果。
戰略是政治的核心內容。由此，我想到了毛澤東詩詞中的戰略思想。毛澤東的詩詞也可以有戰略視角的解讀，而不限於修辭、文學藝術角度的解讀。閱讀毛澤東的詩詞，我們會發現其中有許多是講戰略的。如果沒有政治和戰略高度，我們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毛澤東詩詞。
談毛澤東和他的詩詞，我們就不能回避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是認識毛澤東所有作品最重要的切入點，毛澤東的世界觀與中國共產黨的成長是分不開的。我記得自己小時候的語文課本中有一段對話：在聽到有西方人說毛澤東是一個詩人時，我們的同誌回答：不，他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這樣的認識才是對的，不能把毛澤東僅僅當作詩人，甚至僅當作一般的戰略家，毛澤東首先是帶領中華民族實作解放的偉大領袖。
我們講毛澤東的戰略思想，不能僅從所謂「謀略」層面講，戰術不能決定歷史。戰略首先是講大勢的學問，大方向錯了，人的優點往往就成了缺點。毛澤東說：「學問再多，方向不對，等於無用。」我們講毛澤東詩詞，首先是講政治，講方向，講戰略。賽局中最終能贏得勝利的是事業的方正，而非一二奇招。奇招有效，但不可多用，初用可能盤活全域，然若無方正托底，復用多為死棋。1975年毛澤東借用魯迅的話說：「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蔣介石一輩子把政治搞成搗鬼，結果把自己搗到台灣島上去了。
戰略首先是審勢的學問，既講「形」更講「勢」。沒有「勢」，這個「形」就沒有意義。中國人常講「勢力」和「勢利」，勢有了，就什麽都有。毛澤東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他可以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今天也一樣，只要路線正確，沒有錢可以有錢，沒有人可以有人，人們會因進步的事業凝聚到一起。正確的路線就是符合歷史進步大勢的路線。
中國人常說「事情」，人年紀大了，對很多小詞就悟出味道了。事在先，情在後，事成情至，沒事哪來的情。所以王陽明說「人須在事上磨」，沒說人須在情上泡。現在年輕同誌不理解，總把酒桌上的事當個事，兩杯酒下肚，就要做朋友，其實，你沒有事業就沒有朋友。事情，事是情的紐帶，你只要事做了，情到不到都不要緊，人是跟著事走的，不是跟著情走的。事業越大你的朋友圈越大；你的事業越久遠，跟隨你的人就越久遠。像毛澤東這樣的人，許多代人都會跟著他，在中國歷史上他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實踐證明毛澤東思想是正確地解決近現代中國問題的鑰匙，也正因此毛澤東思想就成為中國人民前進的旗幟。
學會把握和順應歷史前進的大勢，這是我們學習毛澤東詩詞的重要視角。大勢、方向決定一切。回想許多年前，中國有些「公知」對毛澤東的事業總持所謂「批判」立場，但幾十年過去了，結果如何？結果是「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社會主義中國不僅仍然屹立於世界東方，而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變得更加強大。習近平總書記說：「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潮流浩浩蕩蕩。歷史只會眷顧堅定者、奮進者、搏擊者，而不會等待猶豫者、懈怠者、畏難者。」歷史總是要前進的，只有與歷史同步伐、與時代共命運的人，才能贏得光明的未來。
毛澤東詩詞文采斐然，自不用說，很多人都從文學的角度研究毛澤東詩詞，似乎毛澤東詩詞「何等豪邁」「何等情懷」就夠了。其實，只要是詩人，就都有情懷。可是毛澤東跟其他詩人不一樣，毛澤東詩詞講的是政治，政治是戰略問題的核心。戰略是以改造世界為目的的。比如同是【蔔算子·詠梅】，如果不從政治的視角，就讀不出毛澤東「讀陸遊詠梅詞，反其意而用之」的真意。
毛澤東的真意是以他早年說的「改造中國與世界」為目的，而陸遊則以孤芳自賞為目的。兩者意境，判若雲泥。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說的這句話是沖著黑格爾說的，黑格爾在1821年出版的【法哲學原理】中提出：「哲學的任務在於理解存在的東西，因為存在的東西就是理性。」1975年7月15日，毛澤東在聽蘆荻讀詩時批評古代隱士：「知識分子一遇麻煩，就愛標榜退隱，其實，歷史上有許多所謂的隱士，原是假的，是沽名釣譽。即使真隱了，也不值得提倡。像陶淵明，就過分擡高了他的退隱。」
杜甫和李白在唐詩中代表兩種認識路線。李白的認識論的基礎是佛學中的禪宗，禪宗是魏晉玄學與西傳佛學結合的產物，禪宗本質是虛無的，禪宗的特點是只解釋世界而不改變世界。
李白寫詩就是寫詩，沒想改造世界，有很濃的禪意，李白的世界是虛無的。比如李白一方面贊揚秦始皇「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另一方面又說「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而杜甫青年時就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抱負，所以杜甫的詩中貫穿著經世致用的精神。比如【春夜喜雨】這首詩：
