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據外媒報道，當地時間5月13日晚，加拿大短篇小說作家、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麗絲·孟洛（Alice Munro）在安大略省的療養院逝世，享年92歲。
從1968年發表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快樂影子之舞】並獲得加拿大總督文學獎起，始終不停寫作的孟洛幾乎獲得了所有重要的文學獎項。 2012 年，在短篇小說集【親愛的生活】出版之後，孟洛宣布封筆。 2013年，她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將她譽為： 當代短篇小說大師。
阿特伍德和孟洛是交往多年的好友，她曾評論說： 孟洛虛構世界裏充斥著許多這樣的配角，他們藐視藝術作品、藝術技巧以及任何矯飾或賣弄。 與這種態度及其引發的自我懷疑形成對比的是，她故事中的主角必會為了獲得足夠的自由好讓一切可能發生而努力。 她筆下的人物極盡所能地與「精神荒蕪」戰鬥，反抗著令人窒息的重負，他人逐漸逝去的希望，強制性的行為規則，以及所有形式的噤聲不語和精神壓抑。
女性自我的迷失，對控制的甘於臣服，以及背後的深層痼疾，這些東西始終縈繞在孟洛數十年的作品中，她不厭其煩地重復著，柔韌地在這塊被宏大主題擠到角落的方寸之地上耕耘著。
文｜ 黃昱寧
一
坐著的時候，身體最可恥的部份就消失在他的視線之外……我的屁股在光滑的椅子上發出了聲響。不過，精致的咖啡杯和咖啡碟在他年老體衰的手中哢哢作響，把這響聲幾乎淹沒。（【溫洛嶺】）
艾麗絲·孟洛暗示我們，短篇【溫洛嶺】裏的那個女人進門前，甚至在接到那個奇怪的邀請時，並不是毫無預感的。所以，當長著一頭冷酷的銀灰鬈發的溫納太太領著她穿過一扇又一扇門，最後在一個四面墻上釘滿掛鉤卻沒有鏡子的房間裏停下來時，她順從了。溫納太太看著她脫掉外衣，然後說：「現在，其他的。」
女人覺得外頭的門不可能上鎖，找回去的路也費不了什麽力氣。可她還是脫了。靴子、襪子、襯裙、胸罩，然後塗上乳液。就是她的舍友妮娜身上的那種味道。路過鏡子時，她盡量不去看。
不出她所料，屋裏的普維斯先生穿戴齊整。深藍夾克，白襯衫，灰褲子，還有領帶。普維斯先生跟她握手的時候就好像根本沒發現她沒穿衣服似的，似乎她只是「妮娜從學校帶回來的朋友」。妮娜說起過這位朋友學哲學，於是普維斯先生就跟她聊柏拉圖、空洞理論、伯羅奔尼撒半島，毫不理會她臉上一陣陣發燙。
在艾麗絲·孟洛的作品中，這一大段充滿情色意味的描寫相當罕見，但這個用第一人稱敘述的女主角，倒是她筆下最常見的型別：來自安大略的某個在城鎮化行程影響下越來越雕敝破落的農場，親戚眾多，關系也算緊密。略諳世故後，她進入更大的天地——倫敦，雖然那只是安大略省的倫敦市。她在大學裏讀英語和哲學，業余還要在餐廳打工。對那個顯然是被「城裏的男人」（他們每天都穿西裝、把指甲修剪得那麽幹凈）包養並送來念書的舍友妮娜，她既頗為鄙夷（「她不懂維多利亞時代，也不懂浪漫主義」），又懷著某種異樣的感覺——無論對她身上散發的香味，還是那輛一直來接送她、監控她的黑色轎車。
這種感覺是恐懼是好奇還是艷羨，「我」不會坦白。「我」只是在妮娜謊稱發燒時，仿佛順理成章地接受普維斯先生的提議，「代替」妮娜去看望這位孤獨的富翁。人們喜歡隨隨便便給只寫短篇的孟洛貼「惜墨如金」的標簽，但她在該鋪陳的地方一個字也不會省儉。「我」走向那個房間的過程，每一步都被處理成了慢鏡頭。所有這些鋪陳都是為了達到這樣的效果：當「我」如同中蠱般自己脫掉衣服、自己走進房間，甚至自己赤身裸體地站在普維斯先生面前背誦【西普羅郡少年】時，讀者既被這一幕震撼，為之不安，又覺得格外自然。
