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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中塌陷」下的新高考:一所浙江县中如何逆袭培养出「清北状元」?

2024-06-24情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新高考后,县中学子的选科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提前博弈,不同的学科老师更是如「潮汐」般涨跌起落。对于资源有限的县中而言,要应付这些不间断的调整和起落,考验着他们所有的智慧和力气。



主笔| 黄子懿

摄影 黄宇

县中的一种底色

长兴是浙江省最北端的县城,隶属于湖州市。 它地处太湖西岸,北邻江苏,西接安徽,即使是在浙江这样的经济活跃省份,也依然保有中国多数县城的一面。这里没有大城市的灯火通明,高铁站只有有限的滴滴司机。人们在下班后拥有一份难得的闲适,聚会一般不超过晚上八九点,结束后通常早早回家休息。进城的沿途,一路是熄了灯的工业园、办公楼和商品房小区,在夜色中安静沉默。

唯一不多的亮灯处是县中心的长兴中学,学生们还在紧张备战着两个月后的高考。 他们早上6:50到教室早读,上午五节课,中午在教室里午休一个半小时,下午继续四节课,最后是三节晚自习到21:40——一般的学校到这时一天就结束了。但22点后,当县城里很多人都睡下,很多学生还会在回到宿舍后打开一盏自备的阅读灯,继续写上1〜2小时卷子。到夜里11点,这点点星光还亮着,成为县城里的最后一道光。「有些作业只在晚自习做是做不完的。」一名高二学子对我说。

长兴中学的校内排球赛。这是学校的传统优势项目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辛劳是一种迫不得已。 长兴的北部是山,东临太湖水,往南则离湖州极近,到杭州的高铁更是只需30分钟,处在100多公里的大城市都市圈范围内。这意味着在高中教育的领域,这座县城可能很难抵挡住大城市或超级中学对优质生源的「虹吸」。无论是市区还是省城的优质教育资源,都将对县城的家庭产生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埋下又一个「县中衰落」故事的伏笔。

但是在长兴,这个近年来被广泛讨论的话题有着不同走向。 2005年后,长兴中学的高考成绩逐渐走高。作为一所县中,这所中学中考录取分数比市内最好的中学要低20分左右,每一级招收800人左右,一本人数多年超600人。 哪怕是在新高考改革后,其成绩也是持续增长,每年能培养出4位左右的清北学子,甚至是湖州市乃至浙江省的状元。

长兴中学兴建于1940年,曾在抗战烽火中颠沛流离办学数年,县城解放后搬迁到县城中心。 1956年,长兴中学开始招收高中生,成为县立头等高中,并在上世纪90年代末获评省一级重点中学。2002年后,它搬迁到位于县城北面的新校址,一座占地面积216亩的校园被周边的商铺和商品房逐渐地环绕,像是被整个县城保护了起来。

跟多数县中一样,长兴中学也一度面临生源被「虹吸」的困境。 现任长兴县教育局局长钦国强1999年进入长兴中学工作,后来在2012〜2021年间担任了九年校长。在他的回忆中,那是一个颇为不易的起步历程。长兴县有人口60多万,湖州的经济也只位列省内中游,因此当地早年间的教育并不算出色。当年长兴中学一个年级1000人,一本人数只有100人左右,最有特色的反而是体育,培养过前女排国手周苏红。县城里多数人对于高考很「佛系」,钦国强对此体会颇深。1995年,他进入省城的大学求学,跟同学说起母校和长兴,「没几个人知道」。

学生在课堂上回答老师提问

转折点出现在2002年后。 那时候,各地对教育生源的争夺已悄然兴起。比如上海一度提出可招收江浙学生在沪就读高中并参加高考。「这个对周边的吸引力就太大了。」钦国强回忆,那时候县里就有一批有实力的家长把孩子送到上海去读书了,杭州也有学校过来招生了。2002年,长兴中学搬到了新校园一年后,一位叫张向前的校长走马上任。他在这种趋势中,嗅到了县域教育的危机。