春夜喜雨
杜甫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
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這首詩寫於唐肅宗上元二年（761年）春，這年杜甫已至天命之年。杜甫於先天元年（712年）出生於河南鞏縣，比王維、李白小11歲。他雖然被譽為天才少年，但是沒有考上進士。杜甫年少時，曾遊歷吳、越、齊、趙等地。他雖然一路上作了很多詩贈予達官貴人，但始終未能出仕，杜甫因此生活困苦，只能將妻子兒女安頓在奉先縣。最終他得到了「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一職，根據【唐書】百官誌記載，這只是從八品下的小官。安史之亂爆發，杜甫被囚禁在長安長達9個月。至德二載（757年）四月，杜甫曾冒死逃出長安到鳳翔（今陜西寶雞）投奔肅宗，並被肅宗授為左拾遺。但不久就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杜甫與房琯是布衣之交，因此被認為是房琯的同黨。唐肅宗命令刑部、禦史台、大理寺一起審訊杜甫。幸虧有宰相張鎬出面營救，還有禦史大夫韋陟幫忙解釋，杜甫才得以幸免。此後，杜甫被貶到華州（今渭南市華州區）。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杜甫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乾元二年（759年）夏，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辭去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廣德二年（764年）春，嚴武再鎮蜀，嚴武表薦杜甫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給他做「參謀」，後人又稱杜甫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辭了職。此後，步入50歲後的杜甫基本放棄了從政的念頭。
仕途多舛，知天命之年的杜甫對政治已有了較深刻的認識。如果從「政治詩」的角度閱讀【春夜喜雨】這首詩，就會發現它是杜甫在總結自己的從政經驗：第一二句說的是做事要恰到好處，如果不知時節，那就不是「好雨」而是「壞雨」——這兩句包含了杜甫四年前因救房琯受到的與司馬遷因救李陵所經歷的同種遭遇；第三四句是說辦事要知道借勢，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要善於等待上下共識的形成，有了共識，才可以「隨風」成事。辦完事後，不要出個人風頭，更不要貪功——這時杜甫大概知道當年自己救房琯錯在不會「隨風」，即等待肅宗的共識。後四句是總結，說這樣看似長夜漫漫，看不到明顯成績，但天明時就會發現「花重錦官城」，即收獲滿滿。這是在講從政之道。不求，上進；求之，不得。杜甫一生都以政治家為人生目標，想不到卻事與願違成了偉大的詩人。他的政治經驗更多的是從官宦底層獲得的。與近千年前的司馬遷命運相似，杜甫在仕途上顛沛流離，遭遇了太多的坎坷，官階不高，雖悟出了政治經驗卻鮮血淋漓並不自覺地體現在自己的詩作之中。毛澤東看出了這一點。1958年3月7日，毛澤東「在成都遊覽杜甫草堂。在杜詩版本展覽室，看完明、清和近世刻印的各種不同版本的杜詩後，望著陳列在櫥內的杜甫詩集說：‘是政治詩！’」
毛澤東說杜甫的詩是「政治詩」，那毛澤東的詩就更是政治詩。讀毛澤東詩詞不可能不與毛澤東波瀾壯闊的政治活動相聯系，不從政治的角度而只從文學角度閱讀毛澤東詩詞，那一定不得要領。
「茫茫九派流中國」，中國鬥爭勝利要靠我們自己的同誌了解情況，和中國實際聯系。中國共產黨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認識是在經歷了重大犧牲後才獲得的。一開始，不少人都是在上面飄著，結果讓蔣介石拿機關槍逼著他們從天上鉆到中國的土壤裏，又從中國土壤裏認識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真理，這就是毛澤東思想，從中國革命土壤中成長出的詩詞才是毛澤東詩詞。
詩詞是毛澤東表達他所思所想的重要形式。毛澤東詩詞體現著強烈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這基於毛澤東本人所具有的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越是困難的時候，毛澤東詩詞中越是充滿著樂觀情緒。
事情，事情，我們正是透過一件一件難事認識到毛澤東並對毛澤東產生深厚感情的；事理，事理，我們也是透過一件件歷史難題認識毛澤東所說的革命和建設的道理的。土地革命時期，1927年和1935年，毛澤東的情緒稍有低落。這一時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最重要的時期。1927年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槍桿子的重要性，1935年毛澤東與張國燾的爭論及其後果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中國地緣政治的重要性。認識地緣政治是認識中國實際的極重要的方面。毛澤東很早就對學習中國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予以高度重視。1915年他在寫給蕭子升的信中說：
