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胡阿祥
一、【下河叹】，千古一叹
清乾隆十八年（1753），爱新觉罗·弘历作【下河叹】诗：
下河十岁九被涝，今年洪水乃异常。五坝平分势未杀，高堰一线危骑墙。
宝应高邮受水地，通运一望成汪洋。车逻疏泄涨莫御，河臣束手无良方。
秋风西北势复暴，遂致冲溃田禾伤。哀哉吾民罹昏垫，麦收何救西成荒。
截漕出帑敕大吏，无遗宁滥丁宁详。百千无过救十一，何如多稼歌丰穰。
旧闻河徙夺淮地，自兹水患恒南方。复古去患言岂易，惄焉南望心徬徨。
检【清高宗实录】，从卷440到卷446，即从该年六月到九月，涉及此诗史事的记载甚多，这里不妨每月选录一条，以见大概：
【六月癸丑】谕军机大臣等：据高斌、张师载所奏清黄汛水盛长工程平稳情形一折，内称山盱仁、义、礼旧三滚坝已过三尺五寸，令布政使富勒赫等前往加谨守护，将智、信二坝相机启放，以资减泄等语。殊未明晰……可传谕高斌等，令将实在情形，及与下河一带民舍田庐有无妨碍之处，作速据实奏闻。
【七月乙亥】谕军机大臣等：高斌等奏高邮汛水增长现在东堤受险随启放南关坝以减盛涨一折，高邮汛水盛涨，则东堤亟宜保护，自不得不将南关一坝暂行启放，实亦出于无可如何。但启放之后，下游民田不无淹浸。如当水溜下趋，势稍平减，东堤可保无虞，即应亟为堵闭。水少下一分，下游即少受一分之患。可传谕高斌、张师载等，令其酌看情形，迅速办理。
【八月己丑】谕：淮、扬、高、宝等处现被水灾，朕心深为轸念，已降旨令该抚庄有恭前往查勘赈恤。朕思该处猝被灾伤，小民荡析离居，艰于糊口，一应抚恤事宜，不可不多为筹备。著将江苏本年应征漕粮截留四十万石，该督抚等酌看灾地情形，分别运贮。户部秋拨银两，亦著于该省多为酌留，临期奏闻请旨，以备赈粜之需。该督抚等督率所属，实力妥办，务令灾黎均沾实惠。
【九月癸酉】谕军机大臣等：策楞等查办南河工员亏空，续据查出十一万五千余两。此悉由高斌、张师载平时捏饰徇纵，以致不肖之员肆无忌惮，竟以误工亏帑视为寻常，积习相沿，牢不可破。论高斌等之罪，即拏问抄家亦所应得，但念高斌尚属旧臣，久经出力，而张师载亦拘谨自守，尚素无劣迹，是以仅予革职，尚令在工效力赎罪。此出朕格外之恩。伊等若反以罢斥为幸，自谓可以萧然事外，则罪滋甚矣。
这次「下河十岁九被涝，今年洪水乃异常」的大致情形是：乾隆十八年夏秋，黄河、淮河洪汛，洪泽湖水势暴涨，高堰五坝开启，漫注高邮、宝应诸湖，「近湖村落在汪洋巨浸之中，田亩亦未涸出」；洪水又冲决运河东堤，并开归海诸坝，于是下河地区「自高邮州起，迤南数十里湖河相连，其间田地水漫成河，可以行舟。」[1]而仅据上引四条例举的【清高宗实录】，我们又可感知弘历「下河叹」之牵涉广泛：黄河、淮河、运河、洪泽湖、高邮湖、宝应湖等河湖的「汛水盛长」还是「势稍平减」，决定了高堰五坝、归海诸坝的「启放」还是「堵闭」；高堰、归海各坝的「启放」还是「堵闭」，影响着「下河一带民舍田庐有无妨碍」；「下河一带民舍田庐」若有妨碍，那么「一应抚恤事宜」，包括截留漕粮、调拨库银，「不可不多为筹备」；「抚恤事宜」能否「务令灾黎均沾实惠」，又密切联系着地方官员能否「实力妥办」，然而，若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安徽巡抚协理江南河道总督张师载这类大员「平时捏饰徇纵，以致不肖之员肆无忌惮，竟以误工亏帑视为寻常，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又使「小民荡析离居，艰于糊口」，此正弘历【下河叹】之「哀哉吾民罹昏垫」，就以乾隆十八年的这次灾情言，直到次年夏收前，不计河工所耗帑项，仅算蠲免、赈济的银米，即达千万之巨；至于上述之水情、河工、漕运、赈恤、吏治、民生之间的纠葛难理，更使弘历在【下河叹】中发出了「惄焉南望心徬徨」的无可奈何！
类似乾隆十八年弘历【下河叹】这样的叹息，其实又是叹息不止。以言其前，如康熙诸生、安徽歙县人洪釴的【下河叹】：
积雨淫淫不肯住，东海黄淮涌涛怒。一从荡荡分河流，平野滔滔势难御。
下河居民目无策，抱木援条保朝夕。侧身四望俱狂澜，眼看生死不盈尺。
断雁横拖天际空，寒鸱乱叫林边黑。微茫版屋水底沈，凄凉独树烟中立。
须臾堤决倾天来，山岳崩摧声震吓。人号犬吠白昼昏，穷檐尽作龙蛇宅。
悲哉天地一颠覆，十停八九填沟渎。秋风颲颲日无痕，落叶萧萧新鬼哭。
以言其后，如乾隆五十一年弘历的又一首【下河叹】：
自我壬午年，清口定水志。视湖之增减，拆束为坝制。
其尾闾五坝，筑土永教闭。以此下河田，免灾收历岁。
其间祗戊戌，河决仪考地。泛滥归洪湖，高堰虞涨至。
无奈开五坝，下河受灾致。兹九阅春秋，清胜复有事。
预筹消息理，原非出不意。冲堤阻运道，先急燃眉计。
堤筑运益涨，车逻胥启暨。无奈开五坝，高宝潦胥及。
下河不待言，非鱼叹民匮。然实乏良策，赈恤敕诸吏。
宁滥毋或遗，更要莫饰蔽。庶略减予过，五字志惭愧。[2]
比较乾隆十八年与乾隆五十一年弘历一叹再叹的这两首【下河叹】，「五坝平分势未杀……通运一望成汪洋」与「无奈开五坝，高宝潦胥及」、「河臣束手无良方」与「然实乏良策」、「无遗宁滥丁宁详」与「宁滥毋或遗」等等，语义乃至语句都属重复；而从「复古去患言岂易，惄焉南望心徬徨」到「庶略减予过，五字志惭愧」，我们又可感知「下河叹」诚为弘历的「千古一叹」！
然则千古一叹之「下河叹」的前因后果，究竟是怎样的？徬徨、惭愧的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其实心知肚明，并在他的两首【下河叹】中回旋往复地唠唠叨叨。以下即摘乾隆十八年的【下河叹】诗句为题，走近弘历当时的语境，也回旋往复、唠唠叨叨地稍作阐释。
▲ 乾隆
二、旧闻河徙夺淮地
「千古一叹」下河叹的前因，由远及近，先是联系着南宋建炎二年（1128）开始的黄河夺淮以及金朝的消极治河，再是联系着明朝嘉万时代潘季驯的「借黄以济运，又借淮以刷黄」，而其后果，便是弘历深叹的「旧闻河徙夺淮地，自兹水患恒南方」。
