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識】項昊宇：中日韓自貿區建設的難點與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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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中日韓第九次領導人會議在南韓首爾舉行，三國在【聯合宣言】中寫入：「討論加快三國自貿協定談判，以期達成自由、公平、全面、高品質、互惠且具有自身價值的自貿協定」。停擺四年半的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重新開機，有望給欲振乏力的三國經貿合作註入新的增長動能。然而面對內外形勢的深刻演變，中日韓自貿區建設難以一蹴而就，仍需克服多重困難挑戰，其前景主要取決於三方的政治意願和務實談判，同時也需要三國有效管控矛盾、排除外部幹擾。

2023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同南韓外長樸 振、日本外相上川陽子在南韓釜山 共同出席第十次中日韓外長會。

漫長曲折的歷程

中日韓自貿區建設早在2002年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中就被提出，經過十年研究論證，2012年11月在柬埔寨金邊舉行的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期間，中日韓三國經貿部長正式宣布啟動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2013年3月，中日韓自貿協定第一輪談判在首爾舉行，到2019年11月共舉行了16輪談判。其間，三方設立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競爭、電子商務、智慧財產權、政府采購和原產地原則等11個工作群組機制，圍繞降低貿易壁壘、促進市場準入、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展開了全面深入的磋商。盡管三國政府並未披露談判細節，但在第16輪談判後釋出的訊息稿中透露，三方圍繞市場準入及電子商務、智慧財產權等規則領域進行了磋商。令人遺憾的是，2020年以來，受到新冠疫情及內外環境變化的影響，談判停擺至今。

回顧中日韓合作啟動25年來的行程，經貿合作在三國關系中始終發揮著「壓艙石」和「推進器」的重要作用。對於中日韓自貿區建設的重要意義和必要性，三方具有高度政治共識，在歷次領導人會議中均表達了積極意願。然而現實中的三國自貿區建設卻進展緩慢，這也是中日韓三邊關系和東亞地緣政治復雜性的真實寫照。

政治因素幹擾 。2012年以來，中日關系因釣魚臺、靖國神社問題相繼遭遇嚴重沖擊，日韓關系則因強征勞工索賠案陷入戰後最低谷，中韓關系也因「薩德」問題持續僵冷。政治關系的緊張對立，使三國領導人會議時斷時續，也使三國自貿協定談判始終缺乏強有力的政治引領，面臨動能不足的困境。

產業結構變遷 。近年來，中日韓產業合作逐漸由「垂直互補」向「水平競爭」模式轉變，傳統「雁型模式」下的互補性有所下降，在汽車、消費電子、半導體和造船業等關鍵產業領域的同質競爭性上升。尤其是中國在產業技術領域加快向中高端邁進，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不斷攀升，對日韓優勢產業形成擠壓效應。三國間經貿關系的競爭性上升帶來的合作預期收益下降，難免會影響三方合作的積極性。

RCEP的替代效應 。2020年11月，與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同期啟動的【區域全面夥伴關系協定】（RCEP）歷經八年31輪談判最終得以簽署，成為全球最大規模的自貿協定。隨著2022年RCEP生效，中日韓三國首次被納入同一自貿框架中，對於是否還有必要另行商簽中日韓自貿協定，三國內部也產生了分歧。

外部環境趨緊 。當今世界大國競爭和陣營對抗回潮，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擡頭。美國竭力推動對華戰略競爭，加大對日韓的誘拉施壓，致力於打造「去中國化」的國際產供鏈和「小院高墻」式的排華技術聯盟，客觀上也對東北亞區域一體化形成阻力。

談判難點何在

中日韓三國經濟規模巨大、產供鏈深度互嵌、利益高度融合，是東亞區域合作的重要推動者和引領者。相較參與方更多、涉及問題更復雜的RCEP，中日韓三國談成自貿協定本應順理成章，但實際談判行程卻步履維艱，阻力重重，原因何在？

首先，日本成為關鍵消極因素 。近年來，日韓執政當局和政治精英涉華認知負面，對華戒懼心態上升，導致政策取向出現消極轉變。其中，日本對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心態矛盾，參與談判熱情不高。出於搶抓亞太經貿主導權的考量，日本專註於推動【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談判，對於中國參與的區域自貿協定心存排斥。據報道，在2014年11月的中日韓自貿協定第六輪談判中，日本就拒絕了中韓兩國的提案，使談判一度陷入僵局。岸田文雄政府上台後，為了維護日本的產業競爭力，力推「經濟安保戰略」，加強對華防範，並積極追隨配合美國對華遏壓，2023年對23種高效能半導體裝置實施出口管制，使經貿政策日益出現「泛安全化」取向。可以預見，未來日方仍可能給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設定各種障礙。