接下來怎麽寫？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或者安吉拉·卡特大概會在地板下開啟一道暗門，通往藍胡子公爵的地窖，莎拉·沃特斯或者珍娜特·溫特森也許會在千鈞一發之際，安排妮娜出場，讓男人與女人之間的戰爭演變為兩個「同仇敵愾」的女人的憤怒逆襲；當然它也可以成為真正的情色小說——椅子上包著的毛皮，墻上的鏡子，凡此種種，從符號到道具不過一步之遙。落到【五十度灰】的作者手裏，餐盤上的那只被普維斯先生「演示如何將肉從骨頭上剝下來」的康沃爾雞，應該就不僅僅是一只雞了。
諾獎得主當然能抵擋常規程式的誘惑，同時懸空讀者的期待。 於是，正當女人一首接一首念下去，漸漸「羞恥感消隱」時，普維斯先生一揮手抽走書本。他的評語是：「不錯，你的鄉音非常合適。現在是時候送你回家了。」門在她身後關上。衣服一件件穿回來，羞恥感也跟著卷土重來，分量是原來的好幾倍，而且這回是毫不客氣地烙下了印戳，靈與肉各領一份。普維斯先生一個指頭都沒有動她，卻一舉擊潰了她所有賴以自欺的信念。而且這一幕的象征意味將越過「我」，直抵妮娜本人。至此，習慣孟洛寫法的讀者應該能隱隱猜到，妮娜的私奔只是曇花一現，她終將自願回到普維斯先生昏暗的房子裏去，而曾與她一起逃離的情人，也必將帶著「幹涸的饑荒表情」，以那種看起來非常理解她的口氣說：「改變心意是女人的特權。」
真正對妮娜感同身受的那個人還是「我」。「我」造訪普維斯先生的那個晚上，是這兩個女人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也構成了她們某種辛酸的和解。在此後的歲月裏，「我」終日沈浸在圖書館裏，寫論文，得無數個A，可是她知道，這一切都不重要，那把椅子上的毛皮還在刺痛著她（「那是揮之不去的刺痛之恥」）。她確定：「歸根結底，他還是對我做過些什麽的。」
到底做了什麽呢？普維斯先生老練的手腕輕輕一翻，就仿佛打造出了桑塔格所謂的「色情社會」的微縮景觀，他是否借此讓女主人公認定，哪怕接受再多的教育，她也跟妮娜毫無二致——都只能扮演那種社會給女性指定的角色？或者說，普維斯先生將她打回原形，成為又一具「第二性」理論的鮮活標本，並且帶給她（以及讀者）這樣的警示：女性主義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標其實從未實作，也許歸根結底只是個幻覺——甚至你越是努力奔向它，就離它越遠？
不過，艾麗絲·孟洛並不是桑塔格和波伏娃，給出這樣的結論，或者指出這樣的闡釋方向，並不是她的任務和本分——她在文本中流露的態度，遠比「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更為復雜也更為曖昧。「我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我確實認為做個男人也挺不容易的。」與當代很多大作家一樣，孟洛在訪談中的這番表態與其筆下的小說文本互相嘲弄，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為其作品的組成部份—— 更明確地說，是一種文本之外的敘事策略：其欲蓋彌彰的姿態，本身就對70年代以後女權主義陷入的困境構成反諷。
在【溫洛嶺】的結尾，「我」把妮娜忘在私奔男友那裏的胸罩放在信封裏，扔進普維斯先生家的信箱。「我」知道她一定在那裏。趕去上課的學生、出門抽煙的人，都從「我」身邊路過。「我」想：「他們要做的事，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剎那間，孟洛轉過一個更大的角度審視這個世界，因為這個「他們」裏，甚至也包括了男人。
