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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康寧:斯密的背影尚未遠去

2024-02-15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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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康寧,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於【經濟學家茶座】2010年第1期(總第45輯)。

來源: 經濟學家茶座 Teahouse

Part.

1

每到征訂來年報紙雜誌的時候,給我送信件報紙的郵差就會和我聯絡,因為他知道我每年會訂不少的報紙雜誌,經他的手自然算作他的工作業績(也許有獎金)。我訂的報紙雜誌十多種,加上一些報社雜誌社贈送的,樓下的信箱經常是塞得滿滿的。有時幾種雜誌和分量很厚的報紙一起來,從信箱的狹窄的投遞口全部放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難為了郵差。

說實話,信箱裏的報紙和雜誌並非每份都仔細的看,有的只是看一個大概,包括專業雜誌。不過,有一份雜誌我卻看得很仔細,而且都是在第一時間裏看完。這份雜誌叫【華夏地理】,是人文地理類的月刊,我已經訂閱了好幾年。【華夏地理】是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在中國的合作刊物,每期都有幾篇經【國家地理】授權刊登的文章,而且與【國家地理】英文版同步刊登。這份在中國出版的雜誌用的英文刊名與美國【國家地理】完全相同,每期的封面都采用【國家地理】那招牌式的黃色邊框,十分醒目。

美國【國家地理】創刊至今已經有100多年了,文章的深度和品質保證了這份雜誌可以和一所世界著名大學的歷史一樣悠久。【華夏地理】除了直接刊登【國家地理】的文章外,還有該雜誌自己采編的文章,後者在數量上更多一些。說實話,這家雜誌自己采編的文章,在水準上與【國家地理】提供的文章還是有很大的差距,我在看【華夏地理】自己采編的文章時,還是有些耐著性子。不過,2009年11期的【華夏地理】,有一篇該刊物自己采編的文章【認識蘇格蘭:現代世界的發明者】,卻十分耐看,我一連讀了兩遍。

蘇格蘭曾經是歐洲十分貧瘠的一塊地方,但又是知識、思想、文化的富有之鄉,正是因為後者的富有,使這個自然環境遠不如英格蘭和歐洲的貧瘠之地,在工業革命的年代頓時繁榮了起來。蘇格蘭出過無數有名的人,如發明蒸汽機的瓦特,哲學家大衛·休謨,以及後來到美國發明了電話的貝爾,但對於經濟學人而言,蘇格蘭誕生了亞當·斯密,這才是最重要的。亞當·斯密的大部份時間都是在蘇格蘭度過的,包括在那裏寫下【國富論】。如果說過去250年來蘇格蘭對世界的最大影響是什麽,答案很可能是出了亞當·斯密和【國富論】,因為今天的世界之所以是這樣,離不開蘇格蘭的這位學者和他的著作。

亞當·斯密構造了一個思想的世界,影響了一個現實的世界。前者是他一生努力的目標,後者則是他不曾想到的結果。在斯密的時代,遠洋貿易已經成熟,市場疆域大大拓展,技術變革不斷出新,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正醞釀革命式的變化。在大變革時代,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往往也最為激烈。君主王室有其利,地主鄉紳有其利,工廠廠主有其利,城市市民和農民也有其利。研究經濟的學者不能不關註政治與哲學,對經濟生活的分析更是離不開對政治社會的判斷,所以,在斯密時代,並沒有純粹的經濟學,只有政治經濟學,經濟學的原理實際上是政治經濟學的原理。

Part.

2

亞當·斯密離開我們整整220年了(今年7月17日是他的冥誕220周年),今天的人們似乎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不像當今世界大紅大紫的經濟學名家,聚光燈下的演講照被許多經濟學粉絲在自己的部落格中所珍藏,斯密長得什麽模樣今天也沒幾個人說得清(我在一本斯密的傳記中看過他的畫像,好像是一個胖子)。不過,如果說斯密的思想今天已經過時了,恐怕連今天當紅的經濟學家也不會答應,他們也不敢忘掉這位經濟學的祖師爺。

應該承認,國際上有成就的經濟學家對斯密及其思想的熟悉程度,遠遠超過同時代中國的經濟學家。一些經濟學大家會經常在他們的論文中嫻熟地參照斯密的語錄或【國富論】中的論述,名家之作的字裏行間,不經意地就流露出對200年前偉人的尊敬。其實,直到現在,主流的經濟學思想仍然建立在分工、自由市場競爭等斯密的理論框架上。