觀中國史，當註意四裔，後觀亞洲史乃有根；觀西洋史，當註意中西之比較，取於外乃足以資於內也。地理者，空間之問題也，歷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方法，地圖為要；地圖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識之最多者也，報章雜誌皆歸之。報章雜誌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報章雜誌言風俗，而地理有風俗之章。政治、軍事、產業、交通、宗教等，無一不在地理範圍之內。今之學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閱報章雜誌，而不知其所歸，此所謂無系統者也。
1926年毛澤東在第六屆農民講習所曾主講過地理課，他「講述了學習地理與革命工作的關系。要求學生除對全國性的地理概況有所了解，主要對本省的山川形勢、人情風俗習慣，以及地理上給予政治的影響等，都要了解。」據【資治通鑒】，曹操取得漢中後，劉曄曾向曹操建議：「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毛澤東在讀到這一段時，在頁旁批註：「不可信。」毛澤東在讀【魏書·劉表傳】時批註：「做土皇帝，孟德不為。」且不說曹操的戰略目標是逐鹿中原，也不說入川後因地形復雜將使清剿劉蜀政權的部隊物資需求量極大，且因路途險遠、運輸困難資源不能保證，我們只要看看13世紀中葉蒙古大軍入川後大汗蒙哥戰死在釣魚城（在今重慶）下以致終不能出川的窘境，再比較李自成出川和張獻忠入川後的不同結局，就會知道，長征路上紅軍若進入四川也會陷入——用毛澤東的話說——「甕中捉鱉」的窘境。在長征路上，毛澤東斬釘截鐵地否定了張國燾西進四川的行動計劃，部份也是緣於這些歷史教訓。不了解地緣政治的特點或沒有地緣政治常識，我們就讀不懂毛澤東【七律·長征】中「更喜岷山千裏雪，三軍過後盡開顏」的詩意。
再比如，讀毛澤東【念奴嬌·北戴河】，就不能不了解中國東北及東北亞的地緣政治特點。「關外問題」並非始於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為中國政治穩定的「軟肋」：隋之後，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全國性的長期戰亂，其爆發源頭多出自關外：此間，東北動則中原動，中原亂則中國亂。隋煬帝、唐太宗都註意到了東北亞政局對中原政治的影響，但都沒有解決東北亞問題。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6月東北亞便燃起了戰火——6月27日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出兵北韓。美國政府從其全球戰略和冷戰思維出發，武裝幹涉北韓內戰，並派遣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在中國安全面臨嚴重威脅的情況下，黨和政府作出了抗美援朝的戰略決策。毛澤東沒有把中國的安全利益釘選在山海關或中朝邊境，而是將北韓人民的安全與中國人民的安全利益統籌起來考慮，也就是說保衛了北韓的安全也就是保衛了中國的安全，對北韓安全的威脅也就是對中國安全的威脅。結果將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壓制在「三八線」以南——這確是「唐宗宋祖」乃至打敗東北烏桓曹操的文治武功「稍遜風騷」的地方。
顯然，如果不了解東北亞地緣政治之於中原政權安危的戰略意義，我們就不可能讀懂1954年夏毛澤東填寫的【浪淘沙·北戴河】。此詩中提到曹操，是因為曹操解決了東北的烏桓問題，之後揮師南下，準備過長江。在這樣的情境下，曹操寫了【觀滄海】。同樣，1953年新中國取得抗美援朝的勝利，在與北韓人民共同捍衛了北韓的安全利益的同時也徹底解決了自隋唐以來中國東北遇到的安全難題，毛澤東寫下了【浪淘沙·北戴河】。明乎此，才能明白「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一句中蘊含的戰略意義。
唯物論和辯證法是毛澤東一生始終堅守的認識方法，也是毛澤東制定正確的戰略和策略的基本原則。從某種意義上說，戰略是確定現實鬥爭方向的學問，而策略是尋找戰略力量即國力運用邊界（即極限和底線）的學問。事物的性質是由其對立的方面規定的。過錯，過了就錯。過度運用戰略力量是戰略優勢向劣勢轉化的開始。偉大的戰略家就是能夠正確把握自己力量邊界的哲學家。只有找到自己力量使用的合理邊界，其戰略才是有意義和可以有效實施的。毛澤東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