二
【溫洛嶺】選自短篇集【幸福過了頭】，出版於2009年。 而寫作 書中篇目的那兩年，她正在經受癌癥的折磨，一直活在「即將不久於人世」的設定中。這些峰回路轉、技術已經非常純熟的故事，一旦被抽象提煉，其可信度就會大打折扣。但孟洛卻有足夠的自信和氣勢，透過她的敘述，將讀者引導得如臨其境。評論家都註意到，這些小說比之前的作品略微多一些情節劇的元素，而刻意的反戲劇化本來是孟洛作品中較為鮮明的特質。這很難不讓人揣測，作者將她自己對時日無多的焦慮，隱隱施加到了人物身上——她需要用更快的速度推進故事，更簡潔的方式揭示命運，更大的密度展示技術。作家的沖動在字裏行間閃爍：在假定（所幸只是假定）的謝幕時刻，對於那些她寫了幾十年的母題，也許真的到了總結陳詞的時候。
將【幸福過了頭】與孟洛的處女作【快樂影子之舞】（1955）對照起來看，她的創作脈絡會顯得更為清晰。 比方說，你完全可以將【幸福過了頭】裏的這篇【溫洛嶺】和【快樂影子之舞】中的名篇【辦公室】放在一起看，看出它們之間深層次的呼應關系。【辦公室】確實是那種只能寫在70年代之前的作品，小說裏的「我」顯然是響應維吉尼亞·伍爾夫的號召（「女人應該有一個自己的房間」），在城裏租一間辦公室用來寫作。房東麥利先生的形象頗具漫畫特征，有一張「輕而易舉地就讓人想攻擊的胖臉」。他鍥而不舍地騷擾新房客，試圖用綠色植物和茶壺將她的辦公室改造成溫馨寓所——因為女人就應該待在「家」裏。無論「我」如何堅辭或婉拒，麥利先生始終認定「淫蕩與寫作，有一種曖昧的美妙關系」，所以對於一個在外面租房子寫作的女人，他有權要求她聽他講猥瑣的笑話，有權窺伺她在「寫什麽」，有權在房門上貼惡毒中傷她的便條。小說結尾，「我」只能落荒而逃，退租搬走，但是，「等到那幅情境漸漸淡化時」，「我」還是準備再找一間辦公室。 比起綿延在【溫洛嶺】結局的那種羞恥感與宿命感攪拌而成的悲涼來，【辦公室】傳達的情緒要簡單得多——憤怒、質疑、抗議，這些強烈的情緒裏終究還承載著希望，調子大體是樂觀的。這正是五六十年代女權運動方興未艾時的普遍現象。
我不明白那些把孟洛作品歸納為「不談政治」的人，究竟將「政治」這個詞定義在怎樣狹窄的範圍裏。 那些散文化的、關於加拿大鄉鎮變遷的篇目，記錄經濟與自然的角力，傳遞作者對全球化和城鎮化的疑慮——盡管表達得婉轉而恬淡。其中，不足萬字的短篇【亮麗家園】則幹脆直面「加拿大式強拆」，將人類社群用「集體利益」的名義逼個體就範的過程，寫得既準且狠。當然，這些在孟洛作品中的比重最多不超過兩成，其余的，也是孟洛作品中最出彩的部份，幾乎都可以嵌入標準（甚至大部份已經過時）的性別政治的範疇。性別政治算不算政治？鑒於總有人在討論女權算不算人權，所以「性別政治算不算政治」居然成為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老實說，哪怕真的存在純粹的「為藝術而藝術」的那類作家，孟洛也絕對不屬此列。
在【幸福過了頭】中，被書評家談及最多的兩個短篇，不僅性別沖突最為激烈，而且不避開暴力和殺戮，略微脆弱一些的讀者，會被其中涉及的六條人命，震撼得難以入睡。 【 多維的世界】裏的多麗，沒有覺察到丈夫的控制欲已經強烈到極度病態的地步，更沒想到她只不過一言不合、出門與閨蜜多待了一會兒，回家就目擊丈夫手刃三個孩子的人間慘劇。丈夫進了監獄，再也無法將自己拼成一整塊的多麗仍然像木偶一樣等待著丈夫手裏的那根提線——她不願意承認，唯有丈夫從獄中寫來的那些「仍留有他過去誇誇其談痕跡」的信，才能須臾麻醉她的痛苦。他替天堂裏的孩子代言，說他看到了他們，說他們過得很好。一如既往，他的話在多麗心中具有一錘定音的效果，「牢牢地盤踞在她心裏，就像是一個秘密」。