200多年前的斯密及其同仁,研究的是經濟生活中的原則問題,以及相應的大是大非。前者如價值和財富是如何創造的,分工與效率之間的關系;後者如市場是否應該自由發展,國家應該怎樣征稅等等。今天的經濟學家較少關註這些看起來過於宏觀的大問題,早已聚焦於一些非常具體且技術性很強的細節問題,好像不這樣做,所研究的東西就缺乏含金量,甚至連發表都有些困難。

有人說,是經濟學研究的前進演化造成了這一切。就像人的生理解剖原理早在一百年前就解決了,現在要研究的是構成人的生理的分子結構。其實,與其說經濟學的前進演化使然,不如說經濟學家的前進演化造成了這一結果。斯密的時代,經濟學家不是一個正式的職業,斯密的理想也不是要做一個經濟學家,而是要做一個令人尊敬且有高俸祿的稅務官(他直到快死時才謀到這個職位)。那個時代經濟學家最大的功能是對社會做出價值判斷,並且告知大眾。

斯密先寫【道德情操論】,後寫【國富論】,不是一種職業的邏輯,但符合那個時代的邏輯。今天的經濟學家已經是一個高度職業化的群體,既然是職業性的安排,自然就有職業內的遊戲規則,否則這個職業就要被職業外的群體所沖擊或排擠。賦予職業工作以更多的技術標準就是職業化的一種體現,這既是一種職業門檻,也是職業內部競爭的一種安排,經濟學因此也就越來越技術化了,也越來越細枝末節化了。

今天的人們不再研究斯密時代的內容了,但絕不表明斯密研究的問題今天全部解決了,實際上還有許多問題懸而未決。

美國總統歐巴馬當政以來做的最大的兩件事情,一件事是和金融危機作鬥爭,另一件事是推進國內醫療體制改革。這兩件事情都屬於經濟學研究的範圍,但都不是細枝末節的研究問題,而是事關「大是大非」的美國政治經濟學關鍵問題。無論你能夠列出多復雜的聯立方程式,也無論你研究的技術手段是多麽的高深,也無法回答在金融危機面前,美國政府是否有必要出手救助私人企業,是否應該暫時不管自由市場經濟的準則,對華爾街的金融家嚴格限薪這樣的問題。

這是社會價值的判斷,而與經濟學家的職業化技術訓練無關。同樣,醫療體制的改革,經濟學家首先要回答的是,美國是否應該向歐洲靠攏,把醫療福利看作是公民與生俱來的權利,就像傑弗遜在美國憲法中所言:人生而平等;還是把醫療福利看作和薪資、房子一樣,是個人努力競爭的結果。在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任何研究涉及醫療福利的經濟學的細節性研究,都顯得無意義。

Part.

3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就像經濟生活一樣,中國的經濟學研究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革。

30年或20年前,中國的經濟學家都在講大道理,有的時候還熱衷於在概念上做足文章,是應該說「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還是說 「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中國知識分子的聰明才智全用在文字功夫了(至今我們還能看出因官方表述不同而引來的政策差異,這是中國的政治遊戲規則之特別所致,歷史淵源深厚),學經濟學的青年學子覺得無聊。但不容懷疑,那時的經濟學論戰幫助解決了許多大是大非的問題。

現在遺風雖在,但時過境遷,情況已大有不同。今天經濟學家的專業研究,觸及筆者所言「大是大非」的研究話題已經很少很少,那些非常細小且非常耗費精力(因為技術性很強)的旁枝末節研究太多太多。可悲的是,絕大部份的研究結果基本無用。更加可悲的是,這些技術性的研究,要麽基本沒用,要麽只有技術,卻看不到思想。

應一些經濟學刊物的約請,我時常審閱一些投稿的論文。這些論文已經經過編輯部的篩選了,已被認可為是有價值的選題。其中不乏有創新、有顯性技術性成果的文章,但坦率地講,有顯性思想性成果的文章卻不易看到。

由於經濟學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功利化了,寫經濟學文章的人(很多是博士生或具有明確功利目標的學界人士),不是出於一種興趣或對理想價值觀的追求,而是刻意要把文章寫出來。作者在寫的過程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至於文章的結果及其意義,並不是很關註的。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經濟學論文:作者用了極其復雜的過程卻證明了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或者研究了一個早已在國外已經解決的問題。一份在國內很有影響的經濟學期刊的編輯部主任曾對我說過,編輯部幾乎每天都能收到關於FDI技術外溢的投稿,編輯部人員早已過了「審美疲勞」的階段,見到這類稿子,已經可以用「痛苦」兩字來形容了。

現在的經濟學刊物已很少刊登關於中國經濟改革和社會變革等重大問題的文章了,即使有這樣選題的文章,觀點鮮明、思想性強的力作也屬少見。是中國已經超越了討論「大是大非」問題的歷史階段,經濟學的研究自然轉向集中研究一些以技術見長的細節問題,還是中國的經濟學家的思想已經退化,似乎無力回答一些重大問題?或還是因為其他原因?

