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飞机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这一天的香港大街上仍然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往来穿梭的市民与世界各地弥漫的硝烟仿佛异域。
然而不到一天时间，日军的飞机已经趁凌晨的夜色飞抵香港上空，经过十几天的轰炸，香港这座百年繁华的国际都市迎来了黑色圣诞节，香港沦陷了。
160万香港居民面临日军屠戮危机，此前滞留香港的大批爱国人士、民主人士也成为孤悬在外的风筝，命悬一线。
国民政府不闻不问，我党则秘密关切，延安的毛主席和周恩来不停发报，誓要成功营救这三百余民主人士。在历经3个月、惊心动魄的大营救过程中，我党不惜暴露深埋香港的全部地下党员。
日军侵占香港
日军对珍珠港的偷袭发生在12月7日凌晨5点之前，重庆国民政府当天直接对日宣战，而同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英属香港的众多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巨擘们。
1937年上海沦陷后，一批上海的文艺人士来到香港，1941年皖南事变后，左派文人和拥护民主、有抗日救亡之心的文化人们耻于与蒋介石为伍，也从桂林、重庆等地离开，抵达香港。
而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在国内外进行善款募捐，致力于国内的医疗救助和抗战事业。
宋庆龄
尤其是八路军和新四军遭到蒋介石的打压和排挤，不仅领不到军饷，连基础的武器和服装都没有。相当于游击队的新四军战士，在缺乏后勤医疗的情况下，一旦受伤染病，就面临着急剧的生命危机。
宋庆龄在1936年卖掉了上海一处公寓，连同孙中山的抚恤金一起寄给毛主席，助力八路军的医药资源。她对蒋介石敷衍抗战、背叛革命的行为不满，早就公开声明划清界线，多次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物资。
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和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人联名给蒋介石写信，斥责他对抗战和孙中山遗教的背信弃义，要求他释放叶挺，恢复国共合作。
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些人都在香港。
12月8日凌晨2点，装饰一新迎接圣诞的香港遭到日军飞机轰炸，防空警报的轰鸣响彻全城，香港、九龙居民在夜色中四散奔逃。
对香港及宋庆龄等人情况极度关切的周恩来同时向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和延安方面发电报，商议对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们进行脱险营救。
与周恩来一样，毛主席早已料到日军侵略香港的野心。中国辽阔的大地都不被日军放在眼里，孤悬海外的香港早晚也会成为日军的目标。
电影【香港大营救】
因此，当通宵工作刚刚睡下的毛主席被任弼时喊醒时，他是十分疲倦的。等任弼时拿出周恩来的急电，看到上面提及香港一众民主人士亟需抢救，而宋庆龄的名字赫然列在首位时，毛主席当即召集中央的诸位领导开会。
延安与香港相距实在太远，中央鞭长莫及，毛主席把任务全权交给周恩来处理，只是一再强调，一定要救出庆龄先生。
此等大事，毛主席如往常一样交给周恩来，不仅是因为他素来办事周到、计划完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周恩来是中央特科的创办人，地下组织遍布全国，香港和澳门两块尚未回归的中华大地，也被周恩来细心顾及到。
香港事变之前，周恩来以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在这里公开设立机构，一并领导香港的地下联络和交通。在香港这块只有上海六分之一大小的陆地上，地下组织的力量已经发展到2000余人。
廖承志
12月8日白天，周恩来和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之间的电台一直未曾停歇，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和潘汉年立即召集刘少文、梁广等分布在香港的地下党员领导者进行集体商议，制定详细的营救计划。
第二天，周恩来又在电报中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菲律宾、新加坡都无法自保，只能从广州湾、东江和马来亚考虑退路。要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把中华民族的这些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护送到安全地带。
中央和周恩来共同点出，第一紧要的任务是营救和确保宋庆龄的安全。
廖承志等人在12月底才制定出完备的营救转移计划，并联系广东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寻求帮助。
刘少文
刘少文、潘柱几人负责部署营救措施，廖承志和乔冠华在惠州、老隆和韶关等地部署地下交通线，准备后期疏散工作，而民主人士们的护送和接待工作，就被交给了东江纵队。