如所周知，建炎二年冬，「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3]按此前一年的四月，金朝掳去宋朝徽、钦二宗，北宋灭亡；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南）称帝，重建宋朝，南宋开始；十月，高宗赵构南迁扬州；十二月，金兵攻略河南、山东、陕西。及至建炎二年，面对南下之势甚盛的金兵，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人、南宋东京留守兼开封尹杜充施行「以水代兵」之计，谋求阻止金兵南下，遂于李固渡（今河南滑县西南）西决开黄河，于是黄河新道约经滑县南，濮阳、东明之间，再经鄄城、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汇入泗水，再由泗入淮。从此，黄河离开了先秦以来东北向流入渤海的旧道，开启了727年东南向夺淮流入黄海的历史。
然而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在1128年以前的近1300年里，黄河夺淮事件也曾数次发生，但都属于暂时夺淮或短期夺淮，[4]这样的黄河夺淮所波及的淮河水系，既局限在淮北支流泗水以及泗水入淮之后的淮河下游，其对淮河流域的影响也就比较有限；而在1128年以后的700多年里，黄河却是先持续400多年的多股夺淮，再持续300多年的夺泗入淮，淮河水系既因此紊乱不堪，淮河流域也遭受严重破坏，并进而延展到淮河下游的淮南地区或曰江淮地区。那么，导致黄河长期夺淮的根源又在哪里呢？实在一而再的「人祸」。
「人祸」之一，金朝消极治河，放任南侵的黄河迁徙无定。
不妨玩味两条文献的记载。【三朝北盟汇编】卷197绍兴九年八月十一日记金朝鲁国王、都元帅挞懒之言：
我初与中国议，可以河为之界。尔今新河且非我决，彼人自决之，以与我也，岂可弃之！今当以新河为界，则可外御敌国，内扼叛亡，多有利吾国矣。
这里的「我初与中国议，可以河为之界」，指北宋靖康元年（1126）金朝占有河北地后，迫宋和议，所提条件中，就包括以东北向流入渤海的黄河为分界线；及至绍兴九年（1139）南宋与金朝和议成立，双方虽仍以黄河为界，黄河却变成了「尔今新河」即南宋杜充决河后的黄河新道。这条黄河新道，变原来的东北流为东南流，金朝因此得地甚多、获利甚大。再到绍兴十一年宋金「划淮为界」，黄河下游已尽入金朝疆域，金朝却仍消极治河，则如【金史】卷27【河渠志】大定九年（1169）的记载：
河南统军使宗室宗叙言：「大河所以决溢者，以河道积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欲河复故道，不惟大费工役，又卒难成功。纵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将溃决……又沿河数州之地，骤兴大役，人心动摇，恐宋人乘间构为边患。」而（都水监梁）肃亦言：「新河水六分，旧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则二水复合为一。如遇涨溢，南决则害于南京，北决则山东、河北皆被其害。不若李固南筑堤以防决溢为便。」尚书省以闻，上从之。
因为不愿「大费工役」，特别是因为担心「宋人乘间构为边患」，金朝奉行的这种不堵不塞的政策，终于导致「新河水六分，旧河水四分」即黄河分流而新河（主溜）流向东南、后来又分三股夺泗入淮的混乱局面。至于这种混乱局面的持续演变，笔者曾概述道：
从元代起至明嘉靖中叶的300多年间，河患十分频繁，黄河下游长期呈多股夺淮的局面……滚滚浊流在西起颍水、东至海滨、北自黄河、南到淮河的黄淮平原上恣意漫流。黄河这条可怕的泥龙，东横西决，泛滥无归，所到之处，无不淤河道、塞湖泊，原本顺畅自由的淮北水系因此变得紊乱不堪，而水系打破、河道淤高、排水不畅，水旱洪涝之灾接踵而至，黎民百姓流离漂没，惨遭其害。[5]
换言之，开始于1128年的黄河夺淮，如果比作扩散性皮肤病，则至明朝嘉靖中叶，已经严重浸染了广大的黄淮平原，只是尚未真正扩散到淮河以南，至于本文关注的下河地区，其自然环境与经济状况，也还属于「尚可」的水平。
「人祸」之二，明朝潘季驯蓄清刷黄、济运保漕。
「蓄清刷黄」，即蓄淮河清水以释黄、借淮河水势以刷沙，目的则在「济运保漕」，即调济运河水情、保障漕运畅通。首创其法者，为湖州人潘季驯。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到万历二十年（1592），潘季驯四次出任总理河道，为明朝治河诸臣中在位时间最长者。他认为旧有的「分流杀势」即从多处分流分洪黄河的治水方略，远不及「以堤束水、以水攻沙」来得有效，「盖筑塞似为阻水，而不知力不专则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为益水，而不知力不宏则沙不涤，益之者乃所以杀之也。」[6]这样的治水方略，也为后来者长久遵行，如【清史稿】卷279「论曰」即评价道：
明治河诸臣，推潘季驯为最，盖借黄以济运，又借淮以刷黄，固非束水攻沙不可也。
只是这样「束水攻沙」原则下的借淮→刷黄→济运，又使淮、黄、运更加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淮河因之再起巨大变迁，黄河因之长期单股夺淮，运河则因之力保畅通；至于运河淮扬段东西两侧的上河、下河地区的民生，则在明清两朝堪称「国之大事」的「济运保漕」的取舍中，成了名副其实的牺牲品。唯兹题甚大，姑以直接影响上河、下河地区民生的洪泽湖以及高家堰为例证之。
今天仿佛内流河「尾闾湖」的洪泽湖，本是独流入海的淮河流经地区，其处地势低洼，分散着众多不大的陂塘湖涧。大体说来，两宋时期的洪泽湖区是湖涧并存的沼泽区，元代洪泽湖区的大部分仍在兴办着屯田，明代嘉靖之前的洪泽湖区在平水期仍呈现一派湖涧分明的态势。至于洪泽湖的最后形成，则与以下两个因素直接相关。