另一篇【遊離基】中透視兩個女人之間競爭關系（當然是為了男人）的角度，刁鉆到了徹底重新整理我閱讀經驗的地步：一個上門打劫的亡命之徒，告訴身患絕癥、新近喪偶的寡婦自己剛剛槍殺三個家人（又是三個）。半是恐懼催生的急智，半是某種深埋於潛意識的傾訴欲，讓她「編」出了一個流暢的故事——關於妻子（她自己）如何毒殺即將上位的小三——作為與兇手交換的「秘密」穩住他，幫助自己脫離險境。小說最後，作者不動聲色地告訴我們，這個故事至少有一半並不是編的，只是角色錯位——寡婦自己，才是那個曾經的小三。兩個女人之間的戰爭，在經過那麽多年之後，以這樣的方式了結（或者延續），簡直驚悚之至。劫匪奪門而出之後，寡婦心裏一陣絞痛，她的結論是：現在才明白失去那個男人的滋味。仿佛空氣離開了天空。
仿佛空氣離開了天空——這已經不僅僅是愛的問題了。女性自我的迷失，對控制的甘於臣服，以及背後的深層痼疾，這些東西始終縈繞在孟洛數十年的作品中，她不厭其煩地重復著，柔韌地在這塊被宏大主題擠到角落的方寸之地上耕耘著。 起初的故事，處置人物（尤其是將其推往絕境）、揭開傷疤時，她下筆是略顯猶豫的，但需要作者表明態度時倒從不怯場，那時的孟洛甚至偶爾並不掩飾一個鬥士的姿態。到了後期，情況正好倒過來，人物和情節趨向慘烈、不留余地，孟洛自己的態度倒越來越柔軟，對筆下女性及其環境的悲憫和理解溢於筆尖。
甚至，【幸福過了頭】的標題作品，那個篇幅接近中篇（novella）、框架足夠吞吐長篇（fiction）的短篇（story），索性以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俄國女數學家蘇菲婭·科瓦列夫斯基為藍本，塑造了孟洛寫作史上最豐滿也最接近「完美」的女性（當然境遇也足夠悲慘）。她的完美難免讓她身邊的世界顯得很不完美，即便如此，作者敘述的語氣仍然是和緩的、溫情的，沒有廉價的、無語問蒼天的憤懣。我不能再劇透這個故事，因為它幾乎集中體現了孟洛的技術高度，其中的每一道精心設計的褶皺、每一次將時間線打亂之後再回來的瞬間，都是無法被重述的。 也許，隨著閱歷增長，孟洛更願意引導讀者相信，沒有什麽樣的人和事是不能被直視、不能被理解的，只要你樂意轉一個角度，從側面或者從反面看，世界就可能是另一個樣子。
三
我沒有回到餐廳而是上樓去脫掉了衣服。我穿上了母親的黑色人造絲晨衣，有粉紅和白色的花點綴著。一件她從來不穿的不實用的禮物。在她房間裏，我渾身起了雞皮疙瘩，挑戰地看著三向鏡中的自己……張伯倫先生的聲音在我頭腦裏回響，「比黛爾大不了多少」，這聲音作用在我身上，像人造絲撫摩著我的皮膚，包圍著我，讓我感覺到危險和渴望。（【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
女孩名叫黛爾，是個高中生，正是會對生活中出現的所有男人都產生好奇和恐懼的年紀，正是會跟閨蜜半真半假地談論性的年紀。那個跟他半生不熟的成年男子叫張伯倫，是家裏女房客的男朋友，他有一雙白皙的手，和一堆從戰場上帶來的故事。此刻，他就站在樓下的客廳。女孩和這個男人之間，橫著她的母親，她跟張伯倫隨口閑聊著那些熱帶的早熟的女孩，卻又警覺地打發女孩上樓。 在這個名叫「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的故事裏，「女孩」總是自覺地與「女人們」拉開距離——她認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就是要從她們的樣版中突圍，她相信她的生活會跟她們截然不同。在黛爾眼裏，哪怕是母親，也只是那些「女人們」中的一個而已。