刘少文是中央交通局驻港澳办事处处长，也是留守香港负责具体搜救工作的负责人。他向来心思缜密，接受营救任务之后，制定了营救脱险环节的各个细节，包括确认安全的临时集中地、搜罗渔民、难民服装用以化妆掩饰、重金租赁偷渡船只、确认各环节的接头暗语及遇到意外时应如何处理等等。
为保万无一失，他还让潘柱带人全程预演了一遍。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根据制定的营救计划，要先找到分散在香港及九龙各地的文化界人士们，与他们取得联系后再安全转移到驻香港的东江纵队游击根据地。
12月25日，在港外国人迎来了一个黑色圣诞节，日军攻占香港，并对这个三面环海的小岛进行封锁。
日军飞机轰炸香港
廖承志在封锁之前冲进宋庆龄的住所，经过劝说，护送她来到尚未沦陷的启德机场，让宋庆龄乘坐最后一班前往大陆的飞机，安全离开。
之后，廖承志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剩余的三百多名文化界人士安全转移，然而寻找这些人的行踪却成了营救撤离工作最大的一个难题。
这批文化人士来到香港后，致力于抗日救亡宣传，掀起了香港的文化大繁荣，在香港形成炽热的文化风潮，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也引来了日本人的觊觎。
蒋介石对他们痛恨不已，国民党内部尸位素餐，无一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伸出援手。
早在香港发生战事之前，日军的大量特务已经潜入，秘密搜集内地人士在香港的活动轨迹。
日本通过报纸、荧幕等手段列出文艺界名人的名字，表面上邀请他们自行前往参加会晤，实际是让他们自投罗网。
英国战俘被送入集中营
对待屈服投降的人，等待他们的是卖国求荣，在沦陷区内为日军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服务；而坚守不屈的人，则面临着日军的集中营或死亡威胁。
这些文化人士来到香港的时间并不算长，本地的亲朋极少，社会关系单一，却因为名气非常容易暴露在街市中。
日军的「通缉令」下发以后，他们各自分散躲藏，选择的地点隐蔽而不起眼。住在贫民窟的邹韬奋已经搬了六次家，茅盾夫妻俩搬了四次，行踪不定，难以寻觅。
刘少文等人寻找他们费了很大的周折，2000多名地下党员全部被发动起来，利用各自的人脉关系进行打探。这时他们已经顾不上周恩来多年来潜心布置的暗线是否暴露，也顾不上日军随时可能扑过来的危险。
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利用著名学者徐伯昕酷爱古玩的特点，找来了一件极其逼真的赝品，在文物市场上大张旗鼓地宣扬，第二天就等到了徐伯昕亲自上门拜访。
并通过他找到了柳亚子及其女儿柳无垢，还有居住在罗便臣道的何香凝。
每找到一个人，都是一个巨大的惊喜，这段「隐藏与寻找」的奇特故事在很多人的回忆录里都有提及。
找人工作历经一周，日军已经完全封锁了香港的外出通道，并封禁了所有出海船只，以防他们这些文化人士和地下抗日力量离开。
周恩来在一个月内始终保持着和廖承志的频繁电台联络，直到廖承志听说日军准备在1942年元旦后转移一批难民离开，才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确定了「三水路一陆路」的撤离路线。
大撤离行动从1月5日开始，柳亚子、何香凝、夏衍等人走水路，假扮成渔民或难民，从香港偷渡到澳门或者广州湾，再转移到内地。
途中有日伪设立的岗哨关卡，还有打劫的海盗土匪。他们的船只因被日军没收了动力设施，只能靠风力推动，因此在水上漂泊了两天，粮食和淡水都快耗尽。
幸好及时遇见了东江纵队，靠着他们提供的鸡蛋和烧鸡成功度过危机。
东江纵队纪念馆
第一批人士撤离后，日军对中央策划的撤退行动有所警觉，加强了对香港的严密封锁，巡逻盘查的队伍出现频率上升。
1月9日下午，邹韬奋、茅盾等人打扮成难民混在逃离的人群中，在东江纵队交通员的带领下，从小船转移到大船，又分批乘坐小船，趁着夜间的日军守卫换岗，一路疾行抵达九龙红磡码头。
茅盾说他们在一天之内走了70多里，从大路到小路，经过山坡、峡谷，这些文弱的文化人们竟然一路坚持下来了。转移到深圳的交通站后，所有人都拥抱着泪流满面，激动得说不出话。
在东江游击队的安排下，他们逐步向大陆各地疏散。
东江纵队
但名气相对更大、露面也更多的电影节和戏剧界的大腕们，就无法走陆路撤退了。廖承志想办法找到了几艘走私船，从长洲岛过伶仃洋，再从澳门转回内地。
途中遇到盘查的日本兵，会说日语得夏衍谎称是在日本做过生意的商户，和他们套近乎，才有惊无险地抵达澳门。在澳门地下党的帮助下，他们又绕道台山，开平等地，经过梧州、柳州才到达桂林。
这次大营救，历时100多天，途中经过了10多个省市，300多名被营救的民主人士基本都是社会各界的精英，但也有一些外籍人士和国民党官员的家属。
这次营救被茅盾成为「抗战以来最大的抢救工作」，1981年，画家许钦松、蔡迪支创作了版画【晓风残月】，昂首大步走在最前面的茅盾身姿挺拔、神情坚毅，后面众人也都步伐矫健、唇角带笑，蕴含着传递中国文化和革命火种的信心。
版画【晓风残月】
可惜的是，这次行动中暴露的2000余名地下党员们，都无法再安然回到原先的岗位上潜伏。
但东江纵队和香港地下党以大无畏信念、在复杂环境中的斗争技巧，完成了转移香港民主人士的任务，掐灭了日本人挟持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为其侵略服务的野心。
营救英国人及国民党家属的行为，也体现了我党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推动我党和国民党、外国势力的关系也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