其一，黄河单股夺淮造成淮河下游河道的严重淤积。【明神宗实录】卷308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己未云：
至嘉靖二十五年以后，南流故道始尽塞……五十年来，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
「南流故道始尽塞」的原因，或是自然淤塞，不再疏浚，或是有意堵塞，引黄济运。而「尽出徐、邳，夺泗入淮」的这条黄河河道，后来再经潘季驯的筑堤束水，基本被固定下来，即今所称的「废黄河」，它虽仍然时有决徙，但不久即复故道。对于黄河夺淮来说，这是从多股夺淮到单股夺淮的一大变局；对于淮北平原来说，这是黄河从四处泛滥到相对安流的一大利好。然而对于淮河来说，这并不是福音，盖黄河单股夺泗入淮，全部泥沙滚滚而来，淮河下游的淤积急剧增加，尾闾水位抬高，排泄不畅，于是淮水逐渐向上潴积，乃至漫溢成湖。而当降及清口（今江苏淮安市马头镇一带）的门限沙严重堆积扩展时，又出现黄水倒灌现象，这不仅增加了洪泽湖的来水量，而且淤垫湖底，抬高水位，扩大了水域面积。
其二，高家堰的大规模修筑。高家堰的修筑历史颇为悠久。先是东汉末年广陵太守陈登筑堰，意在阻障淮水东泛，此种策略，为后世治水者遵用。北宋庆历年间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也曾修筑，明初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再度修治。陈瑄所修的堤堰，北起武家墩，南至阜宁湖，相当于后来高家堰的北段。隆庆年间，总督漕运王宗沐又招募淮民修堰，捍淮东侵。不过此时的高家堰仍规模不大，高度约在三四米上下，长度在30里左右。及至万历年间的潘季驯，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万历六年（1578），潘季驯第三次总理治河事务。其时的黄河，经常发生决口，而黄、淮、运交会的清口一带，淤积阻塞严重。潘季驯接任后，首先在黄河两岸筑成近堤、遥堤、横堤、月堤以及减水坝组成的堤防系统工程，以约束水流、防御洪水；在初获成效后，他又大筑高家堰，意在抬高淮河水位，蓄清刷黄。次年，北起武家墩、南至越城、长60里的筑堰工程竣工。又次年，再向南延伸20里至周家桥。周家桥以南高地不筑堤，留作天然减水坝（溢洪道），水涨则入白马湖，水消仍为陆地。至此，淮河来水被大量拦蓄起来，洪泽湖基本宣告形成，担负着刷黄的巨大使命，漕运大为畅通。清康熙时，河臣靳辅仍然沿袭潘季驯「蓄清刷黄」的「金科玉律」，他挑浚清口，开挖引河，堵塞高堰决口，培修残破堤岸，又将大堰向南延伸25里至翟坝，再修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古沟东、古沟西、唐埂六座减水坝。康熙二十年（1681）六坝关闭，洪泽湖盛极一时。
然而，时有盈缩的洪泽湖，巍峨壮观的高家堰，对于淮河又意味着什么呢？
以言由河道变身湖泊的洪泽湖，因为黄高淮低、黄浊淮清、黄强淮弱，为了实现「蓄清刷黄」的目的，高家堰只能一步步地增筑，洪泽湖底也就一年年地淤高，水位则随之一层层地抬升，水位抬升的意义，则在「以刷沙敌黄……亦资淮利济」[7]。如清道光八年（1828），洪泽湖水位蓄至一丈六七尺，仅能与黄相敌，蓄至一丈八九尺，始能畅出清口。而从道光十一年至咸丰元年（1851）的21年中，洪泽湖水位均在二丈以上，最高时达二丈三尺四寸，洪泽湖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悬湖」。
以言淮河干流，因为中游末端洪泽湖的横空出世，因为黄河泥沙由泗入淮导致的淮河下游壅水逆流、河床抬升，再加上高家堰在淮河中、下游之间的南北阻截，于是原本上游水流湍急、中游水流平缓、下游尾闾不畅的淮河干流，演变成了「两头高，中间低」的「扁担河」态势，这样的淮河干流，上游留不住、中游流不动、下游流不走，打个形象而苦涩的比喻，就是上游得了「脑溢血」，中游患了「肝腹水」，下游则是「肠梗阻」；因为「肠梗阻」而成的洪泽湖，朝廷赋予的使命又是刷黄济运，这样的情形，正如清人郭起元所言：「淮合诸水，汇潴于湖，出清口以会黄。清口迤上为运口，湖又分流入运河以通漕，向来三分济运，七分御黄。」[8]
然则据上所述，向来备受称道的潘季驯之蓄清刷黄、济运保漕，因为修筑了高家堰，悬出了洪泽湖，如果我们站在淮河以南的立场，仍以扩散性皮肤病作譬的话，那就等于添加了更可怕的新病灶，而其重度浸染所及，遂直指淮扬之上河、下河地区。
三、下河十岁九被涝
如何理解洪泽湖以及高家堰为淮扬之上河、下河地区更可怕的新病灶？先言所谓的上河、下河。「上河」、「下河」概念的形成，联系着明后期淮扬运河的湖河分离。【明史】卷85【河渠志】：
漕河之别，曰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湖漕者，由淮安抵扬州三百七十里，地卑积水，汇为泽国。
据知淮扬运河本是穿行湖泊之中、湖与湖之间开凿水道连接的「湖漕」。「湖漕」充分利用了「地卑积水，汇为泽国」的自然条件，却也难免漕船遭风遇浪而沉溺的危险。如弘治三年（1490），户部左侍郎白昂从山东至扬州视察运道，监察御史孙衍、工部郎中吴瑞等向白昂进言：「高邮州运道九十里，而三十里入新开湖。湖东直南北为堤，舟行其下。自国初以来，董河官司障以桩木，固以砖石，决而复修者，不知其几。其西北则与七里、张良、甓社、石臼、平阿诸湖通，潆廻数百里。每西风大作，波涛汹涌，舟与沿堤故桩石遇，辄坏，多沉溺，人甚病焉」[9]；又如漕船在经过白马湖时，由于「东西相望，浩渺无涯，洪涛迅浪，不时常作，加以西风号起，汹涌排空，荡击石堤，摧残舟楫」，乃至「万历十年间，一日而毙者千余人，即万历十二年间，粮船沉溺者数十只，漂没漕粮至七八千石，殊为运道之梗」[10]。为了改变这样屡有发生的窘况，明朝自洪武初年以来，就断断续续地开凿分离湖、河的月河（越河）。及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高邮、宝应之间的界首越河完工，「淮扬之间始不复知有湖，民有安流，国有全漕」[11]，即扬州、淮安之间的漕粮运输不再取径湖道，而是全线拥有了独立的河道。为了保障运道的安全，自洪武至万历的两百多年时间里，又断断续续地同步修筑月河（越河）堤防，而且相对于「湖漕」阶段的单层堤防，材质以夯土、板桩填土、糯米糊拌灰为主，月河（越河）堤防既为东、西两层，材质也以砖石为主，如此就可维护月河（越河）的稳定与湖河分离的稳固，名副其实的淮扬运河（里运河）遂告全线形成。