为了缓解可预见的滑落,张向前开启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先是四处「化缘」提高教师待遇、进行校内的人事制度改革、启动德育导师制,激励师生们用「苦教苦学」去备考。这让成绩慢慢有了起色。2005年左右,学校一本人数升至200〜300人。只是放在整个浙江的范围里,这还不算出色,直到2010年前仍有不少优秀生源外流。2008年的某一天,长兴下着大雨,学校听说有三位孩子组团被杭州的中学预录取了,学校一位副校长就和一位教务处老师冒雨前往学生家中挽留。他们掏腰包买了牛奶水果,却在驱车抵达后被对方家长婉拒。「几乎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些时候见完面郁闷得不行。」钦国强说。他们只好回去苦心钻研课程改革,这才有了后来的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早年的「苦教苦学」到今天还是长兴中学的一个底色。 从学生早上入校到晚上21:40学生离校,大部分一线教师和校领导几乎都待在校内,周而复始。他们强调团结与协作,以校务和集体任务为重,要么是在夜色中站在走廊辅导问题和谈心减压,要么就是待在研讨室,讨论学案、习题与备课。「我们只要松一松,下面就会大放松。」现任校长杭伟华说。

每天晨读完毕后,学生会到操场上跑操

然而,这样一所秉承奉献和苦功的县中,在2014年后要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他们要怎么去应对新高考的灵活多变?

选科的博弈

2015年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和几位同事来到浙江调研,做一项有关新高考试点的监测研究。当时的浙江在2014年启动试点改革,快到了第一批学生的选科阶段。林小英觉得,这是高中教育前所未有的事情,就想来调研一下各个高中是怎么选科的。她特意绕开了省城杭州,选择了县中,「无论新高考怎么改,杭州的知名中学肯定都能够很好应对,但县中是代表大多数的」。

浙江高考有一套区别于他省的复杂机制:传统的语数外三科之外,其余副科是「7选3」,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技术中选择三科,其中技术为浙江独有。 为了缓解「一考定终身」的压力,浙江考生除了语文和数学之外,所有科目都可以考两次,第一次在当年1月,第二次在6月,录取时是80个精准志愿直接录取到专业。这是浙江在2014年首批启动新高考改革试点以来,通过一次次完善修订逐渐形成的机制。

但压力是会叠加的。 多出一次提前半年的「首考」,意味着所有准备都要提前半年。学生高一入学就要考虑「7选3」选科,科目又与未来录取专业紧紧捆绑。这就需要学生最好在高一就想好自己的未来规划。「当下大学的招生专业设置和录取格局其实是加大了信息鸿沟,县中在这种信息格局中是最不利的。」林小英说,考评体系越复杂,县中往往就越难,「就好比你只想买个汽车,但却被要求详细了解发动机的配置。」

长兴中学校长杭伟华

选科对于当时的高中校长们来说,也是个大难题。 林小英说,如果放任「7选3」,那就一共有35种课程组合,按照测算需要有1.5倍的教室量,这对县中的软硬件都提出了大挑战。「哪里去找那么多教室、那么多教师?」林小英在调研时就遇到一位县中的副校长,愁眉苦脸地问她怎么办,「这就是考验校长智慧的时候了,他们是最了解地方情况的人。」

2015年时,钦国强已是长兴中学的校长。 他学习教育学出身,长期在教学管理第一线,经常研读教育类的报刊。他知道对于新高考,学校一定要积极应对,但前提是做好相关的研究,「学校肯定是马上做出改变的,但我们自己要有一个研判,不能盲动、乱动,要定好了方向再动」。当时任教学副校长的杭伟华回忆,那时候领导层有点担心,新的高考形式会不会影响到学校过往来之不易的成绩。「有点担心学校会掉下去。每一次改革当然都是不容易的,一直处在一个动态的完善过程中。」