毛澤東不僅有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這需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厚功底，更有成熟的政治素養——這需要高超地運用辯證法的能力。毛澤東說：「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葉劍英在談到正在草擬的【中美聯合公報】時說：「其實這個公報沒把基本問題寫上去。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上說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是不能兩面作戰。」送走尼克森後，7月24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等談國際問題時，再次叮囑：「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馬克思說：「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從政治戰略上說，辯證法是矛盾轉化的學說，任何強大的事物在辯證法面前都是要向自己的反面轉化的。掌握辯證法的人就可以促成並加速矛盾向有利於自己方向的轉化。所以，毛澤東提出「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命題。1958年12月1日，他告訴全黨：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歷史上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它們取得統治權力以前和取得統治權力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它們是生氣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進者，是真老虎。在隨後的一段時間，由於它們的對立面，奴隸階級、農民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步壯大，並同它們進行鬥爭，越來越厲害，它們就逐步向反面轉化，化為反動派，化為落後的人們，化為紙老虎，終究被或者將被人民所推翻。
只有理解了毛澤東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根源，才能理解毛澤東詩詞中必勝的樂觀的認識論基礎。1962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內政外交非常困難的一年——這是新中國第一次在面對來自美國、蘇聯的壓力的同時，又在中印邊境地區對侵入中國領土的印度軍隊進行了對印自衛反擊戰。不明白這樣的背景，就無法明白毛澤東【七律·冬雲】中「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的語意。結果，在中國邊防部隊基本到達中印邊界傳統習慣線後，毛澤東決定，「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們讓他們一點」。中國邊防部隊於11月22日零時主動停火，從12月1日起主動後撤到1959年11月7日的實際控制線20公裏以內。毛澤東說，「這次是打了一個軍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軍事仗」。毛澤東寫這首詩時，對印自衛反擊戰結束，明乎此，就會讀懂「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的蘊意。
再比如，蘇聯赫魯雪夫上台後的所作所為，使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考慮接班人培養問題。毛澤東根據革命鬥爭的經驗，知道沒有經驗的知識是書本知識構成中的邊緣部份。好的教育是書本知識和經驗的同時提升。現代應試教育的致命缺陷是人為地將受教育者從小與社會隔離並使之失去應對社會矛盾和鬥爭，特別是殘酷鬥爭的經驗。這樣培養的人不懂國情，不懂人民，只知道一些書本上的教條，這樣的人一旦上台，就會葬送中國社會主義事業。鑒於此，中國教育界「一從大地起風雷」，毛澤東根據馬克思教育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原則，提出在學校教育中加大經驗成分，以避免亡黨亡國的惡果。如果不結合當時毛澤東這些人才戰略的思考，我們同樣也讀不懂1961年年底毛澤東寫的【七律·和郭沫若同誌】，其中「僧是愚氓猶可訓」，指人是可以教育好的，但不能脫離實際，一脫離實際腦子就飄，一飄就必然會像赫魯雪夫那樣走唯心主義的道路。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集康生、陳伯達等談哲學問題，毛澤東說：「哲學家要下鄉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參加階級鬥爭，不搞階級鬥爭，搞什麽哲學？」