「河漕」形态的淮扬运河全线形成后，由于运河东西两岸的环境面貌、地方诉求等方面的差异逐渐明显，于是清初出现了上河、下河概念。如康熙二十年（1681）御史宫梦仁所上【梳理海口疏】：
上、下河惟恃一线河堤蜿蜒其间，登岸而望，内如釜底，外若建瓴。淮扬两府数十万之田赋、鹾利由兹出焉，淮扬六七州县数百万之户口、室庐由兹存焉。故内开行水支河无虑数十，凡以串场达海道相路也。人知高、宝、邵伯河堤为下河州县之门户，高堰翟坝又上河之藩篱，藩篱不固，门户因之失守，固也。
又康熙二十八年卸任总河的靳辅之【下河形势说】：
淮以南、扬以北周围千百里，泽国也。运河贯其中，东西二堤夹之。西堤以西为上河，泽之所钟，旧有汜光、白马、甓社、邵伯等十七湖；东堤以东为下河，泽之所钟，旧有射阳、广洋、杂雀、渌洋、淤溪等三十六湖。上河西南接滁、泗、天长诸山，危冈断陇，起伏相续，地形为高，水之所从发也。下河东北与海为邻，地形为卑，水之所泄也。两河均受水患，而下河尤烈，何也？上河西南受滁、泗、天长诸山溪之水，东注之下河，下河受之。下河西受上河所注滔滔无穷之水，东注之海，而海不受，非不受也，海岸高而朝宗之路塞。故昔人譬之釜底也。
又乾隆三年（1738）署理江苏巡抚许容【为九属民生一劳永逸疏】：
伏查自淮溯扬，漕河亘于南北，长堤三百余里，堤西为上河，则洪泽、白马、高邮、邵伯诸湖是也；堤东为下河，则山、盐、阜、高、宝、兴、江、甘、泰九州县之 民生土地在焉，又东则为大海矣。向之言水利于淮扬者，谓上河之水宜导之入江，下河之水宜导之入海。
稍加品味这三条资料，不难看出其间的异同。同者在于，都以淮扬运河区分上河、下河，即运河西堤以西为上河，运河东堤以东为下河。至于异者，宫梦仁既视淮扬之田赋、鹾利、户口、室庐需要共筹兼理，又将高堰、上河、河堤、下河、海道视为命运相关的一体；靳辅则认为虽然上河、下河地区皆为「泽国」，「均受水患，而下河尤烈」，盖下河相对于西面的上河、东面的海岸，「地形为卑」，犹如「釜底」，既受上河注水，又乏出水流路，所以靳辅尤重运河筑堤，尽量不使上河之水漫溢下河；至于许容的看法，更是定位上河为蓄水的湖区，宜导其水入长江，下河为「民生土地」，宜导其水入大海，而在这样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中，保护下河又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上河、下河孰轻孰重，其实是个因时而变的复杂问题，其中的关键则在明祖陵的护与弃。明祖陵坐落在泗州城北的淮河之滨，其处地势卑下，随时有淹没之患，尤其是洪泽湖形成以来，更如置于釜底。出于容易理解的原因，迁葬了明太祖朱元璋之高祖、曾祖、祖父的祖陵自然事关重大，必须予以周全保护，所谓「祖陵，国家王气所钟，祖陵被患，岂惟列圣龙蜕之藏不安于地下，而千万年圣子神孙托根基命于何所？彼庶民衣食之流，尚恐伤其先茔，爱及一草一木，况帝王之家甚关宗社，亦切圣躬，最不可缓图者也」[12]。这样的「最不可缓图」，如明左给事中张企程【题开周家桥武家墩等处疏】的议论：
臣尝熟为筹之，譬人一身，祖陵腹心也，运道咽喉也，民生手足也。善医者，腹心病则先腹心，咽喉病则先咽喉，手足病则先手足。脱有三者俱病，则由腹心而咽喉而手足，其缓急轻重固自不可紊者。况今腹心受病，宁以咽喉、手足之故而遂缓勿治耶？臣窃谓今日之役，以开周家桥、武家墩为急救祖陵第一义，其或有梗运道，随为区画，有伤民产，随议蠲赈，有损盐灶，随议减额。但处置得宜，下流有归，断断不为地方害。
换言之，因为「祖陵腹心也，运道咽喉也，民生手足也」，祖陵又位于后来的上河地区，所以哪怕明后期高家堰既筑、洪泽湖既悬，上河部分地区特别是泗州地区的「民生」，还是获得了一些顺带的呵护。即以高家堰筑成的万历七年与次年为例，因为高家堰拦截了淮河洪水，淮安、扬州安康而泗州受灾，所以泗州进士、乡宦常三省在其递呈京师各衙门的揭帖以及联合泗州籍官员递呈抚按衙门的揭帖中，愤然抗议，为民请命，如言万历七年大水之于泗州，「遂致城内水深数尺，街巷舟筏通行，房舍倾颓，军民转徙，其艰难穷困不可殚述，此在城水患之实也」，又「泗人有岗田有湖田，岗田硗薄，不足为赖，惟湖田颇肥，豆麦两熟，百姓全藉于此。近岗田低处受淹，若湖田则尽委之洪涛，庐舍荡然，一望如海，百姓逃散四方，觅食道路，羸形菜色，无复生气，且近日流往他郡者，彼此不容，殴逐回里，饥寒无聊，间或为非，出无路，归无家，生死莫保，其鬻卖儿女者，率牵连渠路，累日不售，多为外乡人贱价买去，见之惨目，言诫痛心，此在乡水患之实也」[13]，是为「自有高堰以来，泗人之苦于水患极矣」[14]；又言万历八年泗州大水，「祖陵松柏淹枯，护沙洗荡。」[15]面对此等情势，常三省强烈要求在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三处建闸泄水，以保泗州与祖陵。然而在下河官绅看来，此等建闸泄水论调，终究「不明事理」。以言上河本身，如宝应知县陈煃的「开解」：「泗城故址，原属卑洼，城中积水，顿难涸泄。假令异时淫雨如昨，即开周桥，未必能减泗民之困也。夫利一州而害数州县，仁者弗为，况利者未必利，而害者立见乎？」[16]以言隔壁下河，如高邮乡绅王应元的控诉：「其害可胜道哉？必至决运堤、阻粮艘、没盐场，高、宝等州县必不可复存。」[17]至于代表着朝廷利益的总河潘季驯，虽在「雪中送炭」的「运道」、「锦上添花」的「民生」中选择了「运道」，却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忽略「国家根本」的「祖陵」，所以当潘季驯看到常三省等人「挟陵寝为言」的揭帖后，「不胜骇汗」，乃与泗州知州秘自谦、盱眙知县詹朝等地方官前往祖陵视察，却欣慰地看到祖陵状况良好，并未遭遇漫水，但作为补偿，潘季驯还是在后来加修了石质护堤。而再往其后的情形，仍可见到「祖陵腹心」的事关重大及其对上河地区的「加持」作用，如【明史】卷87【河渠志】记载：