为了做好研判工作,钦国强的办法是积极应对、稳妥推进。他先是在近1000名当级学生中进行了多次「预选」,看看学生的心仪组合。多次结果显示,选物理的人数大大下降了。「很简单的道理,每个人都不想成为别人的分母。」钦国强说,物理难,选的人就强,导致选的人少,在等级赋分制度下的得分就会偏低,进而导致选的人更少。而浙江是传统的理科大省,理科高手如云,文科的竞争却相对不激烈。每年约25万考生中,有近5万的艺术生都会选择文科。等级赋分下,学生的竞争心态在变化。

作为校方,他们不能干预学生选课,但也不能完全放任,所以关键是要做好引导工作。 这不仅关乎高考成绩和学生的长期发展,也关乎教学管理。在当时媒体的报道里,杭州一些中学光排课表就花了整个暑假,用了「数不清」的教室,一些本不是教室的行政室也被临时拿来充当。一位杭州老师对本刊回忆,那时候一下课「非常壮观」,「学生们一下都涌到走廊上,像潮水一样在换班」,不过效率很低,一个学生换班就要花上几分钟,有时候上课铃响了,还有一半人没到。

长兴县教育局局长钦国强,曾在长兴中学担任了九年校长

对于长兴中学来说,这种模式显然不可行。 学校当时有约3000名学生,匹配着250多位教师,低于上海测算出的1∶8理想配比,浙江的选考科目还多出一门,师资和硬件都面临更大挑战。为此,几位校领导天天讨论,「每天吃饭都在想这些东西」,做了大量的数据梳理工作。最后,他们提出「有限度的走班」:在引导学生自由选择的基础上,以组合的方式尽量减少走班,班级规模不局限于40人。比如如果有90人选政史地,就组成2个班,有38个人选化政地、45人选生政地,也能单独组班。那些科目重合度有限的班级,则尽量在行政班的基础上走班。比如有47人选了政治+地理,就编成一个行政班,政治+地理在行政班上课,其他选科才走班。

正式的选科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钦国强为我展示了当年的选科安排表,那是一个近乎满页的表格,从头年9月高一学生入学到次年9月升入高二,学生要做多项性格和职业倾向测试,中间还有来自高校的专家做多次的讲座辅导。后期,学校更是加入了不同科目专业和成绩的宣讲。选科也前后分为三次,学生要在2015年6月、8月、9月进行三次确认,哪怕是高二开学一个月后也还有调整机会。 「教育是一个过程,选择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不确定性,要尽可能多地给学生机会。」钦国强说。

后来的走向佐证了他们的判断。 从2014年到2017年,选物理的人数确实有了一个急剧下降,后来轮到了化学,这一局面直到后来浙江启动物理6.5万人选考的保障机制,以及各高校专业要求物化捆绑后才有所缓解。与此同时,文科大幅上涨成了选择的主流,政治和地理尤其受欢迎,从2014级的300多人跃升至2016级的超过600人。 在此之前,已经有同省的学校靠着押注冷门学科、田忌赛马般地「跑」了出来。2016年10月,浙江新高考「首考」,两所来自浙南、浙西的高中靠着提前谋划冷门的技术学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学生们在课堂上认真听讲

这一局面,也被长兴中学校领导提前预判到了。 他们加速了对文科老师的引进步伐。那时候很多文科老师都是要靠抢的,尤其是地理学科。一些师范院校甚至出现了地理专业毕业班集体被预定的情况。这方面,县委县政府也给学校提供了极大支持,给他们争取了待遇和编制名额。学校在2015〜2017年间引进了34名新教师,较好地应对了选科趋势的变化。

「整个摸索的过程还是有1〜2年。」杭伟华说。直到今天,每到要选科时,学校都会反复开大小会,杭伟华亲自开讲,给学生讲解各科的分数水平和专业覆盖范围,「至少要给学生一个认知。让他们现在就了解自己想要什么可能很难,但要让他们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校长讲完后,班主任还要开班级会和家长会再反复讲。最后是根据每个学生的性格长处,做一些相对精准的推荐。