在聽到張伯倫和母親的對話之後，黛爾脫掉自己的衣服，換上了這一件母親的晨衣。這是下意識的行為。在感受到危險和渴望時，女孩黛爾覺得只有把自己的肉體，裝進「女人們」程式化的外殼才是安全的，哪怕它是人造的、廉價的，哪怕它只是提供某些假象。
【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寫於上世紀60年代末。那時，年輕的孟洛就已經能嫻熟地在細節裏使用這樣尖銳的意象。這一篇同樣可以拿來跟【溫洛嶺】放在一起對讀，因為在【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裏，黛爾也一直以為張伯倫會對她「做點什麽」。黛爾期待的那種性接觸是矛盾而混亂的，似乎既有浪漫化的男權意誌，也有那麽一點抽象的女性自我意識。用她自己的話說，那應該摒棄「父親或同誌式的友好」，必須「像閃電一樣野蠻，瘋狂的閃念，對體面的表象世界的一次夢幻般的、無情的傲慢入侵」。入侵的究竟是她自己，還是這個虛假的世界，她也說不清楚。而書外讀者的疑慮，被作者的敘述一次次懸置。我們都知道有事要發生。作為一個老於世故的讀者，我們擔心年輕女孩的叛逆被無恥的男人利用。當張伯倫開著車來、對著黛爾按喇叭、讓她雙腿發軟的時候，我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然而，我們擔憂的性侵，以及更可怕的惡性事件，都沒有來。 孟洛善於讓讀者的預計落空，然後猝不及防地給你另一種震驚。 我們漸漸發現，張伯倫要黛爾做的是兩件事：首先，把他女朋友弗恩的信偷出來，因為他曾經在信上許諾過娶她，而現在想違背諾言，遠走高飛；其次，到僻靜的小河邊，以一個重度露陰癖的姿態，來了一場匪夷所思的個人表演。這一段孟洛寫得極其耐心，從黛爾的視角審視這個男人是何等的自大，又是何等的虛弱，寫他「在靜靜的花枝的環繞中，整個表演似乎是被迫的，怪異而意料之中地誇張，像印度舞蹈」。如是，孟洛把諷刺力度推到了最高級，這根弦一直不松勁，直到最後張伯倫用一句台詞把一切都變成了一個寒冷徹骨的笑話：
「‘你真走運，呵？’他對我笑著，雖然他還沒有完全喘過氣來。」
「你真走運」——【溫洛嶺】裏的富翁雖然一言不發，但很可能也是這麽想的。在他們的定義裏，這種肆意宣泄性別優越感的姿態，對女性並沒有造成什麽肉眼可見的傷害——這簡直是他們道德節制的體現，女人有什麽理由要求更多呢？在孟洛冷峻的筆下，這兩個世界之間的鴻溝委實令人氣餒。小說裏有一處與主要情節關系不大的閑筆，寫黛爾在路邊看見一只躲在樹上的白色孔雀，從它的叫聲裏聽出「瘋狂、責罵和雜亂」。但是轉述這件事給張伯倫時，對方的反應卻是馬上唱起歌來：「去看孔雀，去看美麗的孔雀。」黛爾的閨蜜很快就跟著贊嘆孔雀的「漂亮」，卻引來黛爾的反感。於是，上樓睡覺時，黛爾才寫下了那句關於孔雀的詩：「朦朧的夜晚，是什麽在樹上鳴叫？/是孔雀的歌喉，還是冬天的幽靈？」
四
短篇小說發展到孟洛的年代，作者和讀者都已經習慣於不在文本中追索標準答案。孔雀代表什麽，「美麗」代表什麽，黛爾的反感又代表什麽，我們不必落到實處。我們需要感知的是，當女性和孔雀都只能負責「美麗」時，女孩和女人們的世界，會變得多麽荒蕪。同樣的，在這樣的世界裏，男人們最終也淪為一個粗糙的符號，所以黛爾無法清晰地想象張伯倫先生，她說：「他的在場很重要，但總是模糊不清；在我白日夢的角落，他沒有特征，但很強大，然後像藍色日光燈般嘶嘶作響著消失。」
在【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的末尾，張伯倫果然嘶嘶作響著消失了。他的女朋友弗恩嘆息著當初為什麽要扔掉那些談婚論嫁的信。黛爾的母親當著她的面說，幸好她逃掉了一場糟糕的婚姻，背著她卻說，「我為弗恩的生活感到難過」。我們甚至在字裏行間隱約看到了對弗恩懷孕的指涉，但並不那麽確定。確定無疑的是，經過這些故事的洗禮，黛爾長大了，而且，對於那些並不確定的東西，她已經「決定反抗它」。這也是【溫洛嶺】中的女大學生最終的選擇。