（万历）十九年九月，淮水溢泗州……侵及祖陵。疏泄之议不一，季驯谓当听其自消。会呕血乞归，言者因请允其去。而帝遣给事中张贞观往勘，会总河尚书舒应龙等详议以上，计未有所定。连数岁，淮东决高良涧，西灌泗陵。帝怒，夺应龙官，遣给事中张企程往勘。议者多请拆高堰，总河尚书杨一魁与企程不从，而力请分黄导淮。乃建武家墩经河闸，泄淮水由永济河达泾河，下射阳湖入海。又建高良涧及周桥减水石闸，以泄淮水，一由岔河入泾河，一由草子湖、宝应湖下子婴沟，俱下广洋湖入海。又挑高邮茆塘港，通邵伯湖，开金家湾，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涨，而淮水以平。其后三闸渐塞。
崇祯间，黄、淮涨溢，议者复请开高堰。淮、扬在朝者公疏力争，议遂寝。
据上，明后期的淮扬地区，纠缠在祖陵、运道、民生的矛盾中，上河地区、下河地区的民生，又纠缠在各自利益的冲突中，而就总体倾向言，上河地区因为拥有祖陵，故在与下河地区的利益冲突中，还是拥有分量更重或更「义正词严」的话语权；随之，如弘历【下河叹】中叹息的「下河十岁九被涝」，本也早是明后期下河地区的写实。
因为保护祖陵，明朝「上河叹」理论上轻于「下河叹」的状况，到了清朝，又逆转为事实上的「上河叹」重于「下河叹」。 盖明清鼎革易代后，明祖陵的特殊政治意义不复存在，于是不可轻忽的「护陵」变成了可以权衡的「弃陵」，上河地区的民生更是何足挂齿，而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泗州城与明祖陵的沉湖。 先是顺治六年（1649）六月，淮河大水，东南堤溃，水灌泗州城，深及丈余，平地一望如海。 康熙初年，泗州已犹如水中之城，遭受大水侵灌之年，数来就有元年、四年、五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7个年份。 泗州城最后的厄运是从康熙十八年（1679）开始的。 这年十月大水，水势汹涌剽悍，冲决州城东北石堤，外水灌注如建瓴，人民多溺毙，城内外汪洋一片。 接着，还未等到泗州缓过神来，更休提城中大水消退，又逢第二年淫雨连绵、黄淮并涨、势如滔天，于是千年古城泗州城[18]，连带着三百年辉煌的明祖陵，终于双双被彻底淹没在洪泽湖水之下，时任泗州知州莫之翰在其纂修的【泗州志】卷5【城池】中慨叹： 「嘻，甚矣哉！ 官若浮鸥，民皆抱木而逃，自是城中为具区矣！ 」至于终结了泗州城与明祖陵的洪泽湖，则如【清史稿】卷59【地理志】的描述，「湖界日巨，汪洋几三百里，延袤皖苏二省。 」[19]然则这样的洪泽巨湖，悬于已经失去明祖陵庇护、在朝在野的官绅势力又不及下河地区的上河地区，则有清一代之上河地区该当「十岁九被涝」的悲惨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五坝平分势未杀
上河叹，下河叹，都在叹「十岁九被涝」，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 在弘历无可奈何的「五坝平分势未杀」，那么，这都是些什么坝？ 在「五坝平分势未杀」除了自然的原因外，更掺杂了上河地区与下河地区、中央朝廷与地方官绅各自的利益考量，那么，这都是些什么考量？
从乾隆十八年弘历的【下河叹】看，所谓「五坝平分势未杀」，联系下句「高堰一线危骑墙」，当指高堰五坝（又称「上五坝」）；又从「车逻疏泄涨莫御」看，还包括了当时的归海四坝（后来添建一坝，又称「下五坝」）。再证以乾隆五十一年弘历的【下河叹】，相关的事实又尤其明显：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年），因为「泛滥归洪湖，高堰虞涨至」，所以「无奈开五坝，下河受灾致」，这是应对洪泽湖泛滥、保障高家堰安全的开启高堰五坝；「兹九阅春秋」的乾隆五十一年，因为「堤筑运益涨」，所以「车逻胥启暨」，这是疏泄上河湖区积水、避免淮扬运河溃堤的开启归海坝，至于因为「无奈开五坝」，所以「高宝潦胥及」，则仍是开启高堰五坝。这样的高堰五坝-上河-淮扬运河-归海五坝-下河的关系，如图2所示，即可一目了然。
当然，无论高堰五坝还是归海五坝，又都有其形成过程。先说高堰五坝。号称「水上长城」的高家堰，既以大堤拦蓄洪泽湖水，又以减水坝泄洪减压。减水坝的选址多为下游有旧河或不远处有湖荡之地，其施工则有严格要求：宽度一般在100 丈以内，长度达到六七十丈，两端「金门」为石砌，并加签锁口桩，上口、下口分做迎水、分水，上口六七路，下口八九路，中间的坝面夯实，再铺上三合土，铺时需分两层，冬天还要盖土防冻。坝后护坦为条石砌就，坚固严密。高家堰最多时共有减水坝闸 20多座，仅康熙十九年（1680），靳辅就改建和扩建了减水坝六座，自北而南为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古沟东、古沟西、塘埂；康熙三十九年，河道总督张鹏翮堵闭六坝，另建仁、义、礼三座滚水石坝；乾隆十六年（1751），再建智、信二座滚水石坝。至此，著名的「高堰五坝」即仁坝、义坝、礼坝、智坝、信坝形成。