「大部分同学暂时还是比较迷茫的,只有先求稳。」长兴中学首席德育导师、高一班主任余晨阳说。在有关未来的模糊想象中,医生、教师、公务员等岗位是学生中相对清晰的主流。

以集体应对「潮汐」

但随着物理遇冷和文科火热,学校也迎来了管理难题。钦国强将之称为教师需求的「潮汐现象」:文科老师前所未有地忙,物理化学老师却一度闲了很多。这种情况下,校长应该怎么安置好的老师?一些老师转岗去了行政,或是支援到初中学校任教。 林小英2015年在很多学校调研时感到,物理老师的心气低了很多,「以前每个县中,物理老师可能是最神气的一批人」。

晚自习的课间,学生们在复盘和讨论

地理老师成了最为忙碌的那一批人。 由于被学生们认定科目有趣且难度低于生物,地理成了近些年来的热门,从2014年的100多人到如今600〜700人,成了学生的主流选择。学校的地理老师刘凤娇对此心情复杂,她高兴看到学科受欢迎,但也担忧增加的压力和工作量。

地理的增长在2016级最为明显。 这一级的选科,刚好是2017年首届新高考成绩出来后,选地理的人数很快从原有的400多人增加到超700人。这加大了所有地理老师的工作量,哪怕加上新进的老师也无法完全满足。学校的方法是优先满足高二高三,相应地,2016级学生在高一时一度只有两个全职老师,另有一个老师兼教高一高二。这2.5个老师要兼顾20个班,平均每人超过7个,这让2016级在高一前两个月都没有开过地理课。直到高二学考(会考)完毕有了人手,地理才正式开课。

刘凤娇记得,那时候以她和另一个刚进校的年轻老师为主,每个人一周要上近20节课,整天忙得不可开交。那一年,她的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正是需要照料的时候,她只有让家里帮着带。7个班意味着一门课她要讲7遍,「讲到第3〜4遍的时候我就没有激情了」。 选科人数激增,不仅加大了老师的负荷,也对教学提出了挑战:新高考的改革方向是更加注重综合素质,那在学生大量涌来的情况下,学校应该如何保证教学质量?又如何保证招来的新鲜血液快速地跟上节奏?

数学组教师利用晚上进行集体备课,讨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对于一个师资有限的县中来说,或许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依靠集体的力量,而这恰好是长兴中学最大的传统和长处。 2008年后,长兴中学在校内推行教师集体备课制,以学科为单位,每个年级的学科组都要定期讨论、统一备课。亲历了这一制度搭建的钦国强回忆,当时推行集体备课的主要原因是,学校在早年「苦教苦学」有起色之后,也很快遇到了瓶颈:一本上线人数迟迟不能突破300人。那时候他们就反思,是否单纯靠时间叠加的题海战术已很难提高效率了?需要从课堂抓效率。

「打个比方,原来就好像是农业革命,靠着辛苦完成了原始积累,现在需要来一场工业革命才能实现质变。」钦国强说。 工业化的特征之一是标准化,这也是集体备课的核心要义之一。它能避免教师备课时各自为战,实现相对统一的教学进度与重点把控,「这样不管你是骨干教师还是新教师,就都有了一个集体的托底,跟学生去讲的时候就有了相对统一的标准」。

已退休的骨干数学教师朱有福对此体会颇深。他说早年间网络不发达,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一套备课方式和找资料的渠道。 「可能某一张卷子是某个老师从别的地方辛苦找来的,他就不愿意分享。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每个人都各自为政,有时候甚至还会有矛盾。」朱有福说,改为集体备课后,大家就成了一个团队,能就不同重点、方案进行讨论。这种集体备课会形成相对统一的学案,供组内老师使用。