毛澤東想透過教育變革加強中國人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轉變。當代中國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並不是僅僅因為中國有儒學文化，而是因為有了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實踐相結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但如果僅僅停留在不加批判地接受儒家的所有思想觀念，就有可能陷入抽象人性論的窼臼。1973年7月4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
郭老在【十批判書】裏頭自稱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郭老不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
孔夫子——毛澤東認為蔣介石、林彪等也是一樣——的「人本主義」的基礎是抽象因而不可再分的「人」，毛澤東主張的是階級分析中的「人民」要落到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為此，1973年5月毛澤東作詩批評郭沫若「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晚年批判的「孔子」，是漢朝以來被董仲舒改造過因而已失去鬥爭性的孔子及其學說。因此，毛澤東批判的也不是孔子本人的學說，而是批判那種抽掉階級分析因而沒有鬥爭性的思想方法。相反，毛澤東對孔子本人還有更多的肯定。他在讀【讀通鑒論】一書時批語：「儒非徒柔也，尤為偽者騙也。」「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韓。」1954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一次臨時會議上，毛澤東說：
郭沫若曾經用很多材料證明，孔夫子所以成為聖人，是因為他是革命黨，到處參加造反。說孔夫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那是孟子講的。其實當時孔夫子周遊列國，就是哪裏造反他就到哪裏去，哪裏想革命他就到哪裏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筆抹煞，不能簡單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可見毛澤東贊賞的是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即敢向「聞人」（今天叫大「V」）少正卯下刀子的孔子，反對的是由董仲舒抽去鬥爭性的孔子及其學說。即使如此，孔子的鬥爭性也不可能有階級分析的高度，但如果將孔子的鬥爭性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相結合，那我們的認識論就會如虎添翼，形成強大的戰鬥力。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如果接受了那種沒有階級分析的「人」「人本」，乃至抽象「人民」的概念，就會模糊黨的視野，找不準鬥爭的物件，其結果是越鬥爭，鬥爭的物件就越多，以致失敗。
總之，毛澤東詩詞與他的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密切相關，世界觀決定毛澤東詩詞的人民立場，詩詞中的一些概念、範疇與其戰略思想——比如「數風流人物」與人民立場，「環球同此涼熱」與不稱霸的思想——就緊密聯系在一起。從「政治詩」而不是僅從文學的視角發掘毛澤東詩詞，才能更深入理解毛澤東詩詞深刻的思想內涵，同時也有助於了解毛澤東的戰略思想。透過對毛澤東詩詞的戰略解讀，可發現其中貫穿著毛澤東的歷史唯物主義人生觀和審美觀、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思想、對中國地緣政治的思考及其運用、中國崛起的戰略與策略，以及關於中國統一、新中國的教育方針、外交原則、繼續革命等思想的脈絡。可以說，革命和鬥爭是貫穿毛澤東詩詞的主題，唯物主義和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觀念是毛澤東詩詞的底色。
張文木
本書作者張文木是國際戰略問題研究專家，主要研究領域為地緣政治、國家安全、中國海權。就中國安全戰略問題發表過一系列的文章，在國內外都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在這本書，他以「政治詩」切入，從政治和戰略高度解讀毛澤東詩詞，探究詩詞中所蘊含的大境界和大戰略，從而探討毛澤東本人的唯物史觀和一系列關於中國統一、新中國發展的思想脈絡。
全書16開本軟殼平裝，內文頁用的是膠版紙，紙質柔軟細膩，油墨清晰，閱讀體驗良好。推薦給對黨史、軍史、毛澤東、毛澤東詩詞感興趣的讀者，以及戰略學、政治學、國際關系學方面的研究者和愛好者。
版式：X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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