再说归海五坝。如上所述，康熙十九年靳辅改建和扩建了高家堰六座减水坝，以泄水入宝应、高邮诸湖，再入运河；又为控制运河水量、保障河堤安全，在运河西堤建通湖22港，在运河东堤建归海坝。通湖港用石块砌筑，平时以草土封住港口，大水时扒口排洪。归海坝中，子婴沟、永平在高邮北，鳅鱼口在江都，其余五座均在高邮城南，由北向南依次是南关、五里铺、八里铺、柏家墩、车逻港，其中五里铺、车逻港二坝属于改建，是为土底的「归海八坝」，这是意在「以新建八坝抵泄周桥六坝之水」[20]。康熙三十九年张鹏翮在原八坝的基础上，改土坝为石坝，并废除子婴沟、永平二坝，又将南关坝堵闭移建于五里铺坝址，在八里铺坝址上再建五里中坝，又新建车逻坝，改建鳅鱼口坝于昭关庙，称为昭关坝。乾隆二十二年，再添建新坝，合南关坝、五里中坝、车逻坝、昭关坝，合称「归海五坝」，用以泄洪。道光六年（1826）昭关坝停闭。咸丰元年（1851），淮河改由南下入江为主[21]，归海坝压力减小，咸丰三年遂废中坝，而尚存的南关坝、新坝、车逻坝则被称为「归海三坝」。
高堰坝、归海坝的启闭，又有系统、严密的规定，旧时称为「水志」。如就在高堰五坝形成的乾隆十六年，弘历亲定仁、义、礼三坝过水三尺五寸，且不见减涨时，方可开启智坝封土，仍不减涨，再启信坝封土，是为高堰「五坝水志」。又如乾隆二十七年，弘历南巡，来到黄、淮、运平交汇合的清口，经过踏勘丈尺、计算流量、反复筹议，亲定「湖水以次递长，则清口以次递宽，总以上坝增一尺之水，下口加开十丈之门为准」[22]的清口「展束」方案，是为「清口水志」；又发谕旨，明确要求长期封闭仁、义、礼、智、信五坝，待水涨时，只依定例拆宽清口东西坝走水即可。这样的五坝水志、清口水志，的确发挥了宣泄得宜的积极作用，这就是乾隆五十一年弘历在【下河叹】中的自鸣得意：「自我壬午年，清口定水志。视湖之增减，拆束为坝制。其尾闾五坝，筑土永教闭。以此下河田，免灾收历岁。」
再说归海诸坝的启闭，也为「圣心」与河臣时时关注。如据乾隆十八年侍郎嵇璜上奏所言情形：
南河关键，尤在五坝蓄泄合宜。前河臣张鹏翮将车逻、五里、南关三坝，改为石滚坝，使有过水节制。是运河之三滚坝，原与高堰之三滚坝，上下相应也。今高堰增二滚坝，共有五坝，已觉来路多而去路少；若遇大水坚闭不开，固为保全下河起见，但湖河之水同时壅涨，不特上河田庐淹没，殆至波涛冲激，堤岸溃决，则下河之受害更甚。此中缓急机宜，甚有关系。高斌于乾隆四年曾经奏明，若遇洪湖异涨，三滚坝泄水过多，请将南关、车逻启放，以减水势。然不立一界限，则开放过早与开放过迟，均有受病之处。查高堰各坝，于十六年钦奉圣训指示：仁、义、礼三坝过水三尺五寸，始将智、信二坝次第开放，实为不易之良规。今拟仿效此法，于运河各坝亦宜定一水志，以便遵守。查水势异涨之年，高于车逻坝脊四五尺以上。今酌中定议，应以水高坝脊三尺为准，先将车逻坝开放；至三尺以外，再将五里、南关等坝次第开放；未至三尺以上，不许轻开。其柏家墩、南关旧坝俱无石底，永远堵闭。似此节宣有度，则水有去路，循循而进。且归海支港现议疏通，虽大水之年下河不能保其全不受淹，较之川壅而溃、汇为巨浸者，其轻重自必悬殊矣。[23]
弘历得奏，「命舒赫德等与尹继善、高斌等逐条细阅，是否悉合机宜，及外此有无未尽，一一指陈。」又乾隆二十五年时，河道总督白钟山建议，水势长至三尺之外，可启放南关、车逻等坝，水势继续上涨，则启放五里、昭关等坝。又嘉庆九年（1804），总督陈大文、总河吴璥等奏：
溯查运河水势，以乾隆五十一年为最大，长至一丈三尺七寸，曾将南关、车逻等四坝全启。今本年河水已长至一丈六尺九寸，较五十一年尚大三尺二寸，其势断难容纳；而下河早稻、中稻业已刈获，晚禾亦将收割。且各坝下本有各支河可以循轨入海，是以于七月二十八、九，九月初一等日，循照旧制，将南关、车逻等五坝内酌启三坝，并飞饬将下河范公堤沿海各闸全行启放，俾河水畅注归海，以免壅遏漫淹。[24]
次年五月，总督铁保、总河徐端又奏：车逻坝「定制水势长至一丈零三寸，即应启放。现在河水已长至一丈二尺二寸，计已逾志一尺九寸，坝下引河深畅，当即饬令趁势启放，以资宣泄」[25]。然则如此看来，归海五坝的启闭「水志」，较之高堰五坝，更难确定不易，盖黄、淮、运的水情，洪泽湖、高邮湖、宝应湖的水势，高堰诸坝的来水，归海通道的去水，淮水入江与清口淤畅的状况，诸如此类的自然因素，实在难以全面把控、因时统筹；至于诸多的人为因素，若北京朝廷利益所系的保障运道畅通、运堤无虞，上河官绅利益所系的启放归海诸坝、即以下河之釜底为湖，下河官绅利益所系的封闭归海诸坝、即以上河之湖区为壑，更属时时处处存在、谁也不敢言让说退的利益博弈。
然则在有清一代这样的三方博弈中，实在存在着引人深思的轻重权衡、大小取舍。概而论之，首先，下河地区重于、大过上河地区。如乾隆十九年总河尹继善之言：
论者谓下河之水减少，固能受益，而上河之水壅滞，必更受淹，似非公平之道。不知下河之田，数十倍于上河，多寡之间，原应通盘较量。[26]
如何「通盘较量」？尹继善的建议是，上河「低洼湖田，查明豁粮，以为潴水之地，则上河亦不至于偏枯，而下河之所赖以保全者广矣」；又乾隆四十二年总河高晋奏请：
查运河东岸闸座涵洞，运河水小时应须蓄水济运，即下河民田需水，亦只量为挹注，以资播种；若运河水大，下河民田形如釜底，未便将河水泄入，致淹民田。是东岸闸洞，不过资农田灌溉，不能分泄运河盛涨。惟西岸宝应临湖一带，河面高于湖面，尽可宣泄。[27]
如此，上河地区「雪上加霜」，变成了容受高家堰、运河两个方向的来水，不仅沦为淮水走廊，更成为运河水柜。再往下看，这样的轻视上河、重视下河，还愈演愈烈，即以事关上河潴水、下河安全的归海诸坝水志为例，自嘉庆九年至道光六年，开坝时运河实际水位在1丈至1丈2尺之间，道光六年以后，实际水位约在1丈5尺左右，咸丰以后在1丈5尺以上，光绪年间在1丈6尺以上，光绪后期更在1丈7尺左右。[28]于是上河、下河之间的矛盾、争端乃至冲突愈益严重，如民国江都胡澍【扬州水利图说】卷1「近湖水利」所述晚清的情形：
