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向必同志是少数民族革命家的代表人物，他生于贵州苗寨，自小过着贫苦的生活，经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好几次差点活活饿死。少年时，为了混一口饭吃，他被迫去地主家打工，期间受尽了虐待和凌辱。
1948年，时年22岁的吴向必同志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很快为之折服，当年下旬，他主动申请加入共青团、农协，自此正式开启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1949年，解放军由湖南进入贵州，一路势如破竹，接连解放多座城市，兵锋直指贵州的核心地带贵阳。吴向必得知这个消息后异常兴奋，他明白，只要解放军解放了贵州，那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再也不用受封建势力的欺压！
1949年，为了协助解放军作战，吴向必同志被临时编入后勤部门工作，负责为解放军征集粮食和运输工具，确保补给线通畅。建国后，他被安排到某区土改部门任职，主要负责惩治地主、乡绅，为穷苦老百姓均分田地。彼时贵州地区还盘踞着许多土匪，这些家伙对于解放军极度仇视，曾多次攻击解放军派驻到基层的公所和工作队，给我方造成了巨大损失。
而吴向必又经常要去农村工作，这意味着他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土匪杀掉。但吴并未因此而畏惧，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便是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1956年，他被擢拔为铜仁县高干，主管农业建设工作，60年代初，他又进一步升任县委书记。动荡爆发后，贵州省委奉党中央指示，在各地委、县委执行「三结合」政策，旨在团结各阶层、民族的同志，在此期间，吴向必作为少数民族干部代表脱颖而出，很快被列为「典型」，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
不久之后，他便被吸纳进铜仁县刚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后来又转正为主任，1968年，他被平级调动到松桃县革委会工作，1973年，他受邀参加了「十大」，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也正是在同年，经由贵州省委组织部和中组部批准，他被调进贵州省委担任书记。
这让吴向必「诚惶诚恐」，毕竟他没有任何高层行政经验，根本不知道该如
何履行省委书记的职责，于是他便主动向中组部辞职，请中组部另择贤人出任这一重要职位。但中组部却一再劝慰他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凡事都有第一次，只要肯下功夫去学习、努力，就一定能做出成绩来！
无奈之下，吴向必只能硬着头皮上任，主管贵州省委的相关工作。在此期间，居心叵测者曾数次尝试拉拢吴向必，但吴坚决不为之动摇，一直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坚决不愿与居心叵测者同流合污。主政省委期间，吴极力遏制动荡，尽量降低其负面影响，与此同时，他还想方设法稳定生产力，保障老百姓的正常生活。
时间来到1978年，吴向必突然接到中组部的通知，让他马上去北京一趟，吴向必隐隐察觉到有些不对劲，他觉得此去自己大概率会被免职，不过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即便被免职，也绝对无怨无悔。
果不其然，等到吴向必抵达北京之后，中组部便依照相关规定对他进行审查，好在他在动荡时期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因此顺利通过了审查，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中组部的同志随后询问他是否愿意退下来，到二线单位工作，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一口答应下来，同意退往二线，从事文教方面的工作。
1981年，吴向必同志突发脑部疾病，虽经抢救性命无碍，但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他的四肢基本失去了行动能力，往后只能卧床静养。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吴向必仍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他将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研究艺术上，用知识对抗病痛以及负面情绪。
时间来到1997年，吴向必同志的病情进一步加重，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时日无多，于是便将妻子和儿子叫到身边，详细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之事。不久之后，他停止了呼吸，于北京某医院去世，时年71岁。党中央鉴于他曾经于革命有功，便特许他的家人在八宝山为他举行追悼会，后来，他的骨灰则被迁移回贵州老家安葬，长眠于连绵的乌蒙山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