每天開啟報紙,進入互聯網路瀏覽,看到的都是一些理應引起經濟學家關註的重大問題,其中不乏「大是大非」之問題。例如,中國的房地產已經成為一個全民性的問題,房地產市場已演化成不同利益集團反復較量的場所,其背後實際上是一個重大的國民收入和國民財富分配的問題。我們該怎樣分配與房地產有關的集團利益和階層利益?這樣的問題要遠比房地產業到底能拉動多少個產業增長的問題重要得多。中央政府已經無數次要調控房地產市場,但最後的利益還是向房地產商和地方政府傾斜。筆者曾經應約寫過一篇關於房地產的文章,想了好幾個題目,最後用了「為什麽總是開發商笑到最後」這樣的題目。同樣是房地產,央企紛紛在各地當「地王」成了2009年的熱點新聞。國資委曾經披露一個數據,央企的利潤達到破紀錄的2400億元。如果央企的利潤來自於房地產市場,無疑是一種社會財富的再分配,這樣的央企,我們還要它幹什麽?央企當地王是典型的不務正業。

由央企的問題聯想到改革。央企之所以熱衷於並能夠當「地王」,還是改革不徹底出了問題。央企具有特殊的壟斷性資源,在房地產市場上賺錢無異於用牛刀宰小雞,破壞了財富分配的公平性。同樣,中國的銀行由於有授權制的保護,以及存款利息與貸款利息的巨差,其利潤也來自於一種不公平。所以,所有中國的銀行都賺錢,而且賺很多的錢,所有國有控股銀行的行長(絕大部份是政府委派的)都拿高薪,也是得益於一種改革不徹底甚至異化的制度框架。

類似的「大是大非」問題很多,限於篇幅,我只能列出這些具有典型性的並與財富分配密切相關的問題。改革開放之初,改革自然要調整社會利益,包括調整一些特權集團的利益,如恢復高考,取消大學錄取推薦制度(其實就是取消門蔭制度);放開市場,用貨幣制度替代權利制度(實際上取消用特權獲取商品的制度),等等。當初分配不公,是因為短缺經濟以及特權集團所造成的。

今天分配制度的改革任務遠未完成,仍有嚴重的分配不公,但原因不是短缺經濟,而是關乎到其他的價值判斷問題,如權利與金錢結合的新的權貴階層是否已經出現,以及是否需要對之限制的問題,等等。今天,為了解決房地產市場的難題,抑制投資性買房成了政府的政策選項(海南三亞剛剛出台每人只能買5套房子的規定),但是否符合我們的市場經濟大準則?其實,我們仍然處在政治經濟學的時代,經濟生活中還有不少原則問題、是非觀問題以及重大觀念問題有待經濟學家去研究、去解決。

為寫文章而寫文章,是今天經濟學研究的一大誤區。不僅我們難以看到像以前那樣曾引起廣泛共鳴並推動社會行程的重大改革與發展的閃光思想,而且使新的一代經濟學家在逐步喪失探究社會價值的思想。青年經濟學人受到的更多的是技術方面的訓練,卻缺乏思想的熏陶(這和當今具有話語權的經濟學家漸漸在貴族化有關)。現在的青年經濟學者中,不乏會出現一些學問家,但未必是思想家。

和20年前相比,今天中國經濟學的研究無疑增強了許多學術性,但學術性不一定代表思想性。在價值觀仍處在大破大立的時代,思想性遠比學術性更為重要。經濟學的研究應該有所回歸,至少給一塊空間讓新的經濟思想萌生、傳播和影響大眾,盡管今天我們也需要學術性的研究。

亞當·斯密已是故人,我們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但這座背影並未遠去。如果用心去聽,我們似乎還能聽到他的聲音。近距離地看到斯密的背影,是因為我們還生活在政治經濟學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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