运堤逐渐增高，水位志椿亦逐渐增度……坝仍不开，上河安能免患……然不开坝，水少去路，湖西村庄多数陆沉。设风暴来，波涛震撼，不但庐舍不保，抑且生命难存，不得已请求开坝，官厅每以上河地面较少，下河地面较多，本此主意，明虽允开，仍迟延不启，殊不知开坝仅淹下河田禾，不开坝则伤上河人命。孰轻孰重，所宜权其利害也。二则因上河呼号哀恳，即行开坝，而下河人众，至生阻力，动聚千万人，日夜坐卧坝上坝下，形同蚁聚，不避风雨，齐呼哀恳保坝救命，明则请求不开，实则要挟抗拒，长官见众怒难犯，恐生意外，不敢孟浪，遂至为难。上、下河之争执俨同吴越仇敌视之矣。
观此，可知因为下河的田地、盐场、城址、人口多于上河，下河的官绅力量又强过上河，所以上河地区的利益遂轻于、小过下河地区，上河民生也常被放弃，上河、下河之间的利益争执，乃至「俨同吴越仇敌视之矣」。
其次，下河地区的利益又轻于、小过北京朝廷。仍以开启归海诸坝为例，自是为了保护运河堤防，维持正常漕运，而其结果，却是下河地区尽成泽国。归海诸坝之常开，如弘历两首【下河叹】中所涉的几个年份：乾隆十八年开车逻坝，下河尽淹；乾隆四十三年八月，高邮运河日涨五六寸，前后开四坝，水过坝六七尺；乾隆五十一年六七月，高宝湖水势浩瀚，启放南关、车逻、五里等坝；又据【淮河水利简史】的概述：「嘉庆、道光年间，即1796年至1850年共54年中，有二十八年开归海坝，合计95坝次，平均每两年有1年开坝，平均每年开坝近二道。」[29] 至于开归海坝而下河乃为泽国的情形，如道光六年（1826）夏，「洪泽湖水长，当事惧堤工不保，遂启五坝过水。扬郡七州县当下游者，田庐尽没」[30] ，当时吴县曹楙坚客居泰州，目睹人烟萧寥、万室波荡的凄惨流离之状，因作【愍灾诗六首】，其中的【开坝行】曰：
今年稻好尚未收，洪湖水长日夜流。治河使者计无奈，五坝不开堤要坏。车逻开尚可，昭关坝开淹杀我。昨日文书来，六月三十申时开。一尺二尺水头缩，千家万家父老哭。
「昨日文书来」，这是帝制朝廷不可违逆的国家意志，而其代价，就是下河民生的「千家万家父老哭」。
再次，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下河地区、上河地区加在一起的利益，仍远不及北京朝廷的利益之重、之大。姑举一例，以见大概。乾隆八年，河道总督白钟山奏言：
高、宝诸湖承上游分泄之水，众流汇聚，周围数百里，而归之仅宽数丈之运河，两岸长堤，危如一线……设若诸水毕集，高、宝两湖不能容纳，不独上河万顷良田尽遭淹没，高、宝之城池仓库、民舍田庐，均为可虑，而运道亦因之阻梗。虽入江之路，未尝不可分，而路远流缓，恐就近趋下顶冲之，高、宝先已不可支矣。[31]
归根结底，无论上河之高堰开坝泄洪、高宝诸湖众流汇聚、万顷良田尽遭淹没，还是下河之开启归海诸坝、城池仓库与民舍田庐均为可虑，帝制朝廷的唯一坚守，只在运河的两岸长堤不能溃决、千里运道不能阻梗。于是下河叹、上河叹，就在朝廷如此这般的「权衡轻重」、舍「小」取「大」、救「急」放「缓」的综合考量中，成了无法「开解」的千古之叹；至于明清两朝的那些朝廷叹、皇帝叹，也就难逃装模作样的「例行公事」、无法落实的「皇恩浩荡」的嫌疑，而本文所述之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下河叹】，正可如此理解。
五、惄焉南望心徬徨
弘历的两首【下河叹】，前首以「惄焉南望心徬徨」结尾，后首以「五字志惭愧」结尾，可见从乾隆十八年到乾隆五十一年，历经半个多甲子的君臣「努力」，淮扬灾情并无多少改善。然则问题的核心，从表面看，似在「河臣束手无良方」、「然实乏良策」，其实内里的根本，还在弘历「不打自招」的「先急燃眉计」，即一旦「冲堤阻运道」，那就如同断了北京朝廷的经济维系线乃至政治生命线。
「运道」之为北京朝廷的经济维系线乃至政治生命线，如【明书·河漕志】开篇有言：
汉、唐、宋皆漕于河，河第见利多，其害也不过坏民田庐，而国之命脉不与焉……元都幽燕，仰漕粟东南，始重漕与河，而尚海运居其半，漂溺所不恤，苟且以终……至于明，治水无遗法，用水无遗功，防水无遗力，因元都，势必因元漕，且北方田瘠收薄，除输正粮无余物，而国家百费岁亿万，不得不赖漕。明人之言曰：「漕为国家命脉所关，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需漕固不重欤？
按中国自从唐宋以来，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都发生了重大变迁。政治中心逐渐由中原地区转移到华北平原的北端，经济中心则越来越倚重江南。又就元明清三代论，除了明初的53年短暂奠都南京，其他时间都在北京建都，这种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格局，遂使朝廷背上了莫大的包袱。京畿自为人口集中之地，麇集于此的皇室、贵族、官僚、军兵仆役及其他人员，或挥霍无度，或山珍海味，或绫罗绸缎，或亭台楼榭，官奉日用，常规消耗着难以计数的民脂民膏。然而京畿北部及东北为游牧狩猎之区，华北平原又太贫瘠。如此情势之下，朝廷只得仰仗江南。滔滔运河之水，昼夜舳舻相继，载输着江南的粮食及其他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京城。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这并非亘古不变。在中国帝制时代的后期，「国之大事」实在运河及漕运。京杭运河及其漕运沟通了南北的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解决了两者分离造成的窘困，打破了「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自然规律，从而成为王朝的经济维系线乃至政治生命线。