学校设下了严格的制度。每个课题组每周要进行至少一次集体备课,每次由两名老师分别担任主备和辅备,所有老师都要发表意见。学校的绩效考核从以教师个人为主,也相应地改为以学科组为主,比如高考时如果取得了不错成绩,奖金会直接颁给学科组集体。同时学校鼓励组内每个老师相互听课学习。

【少年派】剧照

但在一所县中,集体备课要推行下去,单靠命令和绩效奖励是不够的。 「说得不好听一点,县城的生活还是很安逸的,要转变老师的思想是很难的,所以只能从上往下大力推。」学校一位副校长说,后来有很多县中都来学习过,但限于种种原因没能推下去。为此,校领导们每天晚上都要抽出一两小时,亲自参加各年级的备课。校长和几位副校长随机参加,科目不限,包括超出他们专业范畴的科目。「具体的学科知识可能不懂,但那些备课授课的方法论作为老师是懂的,可以参与讨论,提出一些改进意见。」钦国强说。

与集体备课几乎同一时间推进的,还有一种被称为「有效课堂」的课堂教学改革。 学校要求老师一改过去「填鸭式」教育,把45分钟的单纯讲授改为30分钟讲授+15分钟的活动或练习,后者可以是现场习题辅导,也可以是学生讨论+自讲的形式。「以前一些老师在课上讲,学生听不听得懂其实是不知道的。增加了这个时间后,学生会更加理解。他只要能讲出来,就一定是理解了。不理解的话,其他同学和老师看见他讲不出来,也会帮他去理解。」朱有福说。

为了推行这些改革,学校制定了严格的听课计划。 校长和副校长一学期至少要听100节课,带班的行政干部可相应减少,但也有30〜60节。「有时候以班级为单位,连听某个班级几节课,有时候以学科为主题,比如某周我就专听高三的数学课,10个老师我这一个星期都全部听一遍,还有的时候是盯着某个老师听,当然会跟他讲清楚听课的目的,是想让老师把课备得更好。」钦国强的这种随机听课,老师摸不透规律。后来有一位老师跟他开玩笑说,自己有天晚上做梦都梦到校长来听课,马上就被吓醒了。

这种方式很快提升了课堂效率,也能让年轻老师快速起步。 刘凤娇2004年进入学校工作,那时候文科只有六个班,由她和另外一个老教师带,课程量也很大,「年轻老师其实会有一种心理压力,比如老去请教听课是不是给人添麻烦了。」2008年集体备课开始后,她就感觉心理压力小了。「老教师的讲法、对整个学期的规划,都是我当时欠缺的。」刘凤娇说。2016级后,地理老师人数已有13名,后来又增加到超过20名,超过一半都在35岁以下,有9位老师是近5年内新招的。为了让这些新老师快速进入状态,地理学科组不仅集体备课,甚至连习题、PPT都是统一的。很多年轻教师要上课,更是会去老教师那里「听一节再上一节」。一些老师一学期下来听课笔记写了100多节,「相当于每天都在听」。一名刚入职不久的新教师,创下了一学期带高一,下一学期带高二,第二年就带高三的惊人速率,「哪怕疫情期间只有6〜7个人上课,她也坚持来听课」。

备战高考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这后来成了学校的一大传统,也让他们在新高考补充了一批新鲜力量的情况下,能很快跑上正轨。 以2016级的地理为例,在疯狂赶进度的那一年,集体备课和有效课堂的练习,刚好顺应了改革后更加综合的命题。每当刘凤娇觉得枯燥了,她就会在课堂上让学生自讲讨论,加强互动,也会补充一些新的知识拓宽知识面。「现在的命题特别重视学生的视野,没有一定积累是不行的,比如一些人口数据、各省粮食产出等,但这刚好又是县中孩子的劣势,所以只有我们老师集体去帮他们补。我们课下要查很多资料,组内交流探讨。哪怕课堂上只多花5分钟给他们拓展一点知识面,那他们的认知也可能不一样。」刘凤娇说。因为进度落后,这批学生在高一时没有参加省市的联考。但2017年10月上了高二后,他们第一次参加兄弟县市的联考,平均分就比其他中学高了3分多,「当时我就觉得,好像真的不一定投入时间多就一定成绩好」。