【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同時也是孟洛的一本短篇小說集的標題。除了這個同名的短篇以外，其他所有的篇目也都以黛爾作為女一號敘述者。其他人物的名字、身份，以及他們所處的環境（加拿大一個叫諸伯利的小鎮），都保持一致，故事的情節雖然各自獨立，彼此間卻也有一定的連續性，因此這本書曾一度被認為是孟洛唯一的長篇小說。不過，如今學院裏一般把這一類作品稱為「系列短篇」（story sequence）或者更形象的「短篇故事環」（short story cycle）。
整本書也確實像一個看不見的環。透過黛爾的視角，小鎮上各色女性的故事被串在一起，占據舞台的前景；稍遠處，仿佛是舞台的後方，則是屬於男人的那個環。在諸伯利，男人與女人當然常有交集。但在黛爾的觀察中，這兩個世界各行其是，各有一套難以打破的規則，從未平等而和諧地交融在一起。
考慮到六七十年代女權運動風起雲湧的語境，這樣的敘事倒也不能算特別異類。不過，時隔多年以後，中國的讀者拿起來重讀，卻會時不時地被某些細節震撼，體會到某種年代錯亂的荒誕感。比如下面這句：「我讀了或跳讀了人口增長的統計數據，各個國家透過的支持或反對人口控制的法律，因宣傳計劃生育被抓進監獄的婦女。」世界太大，樣本太多，我們以為早就洞悉秋毫的一面，翻過來就是另一面。
書裏的黛爾所經受的，就是被當時各種來自報紙上、書本上、生活中的樣本重重包圍的過程——當然，這同時也是她從中尋求突圍的過程。她信仰知識，喜歡閱讀，熱愛觀察，不希望被任何一種意識形態徹底說服。無論是遵守傳統觀念的姑媽，還是她那個從小就夢想著出嫁的閨蜜，或者離經叛道、熱愛藝術卻最終把自己變成祭品的女教師，都不是她的理想樣版。哪怕是她自己的母親，這個被小鎮婦女當成瘋子來嘲笑的女人，雖然對黛爾的成長影響最大，最終也成了她需要抵抗的物件。因為她敏銳地感到，母親的女權言論常常是空洞的、教條的、缺少策略的。當她對著黛爾熱情地宣告「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開始改變了…… 我們需要自己的努力實作這種改變」時，黛爾卻在想，「她對我的了解就僅限於此」。
在孟洛的作品序列裏，【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之所以被認為特別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評論家在其中看到了太多孟洛自己的影子。黛爾的成長軌跡、家庭背景，與孟洛本人精確重疊。在作為這本書尾聲的短篇【攝影師】裏，黛爾像孟洛一樣當上了小說家，因為市政廳圖書館裏所有的書都不能滿足她，她說： 「我要有自己的書，我想我唯一能把生命派上用場的就是寫小說。」
不過，僅僅以自傳體的性質來解釋這本小說的出色，是不夠公平的——即便大部份取材於真實的生活，一個優秀的小說家還是能把熟稔的事物寫出陌生感，寫出某種剎那間浮出日常生活表面的質地。 見證小鎮風物的女孩和女人們有很多，孟洛卻只有一個——在她的筆下，人造絲或者白孔雀，都會出現在它們應該出現的地方。
（本文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22年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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