然而，京杭运河在给王朝带来种种实惠的同时，也引出了无尽的忧患与难解的麻烦。由于京杭运河纵贯南北又北高南低，淮河横亘东西，北方的黄河又长期夺泗入淮，交相会聚于清口，再加上黄、淮、运三者的河性水情各异，因而其间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为了保证运河及漕运的畅通，明清北京朝廷真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机。[32] 形象些说，运河的畅通与否就是皇帝们脸色的晴雨表。运河塞了，皇帝哭了；运河通了，皇帝笑了。为了让皇帝们常笑少哭，朝廷与河臣们只能选择满足皇帝一方。这样的选择，在明朝，是优先保护「祖陵」与「运道」的安全；在清朝，保护「祖陵」的使命已不复存在，而其病不过「手足」、其害「不过坏民田庐」的「民生」，更是无足挂齿，于是一切的治河、治淮、治运措施，包括负面影响了淮扬民生的洪泽湖、高家堰、高堰坝、高宝湖、运河堤、归海坝等，又皆服从和服务于「需漕固不重欤」的国家大政。即以高家堰、高堰坝来说，如清世宗胤禛御撰【高家堰碑文】：
黄河为运道、民生所关，而治河以导淮、刷沙为要。高家堰者，所以束全淮之水，并力北驱以入河。河得清淮，则沙不积而流益畅。故考河道，于东南以高堰为淮、黄之关键。淮自中州挟汝、颍、涡、汴诸水，汇注于洪泽一湖，荡激潆洄，浩渺无际，而淮、扬两大郡居其下流，惟恃堰堤以为障御，所系讵不重哉！
这段碑文，包含了高家堰关乎运道安全、关乎淮扬民生两层意思，这在郭起元【介石堂水鉴】卷2【高堰石工论】中也有清楚表达：「高家堰者，所以捍御洪泽全湖水势，保护淮扬两郡民生，蓄清刷黄，通漕济运。」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每当遇着暴雨洪峰，朝廷总是敞开「所系讵不重哉」的高堰「障御」，开坝泄水，水漫高宝诸湖，运堤、运道不堪承受，遂再开启归海诸坝，名为「归海」，实为「归田」；而经过如此这般的「常规」操作，「通漕济运」是得以维持了，上河、下河的民生却失去了，其情其景，如晚清高邮人夏宝晋【避水词】的描述：
一夜飞符开五坝，朝来屋上已牵船。田舍漂沉已可哀，中流往往见残骸。
淮扬既然已经屋上牵船、田舍漂沉，百姓遂视富庶安逸的江南为避难所，于是江南社会秩序为之混乱，这又成为上至朝廷、下及地方政府新的忧患：
男拖棒，女挈筐，过江南下逃灾荒。云是淮扬稽天浸，幸脱鱼腹余羸尪。百十为群踵相接，暮宿野寺朝城坊。初犹倚门可怜色，结队渐众势渐强。麾之不去似吠犬，取其非有或攘羊。死法死饥等死耳，垂死宁复顾禁防。遂令市闤白昼闭，饿气翻作凶焰张。黔敖纵欲具路食，口众我寡恐遭殃。侧闻有司下令逐，具舟押送归故乡。却望故乡在何所？洪流降割方汤汤。[33]
要而言之，在皇帝、在朝廷、在代表国家利益的河臣那里，保护上河、下河的民生，只是说说而已，不能当真，因为相对于洵属国家大政的「蓄清刷黄，通漕济运」，民生总被置于末位。然则这样的轻重判断、大小取舍，既使得「河徙夺淮地」导致的「水患恒南方」之地域越来越扩大、程度越来越加深，也使得弘历感叹的「复古去患言岂易」与「惄焉南望心徬徨」的矛盾，成了治不了的痼疾，打不开的死结！所以，对此心知肚明的弘历，当其情绪焦躁时，面对堆积如山的河臣奏疏与五花八门的治水方案，有时甚至连装都不装了，如【清高宗实录】卷449乾隆十八年十月甲辰：
朕因河患，宵旰忧勤，日召在廷诸臣，详悉讲求。其欲复黄河故道使北流者，既迂远难行；至谓蓄泄宜勤，闸坝宜固，堤埝宜增，海口宜浚，则河员足任。徒事摭拾空言，无难编成巨帙。昔人云「议礼如聚讼」，议河者亦如聚讼。哓哓不已，甚无取焉。此后仍有以治河奏者，必将原折发还。
因为弘历清楚地知道，如其子清仁宗顒琰愤然责问的「吏治」弊端，所谓「南河文武官员，欺诈成风，冀图兴工糜帑，藉以渔利饱橐，积习相沿，牢不可破。试思河工设立官弁兵夫，岁给俸饷，原责其实力防守，俾河工安全无事。乃伊等视俸饷为故常，转冀大工屡兴，不但可以侵肥获利，并藉为升迁捷径，甚至援引亲友，滥邀官职，种种恶习，不可枚举」[34]云云，无法回归到理想状态的廉洁奉公；因为弘历还肯定知道，如前明谢肇淛一语中的的「安可得乎」，所谓「今之治水者，既惧伤田庐又恐坏城郭，既恐妨运道又恐惊陵寝，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钱，甚至异地之官竞护其界，异职之使各争其利，议论无画一之条，利病无审酌之见，幸而苟且成功足矣，欲保百年无事，安可得乎」[35]云云，更是无法兼得的「既」与「又」。应该也正是立足于此吧，1914年初，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张謇在【张謇上书陈关于水利意见】中，对明清两代的治水作出了几乎全盘否定的判断：
至明大筑高堰，而黄淮遂并而不复，为患益剧。陷泗州，浸虹县，废临淮，逼徙清河、邳州，时复旁溢徐、海，下侵高、宝。前清开国二百余年，几无宁岁。
然则本文所论，重点还只在其中的上河「陷泗州」、下河「侵高、宝」，基本未及其他的广大地区。又即便如此，我们若是站在上河、下河民生的立场，也能作出这样的总结：相对于金朝消极治河、放任南侵的黄河迁徙无定的「人祸」之一，明朝潘季驯蓄清刷黄、济运保漕的「人祸」之二，明朝后期、有清一代不计成本——包括修建高堰坝、归海坝，维护运河西堤、东堤，牺牲下河、上河的民生等等——维持漕运，又可谓造成「下河叹」、「上河叹」的「人祸」之三，而且是最切近、最直接、最严重、最寡情的「人祸」；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人祸」，是否又鲜活展现了传统帝制时代那些自私自利的专制帝王对载舟覆舟的百姓民生的漠视乃至冷酷呢？
（本文原载【发现里下河——里下河地域文化研究】，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南京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经作者授权，网络版首发于澎湃新闻。注释从略，详见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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