靠着这种集体的高效轮转,地理学科一跃成为学校的优势学科。 近两年的高考「首考」,赋分达97分以上的同学都在100位上下。学校高考成绩也实现爬升,在2016年招生人数缩减到800人的基础上,一本人数连年上涨,从2017年的575人增加到2021年的652人。「很多新老师肯定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好在我们过去累积了一定的氛围和土壤,所以很快能把队伍带起来。」杭伟华说。

从县中到县域

然而,即便是连续取得不错成绩后,钦国强似乎也感受到了县中的局限。过去长兴中学那种集体的高周转,似乎已经触摸到了某个区间的天花板。 「长兴中学当然想谋求新的突破,但现在就像是在一个高原上,继续往上是很难的。」钦国强说。

作为一个60多万人的浙北县城,长兴相对富庶,但师资和生源依然有限。学校目前只有校长杭伟华一个特级教师,过去5〜6年里,学校的老教师平均每年却要退休10个左右,未来几年也会维持这个速度。「这必然会对教师队伍产生影响,考验教学质量。」现今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孔启宏对我说,「县城孩子的学习习惯、自学能力也跟大城市的孩子有差距,这在疫情上网课的时候非常明显。比如我知道很多杭州家长哪怕父母轮流请假,也要在家监督孩子上好网课,但这边就不会有这个意识,很多家长会觉得没必要那么累。」孔启宏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去做家访,遇到过家长在牌桌上打麻将,看到学校老师来了也没有停,让他们等会儿再说。 「这种情况下,学校的严格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逼的,这也是为什么学校对学生相对抓得更紧,管得也更严。」

4月18日下午,学校举行了全校的烧烤节,包括高三在内的学生得以借此机会放松减压

与此同时,在一些顶尖高校的招生制度改革下,更多优质中学、超级中学正在通过学科竞赛、保送、强基计划等渠道,进一步拉开与县中的差距。 名校的录取正在产生一种「马太效应」。孔启宏表示,在学科竞赛保送这方面,目前他们确实很难和省内顶级中学竞争,不仅生源有限,也没有更多资金去引进一个顶级的教练。县城老百姓比较关心的清北人数,近些年常年稳定在了4个上下。看起来,这似乎是这个60多万人口的县中目前所能达到的极限了。

2021年,钦国强卸任长兴中学校长、转任县教育局局长,校长一职由原副校长兼党委书记杭伟华接任。 「压力很大,因为确实到了一个高位,但必须要接。」杭伟华在学校内做了一系列调整,进一步强调了集体备课的创新性,以适应新高考方向,还把不同年级的优秀学生以书院制的形式进行分层培养。「从基础来看,我们的优秀学生如果跟杭州、宁波等地比,肯定是有限的。但一个学校必须要有领头的学生。这不是最后考多少分的问题,而是要让他们聚集起来,营造一个氛围去带动其他的同学。」

钦国强在新的位置上,也对县中教育有了新的思考,「县中是指县城的第一中学,也可以是整个县域的所有高中」。 在他看来,好的县中教育不应该仅仅是一所高中的高考成绩好,而应该是整个县的高中都有层次、有梯度,能够分类培养人才,进而是县域里良好的教育生态体系。 高中校长的经历让他有了不同视野,认为要从长期主义的视角去看县域教育,这样才能普惠更多人。

钦国强开始在小学就主抓学生的综合素养提升。在注重阅读、书写和表达的基础上,尤其强调了体育。他认为一个好的身体是一切的前提,要求县域所有小学每天都要开一节体育课、每周一场比赛,同时把体测成绩看作是比文化课考试更重要的考核,「我现在天天盯着体测表看」。采访那几天,县教育局的一位干部还告诉我,他们正打算把县里小学的球类比赛,从集中的赛会制搞成轮流的主客场制,「这样更能激发学生的参与感」。