其次，圍繞敏感弱勢產業的開放分歧較大 。在技術層面，雖然三方對於建立高水平高標準的自貿協定有共識，但各自追求的標準及重點關註領域並不一致，尤其是圍繞農業、制造業、服務貿易的市場開放和規則標準等，三方利益訴求不同。如日韓對於農產品市場開放態度消極，並希望保護其國內的中低端制造業免受沖擊。而中國對於日韓提出的服務業開放、數據流動、智慧財產權保護等要求也難以照單全收。未來中日韓自貿協定的談判必然要經歷三方艱難折沖，最終基於利益對等原則，對各自一些高度敏感產品給予關稅保護，透過設定過渡期和例外條款、部份或階段性降稅等方式尋求達成妥協。

第三，需要理順與既有區域自貿安排的關系 。下一步重新開機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首當其沖的難題是要明確其性質定位，體現與RCEP、CPTPP、中韓FTA等區域既有自貿安排的區別。為照顧不同國家的發展水平差異和現實接受度，RCEP條款內容較為寬泛，標準較為寬松，在日韓看來遠非「高水平貿易協定」。中日韓自貿協定的目標在於「全面、高品質、互惠且具有自身價值」，三方如何在RCEP基礎上，進一步提升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水平，並且建立新的規則標準，打造「RCEP+」的自貿協定，將是一個系統性的艱巨任務。

第四，面臨地緣政治和外部因素的幹擾 。當前烏克蘭危機影響外溢，北韓半島和台海局勢緊張，陣營對抗和地緣沖突風險上升，日韓身處中美激烈賽局的夾縫之中，對華合作心態矛盾搖擺。美國置身亞太多邊自貿框架之外，卻始終對於中國主導的區域一體化行程高度警惕。雖然迄今美方並未公開出面阻撓，但中日韓自貿區對於美國推行「去中國化」戰略絕非好訊息。可以預見，未來日韓參與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勢將面臨來自美國的有形或無形的壓力。

前景廣闊但需相向而行

2023年，中日韓分別位列全球第二、第四和第十二大經濟體，三國國內生產毛額（GDP）之和占全球總量的24%，三國間貿易額約占全球的20%，三國貢獻了亞洲經濟增量的70%和全球經濟增量的36%。日本和南韓是中國第二和第三大貿易物件國，中國已經連續多年是日韓最大貿易夥伴。與此同時，中日韓之間的貿易依存度卻只有不到20%，遠低於高度一體化的歐盟（65.7%）和北美自貿區（40.2%），這也表明三國間的貿易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盡管當前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面臨多重挑戰，但中長期看，中日韓自貿區建成後透過貿易投資自由和便利化所逐漸釋放的紅利，有望產生三大積極效應：一是經濟增長效應。迄今三國有關研究表明，中日韓自貿區的建成將不同程度拉動三國經濟的增長，有望給三國GDP帶來0.5%至3%不等的增量效應。二是政治安全效應。中日韓自貿區帶來的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提升，將深化三國利益交融，壯大和平力量，有助於緩解地緣政治緊張，對於三國增強政治互信，減少安全互疑，亦可發揮正向促進作用。三是社會文化效應。參照歐盟的經驗，中日韓自貿區有助於實作三國人員流動的便利化，透過擴大文化、教育和旅遊合作，有利於增進相互理解和友誼，增強東北亞地區民眾的共同身份認同，進而有望為地區國家實作歷史性和解發揮積極推動作用。

展望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前景，其順利推進和成功落地主要取決於三大因素。首先，日韓應與中方一道展現強有力的政治意願，發揮高層引領作用。中日韓三國應保持領導人定期會晤機制，加強中日韓合作的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給自貿協定談判註入源源不斷的政治動能，自上而下推動談判向前走，並在談判關鍵時刻發揮「一錘定音」的政治決斷作用。其次，日韓應與中方一道相向而行，耐心細致推進務實談判。中日韓應設定務實的談判目標，據此制定談判路線圖。三方應以RCEP和中韓FTA為基礎，對標CPTPP，重點爭取在關稅減讓、服務貿易開放領域談出高於RCEP的制度性安排。在敏感領域，如農產品市場開放等領域適當照顧日韓關切，中國也需以更加積極開放的態度參與數位經濟、智慧財產權、產業補貼、國有企業等議題談判，展現建設高水平中日韓自貿區的誠意，激發日韓參與談判的積極性。最後，日韓應與中方一道有效管控矛盾分歧，著力排除外部幹擾。彼此應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用好各層級各領域對話溝通平台，確保危機管控和爭端解決機制有效運轉。三方應共同抵制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行動，建立完善供應鏈溝通協調機制，構建一個更加自主、穩定、高效、互惠的供應鏈體系，為自貿區建設奠定堅實的基礎。

（作者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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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識】2024年

第13期

責編：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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