寄宿生们聚在一起。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如今的住校学生大大减少了

一所好高中的经验也是无比重要的,尤其是对其他乡镇中学来说。在钦国强看来,好高中能起到带头作用,让县里的其他中学也能汲取经验做起来。 长兴中学上一届领导班子里的所有副校长,这几年几乎都调到了其他高中去当校长。这些高中都分布在县城内,录取分数有高有低,但生源相对平均。长兴想以这样一种输出方式,去均衡地普惠更多学生。

我们走访了其中一所中学,那是位于县城以东的长兴金陵高级中学。这所中学临近太湖,距岸边不过三四公里,处在湖畔的一片工业园区内,在大小工业厂房的包围中显得十分不起眼。每天早上6:30后,当晨光穿过太湖射来,学生们就在教学楼走廊上排起长队,站着开始了半小时晨读。深蓝色的整齐校服伴着青春的脸庞、琅琅的书声,让太湖岸边的早晨率先忙碌了起来。

校长陈桂林原来是长兴中学的副校长。他告诉我,目前学校录取分数比长中要低80分左右。 这里的学生多数来自下面的乡镇,寄宿生是多数,不乏外来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在下辖的很多乡镇,这部分群体已占据一些乡镇中小学的多数。按照浙江的政策,他们只要参加过浙江省内的中考、拥有从高一算起的学籍,就同样能享有在当地参加高考的权利。

太湖岸边的清晨,在金陵高中晨读的学子们

「我们非常清楚,长中有他们的培养目标,我们则有我们的培养目标。」陈桂林说,学校里的学生此前因为种种原因,普遍不太受到重视,内心有些自卑、没有价值感,「头随时都是低着的」。因此,他们要尽量在高中帮他们建立一定的信心和社会功能。为此,学校要求学生见到老师必须要抬头打招呼,几乎每个学期都要搞两三次大型活动,如诗朗诵比赛、歌手大赛、体育比赛等。校内的走廊里贴满了各种红榜,有优秀毕业生的,有各类考试的,甚至是书写整洁的红榜,都被贴在最醒目的位置,「争取让每个学生在这里能走一次红地毯,上一次台,能被表彰一次」。

不过由于学生过去的基础差,学校目前的本科率还不到全省平均水平,处在全县的下游。为了提升成绩,学校和长兴中学也达成了协作协议,后者会提供一定师资上的帮助,而包括该校在内的全县老师都可参加长中的集体备课、有效课堂的旁听。 「要我们的学生去冲刺一本还是很难的,我们现在只有把本科率做起来,把塔基搞好,再去说其他的。」陈桂林说。

学校创立了德育导师制,很多老师会利用晚自习与学生谈心、答疑

一些学生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了。 有一个外来的家庭让陈桂林印象尤其深刻。那是来自云南昭通镇雄县的一家六口,有四个子女。父母文化程度都不高,在长兴当地的企业务工,家庭条件困难。母亲为了孩子的教育,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举家从云南搬迁到了长兴下辖的一个乡镇。她对学校老师说,自己从没读过书,也没过过好日子,但希望孩子们能多读书,以后能过上好日子。在她的坚持下,四个子女最后都在当地读了高中。

四个孩子也很争气。老大是一个男孩,几年前从这里考上了211院校的法学专业,老二是个女孩,也从这里考上了云南的一所师范学院,不出意料的话,她毕业以后就能当上一名老师。而老三,如今也到了高三的年龄,每天清晨会在太湖岸边的走廊上捧着课本大声朗读,准备冲刺一所本科院校。 「他们来到了这里,就是长兴人,教育就是要做到公平和均衡。只要一个学生的命运改变了,那这个家庭的命运可能也从此改变了。」钦国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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